地下黨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廁所，看守卻意味深長道：早去早回

1949年，范紀曼被捕，不久被判處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廁所，看守卻叫住了他，意味深長地說：“早去早回！”

范紀曼是我黨的一個傳奇，他的革命工作起點在漢陽兵工廠專門學校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那年范紀曼19歲，在兩所學校就讀期間成為了地下黨。

1928年，范紀曼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一年后，他又考入北平大學。彼時，“白色恐怖”盛行，范紀曼極力掩飾身份，由于叛徒出賣，他還是被捕了。不過因為缺少證據，范紀曼最終被無罪釋放。

正是這次入獄，范紀曼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直到1932年，范紀曼通過女同學薛迅才找到上級黨組織，當時全國黨組織破壞嚴重，僅憑范紀曼的“紅口白牙”，上級無法證明他的身份。

也在這時，范紀曼聽到老朋友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曹策被捕的消息。范紀曼顧不得身份，為營救曹策四處奔走、聯系，終于搭上了陳恭澍這根線。

陳恭澍是范紀曼在黃埔時期的老同學，時任國民黨北平軍部秘密刊物發行負責人，通過他居中聯絡，必定能夠營救曹策。

范紀曼深知陳恭澍為人，主動提出可以免費幫助他做一些工作。陳恭澍也不客氣，抱來一堆外文材料讓范紀曼翻譯，承諾范紀曼做好這些工作，他就可以幫助曹策脫險。

此時，陳恭澍沒有多想，認為曹策是范紀曼的好朋友，自己無非是幫幫忙而已。拿到翻譯材料的范紀曼更是欣喜，他發現這些外文資料是國外大使館寫給國民黨的一些時局建議，這正是我黨需要的情報。

范紀曼翻譯完之后，給陳恭澍一份，再給上級黨組織一份。不久，曹策被順利保釋出獄，范紀曼的身份也無需再證實了。

半年后，由于被叛徒出賣，范紀曼再次入獄，在女友彭雅蘿營救下，他才得以脫險。出獄后的范紀曼一邊在中學教書，一邊自學俄語充實自己。

一次，范紀曼在跟隨女友彭雅蘿拜年時，在朋友家中認識了上海《大晚報》駐北平記者劉逸樵，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劉逸樵給范紀曼介紹了一份翻譯日文的工作，翻譯好之后直接交給他。

隨著兩人接觸，范紀曼得知劉逸樵的真實身份不簡單，他實際是蘇聯紅軍情報處的工作人員，說到底，兩人是屬于一個黨派、一個陣營的同志。

1936年，劉逸樵、范紀曼先后前往蘇聯學習。其間，范紀曼結識了地下黨員，準備赴法的錢俊瑞，兩人理想相同，結下深厚友誼。范紀曼回國之后，被組織調到上海工作，他的上級聯系人正是錢俊瑞。

1939年，范紀曼與彭雅蘿結婚，也是這一年，組織調整人事安排，劉逸樵從蘇聯回國，成了范紀曼的上級，兩人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合作。

彼時，上海抗戰形勢十分緊張，組織通過特殊渠道獲取了一臺可以直接與延安聯絡秘密電臺。為避免遭到敵人破壞，范紀曼偽裝成商人在敵人眼皮底下從五金店“買”走了電臺。

接著，范紀曼上了接應他的汽車，到開在靜安寺附近的商鋪中挖了個地洞，確認安全之后，將電臺放進去，這才保證了上海與延安的聯絡。

1943年，就在范紀曼認為他要繼續為黨工作，直到抗戰勝利時，多年未見的陳恭澍來到上海，找到范紀曼，要他為自己翻譯日偽情報。

劉逸樵是一位有遠見的地下黨，他認為抗戰勝利后，以國民黨蔣介石的做派斷然不能接受和平建國的主張，若是將范紀曼安插在國民黨中，興許之后會有大用處。

于是，劉逸樵同意了范紀曼為陳恭澍翻譯日偽情報的工作，并指示他找時機潛入國民黨內部。范紀曼延續“老路子”，將情報翻譯兩份，一份給陳恭澍，一份給劉逸樵。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國內形勢果然如劉逸樵預料那般，此時的范紀曼早已打入國民黨內部，他化名為范行，精心設計了個人履歷，受人引薦，見了陳誠。

陳誠對“范行”十分滿意，同意他加入國民黨，進入軍部，從事國際情報工作。范紀曼提拔的速度非常快，不久，他成了國民黨少將，毛人鳳的頂頭上司，一時風光無限。

職位越高，范紀曼獲取的情報就越有價值。三大戰役期間，范紀曼甚至拿到了邱清泉駐防位置、陳長捷決堤等出自蔣介石之口的絕密情報，這些情況都盡數被我黨所掌握。

1949年，國民黨已經行至窮途末路，特務機構像瘋狗一般拼命搜捕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下黨，其中就有曾經與范紀曼接觸過的地下黨沈寒濤。

沈寒濤受不了酷刑，出賣了范紀曼，不久，范紀曼被捕入獄。起初，國民黨上下不敢把范紀曼怎樣，他在監獄大擺少將“威風”，甚至可以無視監規，與看守喝酒、打牌。

直到4月的一天，一個叫周黎揚的人告訴范紀曼，國民黨準備要判處他死刑。范紀曼見周圍看守嚴了起來，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他思慮再三，決定越獄。

4月11日凌晨，范紀曼假裝肚子疼，讓看守帶自己去廁所。令范紀曼意外的是，看守并沒有跟著他，而是說了句：“快去快回。”

到廁所，范紀曼找到了一塊木板，迅速架在竹籬笆上準備越墻逃跑。由于太過緊張，范紀曼第一次沒有成功，掉下來跌傷了面部，再一次登上木板之后才成功越獄。之后，范紀曼住到朋友家中，直到上海解放。

范紀曼退休后，回憶起越獄經歷曾提出兩個疑問，一是為何看守不和自己一起去廁所；二是自己從木板上跌落，動靜很大，看守也沒有來。

根據范紀曼的疑問，黨組織做出了兩個解答，一是看守可能是“自己人”；二是范紀曼平時在獄中自由散漫，看守放松了警惕。

歷史已經過去，真相已經不得而知。晚年的范紀曼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但他仍關心國家發展，在將所藏圖書、唱片全部捐獻之后，于1990年12月病逝，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