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創科的沖擊與西方政治的無力

文︱鄧飛

近日，當代德國哲學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投書《南德意志日報》，發表對特朗普和馬斯克的猛烈抨擊。哈伯瑪斯的觀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提醒歐洲國家，不要再對美國保持政治幻想，要自己團結起來；二是警惕馬斯克這些矽谷技術強人企業，正在建立一種威脅西方憲政體制的矽谷技術官僚維權體制，或者用他原話稱作“The Authoritarian Figure of the Digital Age”，以及“a new form of technocratic-authoritarian rule”。

簡單來說，威脅西方百年累積建成之民主憲政體制的新專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法西斯人物或者意識形態，而是這種無遠弗屆、無處不在，并把包括政治在內一切事務都化約為數碼或者數字的新技術官僚體制。

對于他的第一點，筆者并無異議。問題是第二點，老實講，我對這種觀點很不以為然。這是一個人算不如AI算、AI比你更了解你的時代，AI或者說創新科技的飛速進步，本身就是一種新的時代啟蒙，將把過去視之為不證自明的政治哲學和社會政治體制，無情地甩在后面，甚至扔進歷史的堆，一如幾百年前源自蘇格蘭和法國的啟蒙運動，把中世紀上千年以來視之為不證自明、符合自然法的“君權神授”狠狠打破那樣。

垃圾

西方或者現代政治哲學的悲哀在于，完全失去了古希臘羅馬哲人們的理論開創性，也失去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哲人們的批判性思維和理論再創造能力，徒然保持過去兩百年甚至一百年不到的政治理論與實踐，純粹繼續做前人理論的當代個案研究，說白了，只是在做先賢們的注腳而已。既無益于理論創新，更無益于實踐行動。

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理論與實踐似乎從左翼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滑向右翼保守主義，但實際上是困囿于這兩種已經折騰近兩百年的非此即彼的選擇。真正的困境，是理論的枯竭，是面對左右互不妥協、社會多元化程度已經超過了可以彼此妥協和取得共識的程度（所以無法再整出如九十年代英國保守黨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那種名左實右的理論創見，如果可以稱為創見的話），是面對創新科技飛速發展、發展到我們社會人文尚未習慣上一個技術進步，而下一步技術進步已經來臨的手忙腳亂的窘態，西方政治理論發展已經無法跟上這個步調，而這些曾經如網紅般流行的政治哲學家，無論怎么評論，其實只是在哀嘆新技術對舊秩序的沖擊，只是在哀嘆在新技術沖擊之下，舊秩序的無力抵抗，純粹是一種沒有任何實踐意義和理論創新意義的哲學懷舊感而已。

這不是施賓格勒（Spengler）式的“西方的衰落”，因為一百多年前的他（又是德國人）并沒有看到今天的社會多元性，更沒有看到今天令人畏懼的科學技術進步。所謂理論，就是對現實的認知、理解、梳理和對未來的指引。西方政治理論的枯竭，就是對現實認知、理解、梳理的匱乏和茫然，更遑論對將來對指引。

差不多在十年前，當時的希臘出現財政危機，當年的中學通識教育科居然要為此而備課，當時誰知道會不會忽然在DSE考試整出這么一道題啊。所謂“料敵從寬”，當然還是備課和教學生應試為上策。

但在備課過程中，筆者忽然有種感覺，這不純粹是公共財政學問題（這是我正經八百學過的學科），這是某程度反映了西方體制陷入“此題無解”的困境，因此匆匆寫下一篇評論文章，并在2015年7月7日刊登于某報教育版。當時還沒有今天的科技進步和社會多元，或者說撕裂。但筆者認為，“其實真正的危機，并不在于難以走出這個民選體制債務化的惡性循環，而在于缺乏政治哲學的反省意識和理論儲備。缺乏反思意識在于，非西方世界把來自西方、宣稱普世的政治理念及其實踐體制奉若圭臬，仿佛一切都是不證自明的，結果不僅在本國實踐過程當中，未見其利，卻弊端百出。這倒也罷了，可怕的地方更在于完全沒有更多的政治哲學的理論儲備，以至于難以找到另一種體制的出路。

到了今天，舊的政治哲學理論儲備不僅解決不了仍舊困擾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的信貸危機，借用黃子華“棟篤笑”的金句，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總貸款額不是達到天文數字，而是達到了“地府”（指冥通銀行）數字，而且還要面對網絡科技進步到濫用所帶來的“訊息蠶房”現象，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個派別之間不可妥協、不可調和的矛盾撕裂，要面對科技進步以及由此加持的所謂金融創新行為所進一步加劇的各種不同階層之間的鴻溝差距，從貧富差距，到數碼鴻溝，最終就是認知差距，和生命質量的差距！

早在十七世紀的西方，整個綿延千年的封建政治及社會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發展需要更新這一套體制，但怎么更新法呢？往哪個方向更新呢？起源于蘇格蘭、濫觴于法國的一眾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為突破封建社會體制的桎梏不停地進行理論探索，天賦人權理論對君權神授理論的挑戰，共和體制對君主體制的替代，人文主義對唯宗教論的質疑等等，這些思想的開拓、理論的探究，不僅僅為后來的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西方擺脫封建體制直接提供了思想上的刺激和動力，更重要的是，為擺脫已經走入死胡同的舊體制提供了新的制度選擇，至少是在理論上論證和縷析了舊體制之外的其他制度選擇！這就是我所說的理論儲備的意義。

回到今天，我們只見到現有體制似乎難以持續有效運轉下去，但卻沒有如啟蒙時代那種分量的思想家、哲學家投入足以為我們開啟別樣體制選擇的理論探索，有的只是斷章取意、嘩眾取寵的各類新舊媒體的夸張報道與評論，有的只是文首所提那種陳腐的注腳，這些又何以為人類走出體制困局帶領指引！你不必全盤接納早已不是顯學的唯物論，但以下馬克思這句話還是頗有洞見的：“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