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線思維下的文明演變及體制韌性

項兵/文

長線主義著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歷史尺度，關注文明的演化、國家體制的韌性，以及社會的長期繁榮與興盛。然而在現實中，盡管部分決策者懷有踐行長線主義的意愿和情懷，但由于選民和股民更關注短期利益和即時回報，這使得長線理念的實施往往面臨重重障礙。

面對這一困境，筆者認為，要實現并落實長線主義，不僅需要喚醒選民和股民的長線意識，還應將長線元素系統地納入社會契約以及企業領導人的績效考核體系之中。

長線主義的落實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希望將探討和弘揚長線思維作為推動長線主義的一個起點，以此呼吁更多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者、對子孫后代及地球可持續發展負責的仁人志士，運用長線思維更好地應對人類當前面臨的重大挑戰。

長線思維視角下的兩希文明演進

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KarlJaspers）在其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TheAxialAge）的概念。這一時代大約從公元前800年持續到公元前200年，期間，希臘、希伯來、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在全球不同地區獨立發展，為人類文明奠定了堅實基礎，形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軸（Axis）”。因此，這個時代被稱為人類“軸心時代”，這一時期的文明則被稱為“軸心文明”。

盡管希臘的理性、希伯來的神性、印度的空性和中國的心性各有特色，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心靈的搖籃，體現了人們對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并實現了超越性突破，其影響延續至今。

在四大軸心文明中，希臘和希伯來文明相融合形成的“兩希文明”推動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引發了宗教改革，孕育了啟蒙思想并催生了科學革命。這一系列變革使人類從神學及教權（下稱“教權”）和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催生了理性的運用和現代科學的發展，為以法治及契約精神為紐帶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以及現代社會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兩希文明”的融合逐步將人類從“教權”（通過文藝復興和宗教運動等）和“王權”（由《大憲章》開啟變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催生了現代化（包括現代教育、科學技術進步、市場經濟制度、現代國家建設以及人類生活條件的大幅改善等）及現代性（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理性、科學、民主、法治等）。它們通過不斷演變及革新，一步步塑造了現代世界，并逐步成為當今世界文明的主流。

筆者試圖從“兩大解放”催生現代化及現代性的視角出發，觀察“兩希文明”在過去500多年的演變歷程，以及其成為世界主流文明的發展脈絡。由于涉及時間跨度大、涉獵學科眾多，本文可能存在疏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讀者寬容指正。

人從“教權”的解放

人從“教權”的解放始于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這場運動高舉復興希臘和羅馬古典文明的旗幟，開啟了現代人文主義，打破了中世紀較為封閉僵化的教會權威對人類精神世界和思維的禁錮。從此，社會發展從以神為中心逐步轉向以人為中心。

文藝復興不僅確立了人的價值和尊嚴，倡導個性解放和個體自由，還為世俗生活和追求幸福生活正名，同時為藝術的繁榮拓展了新的空間。在經濟領域，文藝復興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理性主義，現代科學和現代教育由此萌芽。同時，正如尼采是基督教的“消毒劑”，“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基督教的變革。

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國沃爾姆斯市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這篇檄文對天主教會的教義和實踐提出了批評和質疑，標志著宗教改革運動的開始，并催生了基督教新教。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激烈斗爭，歐洲在經歷了30年宗教戰爭的殘酷洗禮后，于1648年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該和約首次確立了宗教自由和國家主權的原則，現代民族國家應運而生，現代國際法秩序開始建立。

這場宗教改革打破了“政教合一”的格局，使人類掙脫了教權的桎梏，進一步促進了現代個人主義的發展，使歐洲開始向現代多元社會過渡。

宗教改革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1905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職觀念”激發了人們追求世俗成功的動力，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韋伯的這一分析將宗教與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為觀察社會變革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此外，始于16世紀的科學革命復興了希臘的理性及科學精神，與宗教改革相互影響，與啟蒙運動彼此成就。哥白尼、伽利略、維薩里既是文藝復興的代表，也是科學革命的先驅。牛頓、培根、笛卡爾等人既是科學革命的巨擘，也是啟蒙運動的主將。

現代科學的發展不僅拓展了人的自由，解放了生產力，還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最終引發了工業革命。

人從“王權”的解放

希伯來文明存在對“王權”的體制性約束。希伯來社會是一種以托拉（Torah，廣義泛指上帝啟示給以色列人的真義，亦即上帝啟示給人類的教導或指引；狹義上指摩西五經）法度為核心的社會，其基本的社會理想是人人遵守托拉法度，并且在律法面前一律平等，這便形成一種“律法之治”。

在這種律法下，至高的立法者與審判者從來都是神自己，君王不僅無權制定法律，而且受到托拉這一根本大法的限制；同時，擁有獻祭和神諭等精神權力的祭司與先知不斷對君王的違法僭越行為進行監督，反映到實際政治生活之中即是神權制衡下的有限君權。

人真正從“王權”中解放出來要追溯到發表于1215年6月15日的英國《大憲章》。它第一次通過法律限制封建君主的絕對權力，確立任何人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原則，開啟了“王在法下”“從臣民到公民”的歷史性變革，也初步確立了“程序正義”的原則。

1689年，洛克在著作《政府論》中提出“分權”的概念，即立法、行政和外交權應該分開，以防止權力過于集中。1748年，孟德斯鳩在著作《論法的精神》中進一步發展了洛克的分權理論，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以實現權力制衡和平穩交接。

自此以后，自由與法治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核心。從英國的霍布斯、洛克和休謨，到法國的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再到德國的萊布尼茨和康德，這些啟蒙思想家通過不懈努力，推動了人類思想的解放與進步。

在他們的影響下，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繼爆發。美國的《獨立宣言》（1776年）和法國的《人權宣言》（1789年）先后問世，啟蒙思想家提出的“三權分立”理論也在美國得以實踐落地。自由、理性、平等、博愛、科學、民主和法治等啟蒙價值深入人心，成為人類主流價值觀，為現代教育、現代國家、現代市場經濟、現代金融體系以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用跨度長達千年的長線思維來看，四大“軸心文明”中的“兩希文明”歷久彌新，不斷地自我揚棄與革新，通過兩個解放（教權和王權）成為現代化及現代性的締造者。

現代化推動了科學技術進步和現代教育的逐步普及，催生了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深刻變革，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喚起了企業家精神，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人類生活質量的顯著提升。

現代性誕生了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理性、科學、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價值觀念，賦予了人類空前的自由，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斷催生創意與創新，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秩序，也進一步推動了現代化的進步。

現代化與現代性兩者之間緊密聯系、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人類社會各方面的飛躍式發展，也使“兩希文明”在過去500年間逐步成為世界文明的主流。

長線思維的啟示

當前，世界格局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

一方面，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以人工智能（AI）、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新材料和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多項重大科技達到或接近奇點。另一方面，主流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帶來了收入及財富不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此外，地緣政治之爭、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流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崛起、氣候變化等多種重大變革交織疊加，變化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遠超歷史任何時期。

應對這些挑戰，可能需要新一輪啟蒙。在面向未來的啟蒙之中，中華文明歷久彌新，有望做出新的重大貢獻。

例如，面對當今世界重大挑戰之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先哲智慧中的“天人合一”可以用來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理念超越了希臘哲學家所倡導的“人類中心主義”，即“人是萬物之尺度（OfallthingsthemeasureisMan）”。

中華文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既維護了人的尊嚴，又保持了自然宇宙的神圣性，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兼顧代際公平，確保發展成果惠及子孫后代。這個理念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弘揚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應對前所未有的多重重大變革，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范式，歷史終結論的模式及解決方案幾乎不可能出現。基于這樣的背景，經濟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社會契約、全球治理方式的探討都將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中華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將在這種局面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能夠促進各種解決方案之間的探討和解、互相融合，進而推動現代性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全球大變局下，人類要解決面臨的重大問題，離不開各國之間的緊密合作。人類未來發展還亟需新啟蒙，中華文明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可以為新啟蒙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或將一步步成為未來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

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的體制韌性

拋開中西之分，從全球來看，在過去幾千年里，世界經濟曾長期處于“馬爾薩斯陷阱”所描述的低人均收入水平狀態，這一情況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1800年前后）才迎來轉折。少數國家的人均收入開始飆升，并逐步帶動了全球經濟的騰飛，打破了持續到工業革命以前的“超穩定”狀態。第一次工業革命將人類發展帶入了一個嶄新時代：經濟發展迅猛，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社會變革的步伐不斷加速，歷史性的轉折點和關鍵拐點不斷涌現。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國家取得過不俗的經濟成就，但又因為種種原因出現了經濟的停滯甚至是倒退。例如，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曾躋身于高收入經濟體，但如今滑落入中低收入陷阱；再比如日本，其經濟體量在1995年曾經達到美國的72.6%，但如今其世界第四經濟大國的地位可能很快會被印度趕超。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一個國家的體制和總體生態體系如何有效預見、推動、把握和駕馭重大變革所帶來的機遇，成為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

筆者將這種能力稱為“體制的韌性”，它不僅包括系統的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還涵蓋了其試錯性和糾錯性。接下來，本文將用長線思維觀察一下美國、日本和阿根廷的體制韌性。

美國把握住了工業革命以來的歷次世界重大變革和機遇。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早在1835年發表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中指出：“美國的偉大之處，不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開明智慧，而在于它有自我修復、自我糾錯的能力。”

自1776年建國以來，美國幾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變革和機遇，進而實現了國家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不斷迭代和提升。這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大起大落、快速崛起及衰敗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購買路易斯安那到購買阿拉斯加，從美墨戰爭到美西戰爭，從一戰到二戰，從冷戰再到現在仍在進行的俄烏沖突等，美國成為全球每一次重大沖突的最大受益者。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時代）的追趕者，到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時代）與德國成為并駕齊驅的全球引領者，再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革命）的全球引領者，直到今天如火如荼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依舊一馬當先，美國一次次把握住了重大機會。

美國歷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獲獎者合計占總獲獎人數近一半（自2000年起更是上升到約6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占比近83%，圖靈獎獲得者占比近66%。

盡管美國也經歷了多次重大經濟危機（如1929年的大蕭條、2006年的次貸危機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但其體制卻展現了較強的自我糾錯和反省能力，具有較高的韌性和容錯率。這種韌性是美國自工業革命以來長盛不衰的基石，使其能夠在危機后迅速恢復并繼續引領全球發展。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宮，他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政給美國“以民主和法治為基石”的三權分立憲政體制帶來了“颶風”般的沖擊。美國的體制韌性是否能夠繼續經受住考驗，有待觀察。

日本則是經過20世紀50—90年代40年經濟騰飛之后一蹶不振。二戰后，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經歷了長達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黃金期。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日本與美國并駕齊驅，涌現出索尼、松下、豐田等全球領先的企業，并實現了“一億總中流”的全民中產社會。20世紀80至90年代，日本的經濟實力逐步接近美國。其中，日本1995年的GDP是美國的72.6%。

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EzraF.Vogel）在1979年發表的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中，分析和肯定了日本在多方面的成功。但十年之后，日本的經濟奇跡消逝，進入了長久的衰退和停滯不前。2024年日本的GDP只有美國的13.8%。

以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定”為分水嶺，日本經濟發展的動能開始逐漸減弱。經濟泡沫在1990年膨脹至極點后破裂，日本由此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此后，日本未能真正把握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歷史性機遇，迄今為止也沒有出現過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規模創新企業。

阿根廷可能是全球唯一從世界前十的發達經濟體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一戰前夕，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已與當時最發達的英美等國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在二戰接近尾聲的1945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兩倍。其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時的繁華程度僅次于紐約。正如其國名“白銀之國”所暗示的那樣，阿根廷曾是一個富庶的國家。

然而，阿根廷卻錯過了二戰后50余年的黃金發展期。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經濟因債務危機陷入大幅衰退，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白銀之國”的光輝逐漸黯淡，時至今日依然債務纏身、經濟停滯，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4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排名已降為全球第89位；按國家貧困線計算的貧困率高達38.1%；基尼系數達0.424。

不僅是日本和阿根廷，同時期其他帝國的不斷崩潰及衰敗也和美國的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曾經的霸主荷蘭早已喪失超級大國地位；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已日薄西山；歐陸兩強法國和德國在過去二百多年都曾大起大落。相比之下，美國在過去200多年對戰略機遇的把握及駕馭在全球獨樹一幟，在發現、驅動、擁抱并駕馭重大變革及機遇等方面的能力，展現出了強大的體制韌性。

體制韌性是制勝關鍵

有關國家競爭力的研究浩如煙海，如保羅·肯尼迪就提出過“大國興衰規律”，邁克爾·波特提出“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等。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研究的也是這一領域的問題。他們將經濟領域的制度劃分為“包容性和榨取性”兩種，認為“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經濟長期增長，但這一結論存在爭議。

以美國和“大歐盟”（包括歐盟、英國和瑞士，下同）為例，它們都是西式民主和法治的典范。但2007年以來，這兩大經濟體在經濟增長和體制包容性方面的表現似乎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觀點相左：大歐盟在解決收入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提供社會保障等包容性方面是全球的楷模，美國無法與其相提并論。但2007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活力卻顯著超越歐盟。

本文提出的“體制韌性”概念，為觀察和理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提供了更為長期、動態且具有生態體系的視野和維度。在當今全球大變局下，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挑戰之際，體制韌性對于制勝未來或將更為重要。

中國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家政策的長線性。從1953年啟動的“一五”計劃到即將實施的“十五五”規劃，中國在踐行長線主義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在實踐上實現了引領。

展望未來，中國需要利用長線思維為全球重大問題的解決，繼續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及全球化教授、杰出院長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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