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手上社保應該量力而行，避免搞“道德綁架”和“大躍進”

對于數量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來說，構建一種覆蓋范圍更廣、更尊重勞動者自主性的中等保障水平的社保體系（美團模式），顯然比那種“小而精”的高標準社保體系（京東模式），更符合當下的國情。

今年社會上對底層的社保問題越來越關注，一是農民老齡人口的養老保險問題，二就是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參保率低的問題。

對于后一個問題，現在做的比較好的是京東和美團兩家企業，他們的方案也分別最具有代表性意義。京東的模式是給所有全職外賣騎手擔負五險一金，美團的最新“4.3方案”是，在南通和泉州試點區域內，所有跑單收入超過社保繳納基準線（6個月中有3個月超過）的全職或穩定兼職人員，如果愿意繳納職工養老保險的話，平臺給予50%的補貼。

簡而言之，京東模式是繳納標準高，但是惠及人員少，京東全職外賣騎手不過1萬人左右，一年支出僅有2億左右，對于一個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的企業，這點支出并不算什么。而對于以外賣作為主營業務的美團來說，活躍騎手數量達745萬，高頻騎手數量也超過80萬，它的特點是不搞大而全，而是進行針對性的補貼，但惠及的人數多。

那么如何衡量兩個模式的優劣呢？以及如何構建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保障體系呢？筆者觀點如下。

第一，要考慮企業的實際承擔能力，避免不切合實際的、殺雞取卵式的社保“大躍進”。

估計全國靈活就業人員至少有2億，按照最低繳納基準算，如果全部給這些員工繳納五險，就需要用人單位支出3萬億左右。2024年，我國民營企業500強的營收約45萬億、利潤為1.69萬億——這大概占了全國民營經濟的三分之一的營收和利潤。依此計算，剩下的中小微企業利潤加起來不過3-4萬億。

而靈活用工企業本身絕大多數都是小微企業，這些小微企業艱辛創業，能夠提供數億就業崗位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貢獻和福利，如果再讓他們去承擔社保，即繳納高額的社保稅，那么企業的大部分利潤將不存在，企業進一步發展也就不可能，中國將跌入類似阿根廷、委內瑞拉式的殺雞取卵式的福利社會，那么對于基層勞動者而言他們的經濟福利損失將更大。

京東雖然慷慨、一步到位，不過筆者認為京東的經驗并不具有普遍推廣的可能，因為這種模式，只能在企業營收高，并且靈活就業人員比重少的情況下，才能敢于用這個力度補貼（所以，很多媒體都說京東是攪局者，是想在輿論戰上獲得先機）。網絡輿論現在拿京東做標桿，對于做不到“五險一金”的企業搞口誅筆伐，沒有做到就是無良企業，這是無助于問題真正解決的。我們企業只有在降低經營稅負、社保稅負情況下，才可能談增加企業的社保支出。

第二，尊重參保自主性，充分考慮就業者的真實繳費能力。

根據研究，絕大多數靈活就業人員，社保支出不愿意超過500元。如果單位統一繳納五險，除了公司要承擔繳納基數的32%左右，個人還需要承擔15-18%左右，比如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個人至少需要承擔719元，二線城市也要承擔500元以上，顯然都超過了多數靈活就業者的心理承受線。

并且社保必須連續繳納15年以上，才有資格領，累計需要繳納十萬元以上。所以，這是一個長期連續的、數量不小的投資。還有一個現實，很多勞動者認為，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單位既然給繳納五險，大概率就要降低工資來攤薄成本，綜合算下來勞動者到手的工資可能要減少15%左右，累計社保投資會更多，最低需要15-20萬。

而靈活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是低收入家庭出身，他們更愿意在乎增加眼前現金收入，而非長遠保障。比如根據中國社科院孫萍團隊的調查，和長遠的保障比起來，騎手更需要短期收入，一半以上騎手不愿意繳納社保。根據北京大學國發院張丹丹團隊對3萬名平臺靈活就業人員的調研，僅有10%的騎手愿意承擔“五險一金”的支出。

正如人社部副部長李忠在第十一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所說的：“參不起、不愿參、不便捷并存，成為權益保障的重點”，所以，強制企業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數靈活就業人員的心意，繳與不繳應該建立在尊重就業者的基礎上。

另外，個人繳納社保積極性不高的原因，還有跟兩個預設條件有關：一個是我國社保跟戶籍掛鉤，靈活就業人員多數是進城農村戶籍人員，異地繳納社保，權益不能及時得到兌現是一個問題；二是一旦繳納“五險一金”，就要變成強制勞動關系，這也改變了很多就業者的“靈活”的初衷，以及靈活就業本身的經濟和人文價值。

所以，對于繳納社保問題，社會和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就業者做決定，哪怕初衷是好的，但是未必是他們真正所需要的。而打破戶籍和編制的枷鎖，讓兼職騎手也能在戶籍地繳費領取養老保險補貼，正是外賣平臺基于現實考量做出的制度設計。

第三，根據經濟現實發展水平，確定合理的社保梯度方案，不能張口就是“五險一金”。

“五險一金”是未來的最終努力方向，但是絕對不是立即就可以實現的。由于我國社保體制起步很晚，去年僅有2.46億就業者享受“五險一金”，這其中還包括8000萬財政供養人員，以及5500萬國企就業人員，如果除去他們，實質上享受“五險”的民企職工僅有1.1億左右，占“體制外”勞動力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只有在非常成熟的企業職工才能實現這個待遇。

因此，現在還不是一上來就給收入不穩定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講“五險”的時候。對于他們來講，當務之急仍然以擴充就業崗位和提高收入，而非進行社保大水漫灌。企業增加社保支出，也應該是要有針對性，利用社會有限的資金，補充所最急需的，給盡量多的人提供最需要的福利。

對于騎手而言，他們本身已經享有城鄉基本醫療保險以及工傷險，這基本可以覆蓋他們需求，他們目前真正最短缺的是養老保險。有人測算，如果一個企業支出20億社保補貼，兜底繳納五險一金的話，只可以覆蓋10.66萬人，而有針對性補貼養老保險短板的話，可以幫助38.7萬人，顯然后一個方式對普羅大眾更有利。

第四, 完善中低層就業人員的社會福利，是政府和企業，乃至消費者個人的共同責任，不可把責任完全推倒其中一端，讓其承擔所有壓力。

以農民工、新型靈活就業人員為代表的社會基礎就業者，他們用自己的勞動紅利，也就是超低價格的勞動力輸出（同時他們還在城市消費），支撐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享受他們勞動紅利的不僅僅有企業，還包括政府和消費者，所以，筆者認為，如果想解決靈活就業人員待遇低，缺乏保障的問題，還需要消費者與地方政府配合。

比如應該適當提高服務價格，消費者不能一方面作為低福利的享受者（一個深夜訂單只需要三五元的跑腿費），一邊抨擊商家或政府對騎手福利不作為，而一邊卻不愿意支付與市場同等價值的價格。

政府更需要承擔責任，北京大學國發院張丹丹教授就指出，不僅應該企業要給靈活就業人員進行社保補貼，地方政府也應該為之提供補貼。越是發達的地方，越是外地年輕勞動力密集的地方，它們不能無止境地享受外地智力和勞動力資源輸入提供的各種紅利，而最終把養老責任又甩給戶籍所在地的政府，這是一種極端不公平的交易。因此，靈活就業人員所在地的政府應該提供這種補貼，最近廈門等地開始補貼醫療保險，不過以后還應該關注養老保險。

基于以上幾點，筆者認為京東模式具有道德激勵價值，但是缺乏普遍適用性。美團的補貼模式，更充分地考慮了靈活就業人員自身的自主性，繳與不繳，在哪里繳都由騎手自主決定，它在試圖構建一種覆蓋更多人的中等保障水平的社保體系，顯然比那種“小而精”的高標準社保體系，更符合當下的國情。

筆者認為這兩個企業都為今年開了個好頭，不管是給1萬騎手上五險一金，還是給100萬騎手補貼養老保險，都很重要。但在具體落地時，需要科學決策、穩步推進，不能盲目搞“大干快上”，也不能忽視勞動者的真實需求。未來需要企業、政府和社會有識之士多方參與，才能解決這個2-3億人口的福利問題，我們相信隨著企業探索經驗的增多，會涌現出越來越成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