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臻廣大而望精微 ——河南大學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志感

河南大學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2 月，那時我正在河大中文系讀研，而今出版社已發展壯大、年屆不惑，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紀了。雖然“回首當年已惘然”，仍不禁驀然回首，多年來與河大出版社的交集，樁樁件件，仿佛昨日之事，在此記述一二，略表對河大出版社的感念與祝賀。

一

1985—1990是河大出版社的初創期，1991—2000年河南大學轉向綜合大學發展，出版社也隨之進入發展期。初創期的河大出版社在朱紹侯先生的主持下，努力從基礎做起，致力于本校教材、學術論著和中小學教輔讀本的出版，一邊兢兢業業地艱苦創業，一邊小心翼翼地堅守本份，樸實踏實有余而開拓性略嫌不足。初創期的出版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前輩高文先生的《漢碑集釋》（1985年8月出版），高先生此書從他上世紀四十年代任教金陵大學時就開始屬草，年近八十才得以完成，凝聚了先生大半生的學術心血，總編朱紹侯先生親任責編、竭誠推出，出版后學界深致敬意，河大中文系師生尤其欽佩和感動。稍后我的導師任訪秋先生主編的國內第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1988年11月出版）和劉增杰、趙明、王文金三先生合著的《中國解放區文學史》（1988年5月出版）也由河大出版社推出，這兩部書既是適應高校教學之需的教材，也是填補學術空白之作，所以贏得了廣泛好評。以上三書基本上代表了河大出版社初創期的學術水平。那時限于印刷條件和出版制度，不免使一些學術著作印制受損。如《漢碑集釋》由原稿的豎行改為橫排，碑隸特有字不見于通行鉛字者，只能手寫刻印，以致有些字跡模糊不清。進入1991—2000年，河大出版社朝向綜合大學出版社發展，學術著作的出版受到重視，傳統文化的普及書籍尤其得到重視，也受到社會的歡迎，“元典文化叢書”就很有代表性。這一時期出版社顯然加強了河大前輩學者著述的出版，比如匯集了河大前輩學人著述的“河南大學學人文叢”，就陸續提上了出版日程。

我很慚愧，在河大出版社初創期和發展期的十五年中，前五年我在河大和北大讀書，隨后回河大教書十年，幾乎未與河大出版社打過交道。唯一的交集是與師兄關愛和、袁凱聲為《中國近代文學史》合寫過“緒論”，我2019年8月在河大的一次講談中曾有所回憶——

那書的前面有一個很長的緒論。那就是關愛和、袁凱聲和我三個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自作主張寫出來的。當決定要聯袂寫作之初，我不想參與，再三抵抗。可架不住兩位師兄的“大義”勸說，只得從命。三人在河大商量出一個大綱，然后從開封來到鄭州關愛和老師的家里，準備分頭寫文章、然后合改。我當時想伺機撒腿回北京，可是沒有跑脫——關愛和老師說不行，你得把它寫完才能走，我就故意刁難他，說那我就得吃黃鱔才寫。1987年的寒冬臘月天鄭州市場上黃鱔很少，關愛和老師騎著一個破自行車，在全鄭州跑了大半天，終于買到幾條黃鱔，回來氣憤憤地說：“給你個吃貨，做了給你吃，吃完就寫文章！”我吃了黃鱔就沒辦法了，只得硬著頭皮寫。……勉強地寫了幾頁紙，就撇下不管啦。……把任務丟給了兩位師兄，隨你們怎么辦吧！他們就辛苦地把這個文章完成，成為那個《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緒論。（《關于魯迅、《狂人日記》與新文化的反思》，收入《中國近代文學十二講》，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這個“緒論”大膽開拓學術新局面的勇氣有余，嚴謹細致地論述文學史問題的學理性則顯然不足，但作為主編的任訪秋先生和河大出版社都寬容地接納了它，據說出版后還頗受好評。此后，《中國近代文學史》又在河大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過兩次修訂本，而不論哪個修訂本，這個由關愛和、袁凱聲和我三個愣頭青撰寫的“緒論”都照收不誤，留下了一段冒昧大膽的青蔥記憶。2013年末中華書局將推出此書新版，我還遵關師兄之命補訂了緒論。次年2月收到剛出版的新修訂本，我曾感慨地在該書扉頁寫了幾句題跋，聊記這一段學術因緣。

《中國近代文學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初版

《中國近代文學史》中華書局2013新版扉頁題跋

二

進入新世紀，河大出版社抓住新機運，邁上了新的發展臺階。在王劉純、馬小泉、張云鵬、楊國安等領導的主持下，學術出版成為主業，關于古代文化經典的研究論著、近現代文史文獻的整理、西方文史哲新論的譯介成為三大重點，做得有聲有色，裝幀印刷也很有特色，贏得學界一致好評，一躍成為成為全國高校的著名出版社。事實上，在聲譽卓著的北大出版社之外，河大出版社被公認為普通高校出版社中的佼佼者，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并駕齊驅，至今聲勢有增無減。

我是2000年調離河大的，卻在調離后與河大出版社多有交集，深受幫助，留下難忘的回憶。

新世紀之初，現代文學研究界同人反思既往學風，深感話語翻騰、游談無根的主觀主義學風為害甚烈，乃思有以矯之，于是轉而倡導從文獻做起、實事求是研究文學史的學風。為此，我和錢理群先生聯絡北京學界友朋及河大的劉增杰先生等，于2003年12月20-21日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會議凝聚學術共識，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共識述要》。“共識”的最后一條特意寫明：“此次會議結束時，與會者認為有必要保留‘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這一比較務實簡便的懇談方式，在適當的時候繼續進行，并對一切有興趣的學界同行和機構單位開放。河南大學和北京大學兩學科點當即表示愿意分別在2004年和2005年續辦座談會。”（《“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共識述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在清華座談會上，劉增杰先生主編的《師陀全集》、我與王文金先生編校的《于賡虞詩文輯存》未定稿，就是提交會議討論的兩部書稿；清華座談會結束時，劉增杰先生主動提出下次文獻會議在河大舉辦，并和我立下了“軍令狀”，決心爭取《師陀全集》和《于賡虞詩文輯存》在次年會議前夕出版，作為提交給河大文獻會議上供大家交流的文獻成果。

要完成這個“軍令狀”，當然需要河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因為師陀和于賡虞都是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全國影響的河南籍名作家，但兩集卷帙甚繁，一般出版社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是不愿出版的，當此之際，河大出版社義卻當仁不讓地承擔了出版任務，顯示出深察價值、敢于擔當的學術膽識。

緊接著清華文獻座談會的“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學術研討會”，由河南大學文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洛陽師范學院中文系聯合舉辦，會議預定于2004 年 10 月13日-16日在開封和洛陽兩地召開，留給《師陀全集》和和《于賡虞詩文輯存》的編校時間不多，還要給出版社留出制版、印刷時間，河大出版社盡一切可能趕進度，給予我們極大支持。其實，對我和劉增杰先生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編校的體例原則——鑒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現代作家選集、文集、全集，大都不按文獻整理規范操作，版本選擇往往欠妥，且常常屈從作家或作家家屬的要求，任意修改原作、增刪字句，造成了大量出版的現代作家選集、文集以至于全集不可靠、無法為研究者放心運用的教訓，清華文獻座談會達成的學術共識之一，就是整理出版現代作家的文獻，一定要遵循文獻整理的原則，務必保持原文的本來面目，收文一律依據原版和原刊，一些不符合當代漢語規范的語句和用字，也照舊不改，即使原文用字排版有誤，也照錄不改，而加校注說明。劉增杰先生、王文金先生和我決心把這個共識運用于《師陀全集》和《于賡虞詩文輯存》的編校，這在當時是首開其例的，難免遇到阻力和曲折。《于賡虞詩文輯存》是剛卸任校長之職的王文金先生和我合作編校的，其時王文金先生的校長“余威”仍在，所以種種當代出版規范對我們倆基本上是一路豁免，但劉增杰先生編校的《師陀全集》卻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曲折——由于該書卷帙繁夥，河大出版社領導善意地派出了三四個教漢語的退休老師替劉先生做校對，這些認真負責的漢語老師覺得師陀的原文在語法和用字上頗多不合當代漢語規范之處，就主動替師陀“改稿子”達三萬余處，劉增杰先生跟他們溝通，這些老師堅持當代漢語規范據理力爭，怎么也說不通，這讓劉增杰先生非常為難。記得是2004年9月，我趕回河大對《于賡虞詩文輯存》做終校，有一天抽空去看劉增杰先生，他拿出厚厚一大摞《師陀全集》校樣讓我看，感嘆這樣替師陀“改稿子”，怎么對得住師陀、怎么向學術界交代？！焦急的劉先生甚至想放棄《師陀全集》的出版。我安慰劉先生說：“咱們這樣編校，確實是創格，校對老師不理解是難免的，他們也是出于負責的態度。再溝通一下，問題一定可以解決。”于是立即向師兄關愛和校長報告了這個情況，請他向出版社強調一下我們不能不如此操作的編校原則，并請出版社領導出面與負責校對的老師們溝通一下，趕快把“改正”了的那三萬處恢復原貌。出版社領導了解情況后，問題也就迅速解決了。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出版社也要應對出版檢查部門、語文規范部門的審查，所以河大出版社領導也有壓力，但他們理解了，頂著壓力為《師陀全集》和《于賡虞詩文輯存》開綠燈放行，讓這兩部集子在會議召開前夕以存真的面目問世，贏得了與會的全國專家學者的一致贊揚。此后各出版社的現代作家文集全集的整理與出版，也都依此而為，顯著地提升了現代作家文獻整理的學術水平。河大出版社在這方面的首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順便說一句，《師陀全集》和《于賡虞詩文輯存》的版式和裝幀也樸素大方，頗有素面朝天之美。

學界對這兩部集子尤為肯定，其出版顯著推動了師陀和于賡虞研究。如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先生致函劉增杰先生，很贊賞《師陀全集》的編校原則，肯認此書是河南大學出版社的驕傲——

寄來的是5卷、8冊《師陀全集》，看到后真是欣喜異常。這8本書不斷由我翻閱，認為兄編校這套書下了很大的功夫，成績斐然，不僅讓師陀先生的手稿、著作從此憑最好的版本流傳于世，而且這也是您個人的光榮，是河南大學出版社最值得驕傲的一部作家全集。如您在《脆弱的軟肋》一文里所說的，過去所出的大陸作家文集 好多故意改動作品的內容和文字，《師陀全集》真可說是完全不被政治考慮所左右，每篇文章、手稿都由您親自校訂過的一部作家全集。看了您的《編輯說明》好讓我感動。（夏志清：《談<師陀全集>——致劉增杰》，《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夏志清先生并在函末慨然表示：“有關《師陀全集》，無論如何要寫一篇的，以引起臺港地區的注意。”遺憾的是夏先生疾病纏身，2013年病逝，可謂赍志以歿。《于賡虞詩文輯存》出版后，也受到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歡迎，并且出乎意外地得到科學界人士的熱情反應——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前所長胡亞東（1927—2018）先生2005年3月在萬圣書屋購得此書后，即與此書責編謝景和兄聯系得到到我的通訊地址，隨后給我寫來長信表達自己的欣喜之情。原來胡先生青少年時期就是于賡虞的熱心讀者，上世紀四十年代曾經在琉璃廠尋購于賡虞的兩部詩集，八十年代還曾致函鄭州大學問詢于賡虞及其作品的下落，只如泥牛入海無消息。如今看到兩大冊《于賡虞詩文輯存》，胡先生欣然購讀，并很快撰寫了評論，發表在2005年3月10日的《科學時報》和2005年3月16日的《中華讀書報》上，欣悅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40多年過去了，2004年12月在北京成府路的萬圣書園的書架上赫然出現了兩大冊精裝的《于賡虞詩文輯存》，解志熙、王文金編校，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第一版，全書85萬字。我毫不猶豫在幾秒鐘就把它買下來，是我購書行動最快的兩次之一（另一次為2004年9月購《聶紺駑全集》10冊）。幾乎被人們遺忘了60多年的詩人，如今在解志熙、王文金兩位先生的精心解讀下被重新發現了！讀了《輯存》，解開了我60多年對一位詩人關注又不了解的謎團。《輯存》是對于賡虞的文學生涯和文學成就的深入研究的學術研究總結。全書2卷，上卷輯錄了于賡虞的詩近300首（295首），是從已出版的7種詩集中全部經一首首的審定、評價、校證而輯錄，工作量浩繁。于賡虞的詩有些并未集成詩集，散見各報刊，但卻常有詩集出版的預告，如《落花夢》詩集迄未見原書，重新輯錄的確非常困難，需一首首的去檢索、辨別，確是很重的研究工作，難度很大。我也是做研究工作的，雖是自然科學，但方法和精神是相同的，深有體會，自然對解、王兩位先生的工作非常敬佩了。何況他們所研究的又是我60多年來關注而又不解的問題呢。（胡亞東：《被遺忘了的詩人于賡虞》，《中華讀書報》2005年3月16日第7版）

河大出版社可能還不知道有個著名科學家曾為《于賡虞詩文輯存》寫過熱情洋溢的書評，所以節錄于此，為這個奇特書緣留點紀念，也為河大出版社的慧眼卓識留個存證。

現代文學伴隨著現代傳媒而勃興，現代作家的寫作和發表更方便了，作品量遠較古代作家繁夥，所以初次給一個現代作家編全集，是難望完備的。我們編校《師陀全集》和《于賡虞詩文輯存》，當然盡力搜求文獻，但心里明白是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的，肯定還有不少作品遺漏在外。尤其是作為著名小說家和散文家的師陀，一生寫作甚勤，作品量委實不小，劉增杰先生以一人之力搜集、編校，不免受限，加上出版時間緊迫，所以《師陀全集》之外，肯定還有不少作品有待搜集和補充。劉增杰先生在《師陀全集》8卷本出版后，就自感時間倉促、有所遺漏，常思有以補之，不斷有所收獲；我和我的學生裴春芳也陸續發現了師陀的一些長篇短篇小說及其他佚文，也曾報告給劉先生。待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脫稿后，劉增杰先生決意開編《師陀全集續編》，2012年2 月間乃來函征詢于我。對劉先生再接再厲的精神，我深為感動，遂盡一月之力，校錄出手頭的師陀佚文交給他，而厚道的劉先生收到校勘稿后，于3月19日來函說：“這是一次難忘的合作，就署劉增杰解志熙合編吧。”其實在我自己，能夠襄助先生完成夙愿，則于愿已足，何須列名呢，所以復函懇辭，然而劉先生又來函解釋說，他如此提議乃是為了紀念師生合作的緣分，所以要我“遵命！”明白了老師的心意，我也就只好“遵命勿違”了。于是有了我們師生倆合編的《師陀全集續編》兩卷，仍由河大出版社于2013年5月出版。這兩卷續編收集師陀的長短篇小說、散文、文論、書信及師陀研究文獻共計70余萬言，使《師陀全集》更臻完備。當《師陀全集續編》出版后，劉先生又于2013年6月間來函說：“感謝師陀讓我們有了這次愉快的合作。”的確，師生在學術上能夠如此有緣合作，實屬是不易幸遇之事。因此，特別感激始終如一玉成其事的河大出版社。

最讓我銘感難忘的，是河大出版社鼎力支持了先師任訪秋先生文集的出版。任訪秋（1909—2000）先生1929年夏從河南一師畢業后，隨即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一邊學習，一邊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1933年夏大學畢業后即赴洛陽師范任教，開始文學史的撰著，1935年秋又入北京大學研究院深造，師從周作人、胡適之，專攻晚明文學，1936年夏以《袁中郎研究》的論文通過研究生答辯，秋季重返洛陽師范任教；1940年轉任河南大學講席，自1946年秋隨河南大學遷居開封，從此直到終老，一直生活工作在河南大學和開封。任先生是現當代學術界少見的打通古代、近代和現代文學的著名文學史家，一生著述甚豐，學術影響廣泛。整理出版任先生的學術論著，無疑是對任先生學術精神的最好發揚，也更便于學界的學習參考。因此，當任先生去世之初，哲嗣任亮直君即以整理出版任先生的遺著為己任，數年間孜孜矻矻，頗有進展和收獲，而亮直君展轉病榻仍僶勉從事，其苦心可感而困難實多。職此之故，同門弟子于2008年4月間集議商略此事，乃決議由眾弟子分任之，河大出版社則慨然承擔起出版之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任訪秋文集》在2013年7月一次出齊，全書煌煌13卷，基本上囊括了任先生在古典文學、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散文、雜文和史論、日記，版式大方、裝幀考究，令人愛不釋手，出版后受到學界的歡迎，紛紛贊揚河大出版社竭誠出版前輩學者論著、努力發揚學術傳統的良苦用心。值得一提的是，《任訪秋文集》不僅收錄了先生生前已出版和發表的論著，也收入了任先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而未能出版的三部書稿——《中國小品文發展史》、《中國文學史講義》和《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任先生撰寫這三部書稿的時候，正當意氣風發的學術青壯年，視野開闊，新見迭出，至今仍有參考價值。這三部書稿就是分到我頭上的任務。整理先師的遺稿，在我當然義不容辭，只是這三部書稿暢論兩千余年的中國文學史，這對學習現代文學的我，實在不能不說是勉為其難的事，并且又都是毛筆書寫的手稿，所以辨認錄入、校理訂正，都不很容易，加上教學及其他事務的攪纏，進展不免緩慢，斷斷續續差不多花了兩年多時間才做完。這就是收入《任訪秋文集》第8和第9卷的“未刊著作三種”。感謝河大出版社，終于使這三部未刊書稿在六十多年后與讀者見面。特別要感謝的是這兩卷的責任編輯靳宇峰兄，他在《任訪秋文集》出版后，又仔細審核了這兩卷，發現了整理中存在的不少文字問題，乃托胡全章君轉給我，希望我訂正一下，準備在重印時改正過來。感念靳宇峰兄的認真負責，我逐條校訂、詳述意見，錄成一份《<任訪秋文集>8、9冊校對記錄》，有33頁之多，可見當日初錄初校的錯謬之多，實在慚愧而感激。這份《<任訪秋文集>8、9冊校對記錄》做出后即轉交靳宇峰兄，但一直未見《任訪秋文集》重印。我在此記述此事，并想把這份《<任訪秋文集>8、9冊校對記錄》再次轉交河大出版社，希望此后《任訪秋文集》有再版機會的時候，能夠據此改訂過來，以免貽誤讀者。

《任訪秋文集》第8、第9卷“未刊著作三種”

三

此外，我還有兩部書與河大出版社有關，這兩書或已出而不無紕漏，或遲滯很久不能出版，而責任都在我自己。這里也說一說，一則向出版社告罪，二則也可作為教訓。

一部是《現代文學研究論衡》，這是河大出版社組編的“中國學術批評書系”的一種。蓋自從業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來，我陸續寫過一些學術綜述、學術評論、學術方法漫談以及為朋友的學術著作寫的序跋之類文字，這些文字數量不算少，但一直沒有想到單獨結集出版。2005年河大出版社組編“中國學術批評書系”，也邀我編一本集子。我便將這類文章打包寄給責任編輯。那時我在清華正忙得焦頭爛額，實在無暇校稿，只為該書寫了一篇“代后記”——《學術評論之我見》，其余具體的編輯校對事務就完全委托責編處理。我應該感謝責任編輯，他很負責地為我處理了一切，但在這過程中也出了兩個事故。一個事故是因為我未能親自校對，責編只能按照我提供的刊本校對，那就很難發現其中潛藏的一些文字訛誤，所以此書的文字也就因仍其誤。這責任完全在我，怪不得責編。另一個事故是，出版社按當時的慣例，要我寫一則“作者簡介”印在折口，我覺得這個實屬多余，加之當時也很忙，就推托不想寫，責編無奈，就說他來替我寫，我也同意了，他寫出來后，我也沒有看，就直接發排了。結果印出來一看，那個簡介里出現了“1982年元月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于環縣第一中學。1986年7月在河南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90年元月在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90年至1999年任教于河南大學中文系，1992年元月破格晉升為教授。”我看后才知道這是從網上流傳的當年河大申請博士點的材料里摘錄的，評審材料當然必須如實縷述學歷與從教經歷，但一本書的作者簡介里如此細數念學位、評職稱等，不免有些可笑，可是木已成舟、無從挽救了，真是悔之晚矣。責編這樣做也是出于好心，我只能接受既成事實。這兩個事故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作者發文章或出著作，務必親自編訂和校對，千萬不能偷懶而卸責給編輯，否則必定出錯，而再負責的編輯也不能代作者受過。不過，盡管出了這些小事故，我對這本學術評論集還是比較偏愛的。正如我在該書的代后記《學術評論之我見》里所說：“竊以為，對學科同行的學術成果做出嚴肅及時的學術反應，乃是每個現代文學研究從業者的學術責任，因為一個學科如果長期缺乏正直坦率的學術批評，那不論對個人的學術發展還是對這個學科的開展都是不利的。所以最后，我想強調的是，學術評論是一項值得嚴肅認真從事的工作，而嚴肅的學術批評在現代學術中也自有其不可輕視的學術品位與尊嚴。”《現代文學研究論衡》所收的這些學術評論文字，都是認真寫作出來的，也算盡了一個現代文學研究從業者的學術責任，這是聊可自慰的。另，我也很喜歡張勝先生為本書設計的封面，很是簡潔別致——這一套書的封面都有這個特點。

最讓我慚愧的，是《吳興華詩文輯存》編校的遲滯。吳興華（1921—1966）1937年16歲的時候即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同年就在戴望舒主編的《新詩》雜志上發表了出色的新詩《森林的沉默》，顯示出杰出的詩歌天才。1941年畢業后留燕京大學任教，解放后轉入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1966年8月在政治風暴中一夕暴斃，令人嘆惋。吳興華是罕見的天才，不僅有極其出色的外語能力和豐厚的西方文化修養，同時博覽中國古代典籍、文史功夫湛深，被視為具有可繼陳寅恪、錢鍾書而后成為第三代真正中西兼通的學術大師的潛力，可惜英年早逝。吳興華的詩文從未收集出版。我和同樣出身河大中文系、現在南洋理工大學工作的張松建君合作，從2004年就著手搜集、整理吳興華的詩文。不料2005年卻傳來了上海出版《吳興華詩文集》的消息，我們覺得可以省心放手了，就停止了這項工作。不料拿到《吳興華詩文集》一看，質量實在很差，缺漏太多。所以我們又繼續收集、整理吳興華的詩文，并拿到了吳興華遺屬的授權書。2014年我和張松建合編的《吳興華詩文輯存》已經初具規模，我就以此為題在清華申請了一個小小的自主科研項目，隨即與河大出版社商談出版事宜，雖然出版資助只有區區三萬元經費，但河大出版社負責人慨然應允出版，遂在2014年8月簽訂了出版合同。到了2017年我們收集的《吳興華詩文輯存》已相當完備，我做了統一的編輯處理，并著手進行細致的校注，積稿近千頁。不料，我的校注工作完成了一半的時候，又驚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吳興華全集》。全集都出來了，我們的《吳興華詩文輯存》哪還有出版的必要呢！所以只得悄然罷手。誰知拿到《吳興華全集》一看，也只是把家屬交予的文稿安裝上花里胡哨的名目印出，所謂因人成事而已，缺乏必要的文獻處理，這是難以取信于讀者和研究者的，所以受到了學界的批評。如此一來，我們的《吳興華詩文輯存》還有出版的必要，河大出版社也數次與我聯系，重申信守出版承諾。可是，如此兩番出乎意料地被“截胡”，實在讓我和張松建君很掃興，加上我后來陸續接手了其他五六位現代作家文集的編校工作，實在抽不出時間繼續《吳興華詩文輯存》的校注工作，遂一直停滯至今，近百萬言的《吳興華詩文輯存》校注稿還滯留在我的電腦里。回想從與河大出版社簽訂合同到現在，十年過去了，迄今未能給出版社交稿，真是慚愧之極，在此向河大出版社請罪。明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初當努力完成《吳興華詩文輯存》的校注、交付出版，希望經過嚴謹的文獻規范處理的吳興華文學遺產能體面地面對讀者。

四

《禮記·中庸》論修養－問學之道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其中的“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是圣人才可能達到的境界，作為學人的我們豈敢攀比；至于“致廣大而盡精微”，學人和致力于學術出版事業的高校出版社還是可以追求的，也是應該追求的。河大出版社創建四十年來，從服務于本校和本地做起，一路奮進、力爭上游，終于在新世紀走出了河大、河南，大踏步走向了廣泛吸納全國學界先進、推進中國學術共同進步的大道，這的確堪稱“致廣大”了，所以委實可喜可賀而且可敬。若說今后進一步的努力目標，則“精微”或當是所望也！竊以為，不必把“精微”看得過于深奧玄妙，就學術出版而言，努力推出一些學術精品，也可說是“精微”的題中應有之義了。此所以我斗膽把“致廣大而盡精微”改為“臻廣大而望精微”，作為敬獻給母校出版社的賀詞，衷心祝愿河大出版社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2025年4月23日草于京西北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