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她”的生存辯題，《親愛的仇敵》如何打破濾鏡引發討論？

導讀：《親愛的仇敵》不僅描摹了一幅錯綜復雜的女性關系圖譜，更通過對個體在“圍城”中掙扎、在裂縫中汲取光芒的細膩刻畫，引發大眾關于“她力量”的廣泛討論。

文｜黎河

“這劇簡直演我日常！終于有不懸浮的都市女性劇了！”

“羅曼和陳凱西之間的相愛相殺，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親愛的仇敵》撕開了多少體面，直戳人心深處的焦慮與渴望，太真實了！”

近日，都市女性情感劇《親愛的仇敵》在騰訊視頻螢火單元上線，以較為獨特的視角和對女性復雜生態的關注，引發網友熱烈討論。它并未試圖營造一個完美無瑕的女性烏托邦，也非簡單輸出某種既定觀點，而是以對當代都市女性生存狀態的冷靜觀察與多面呈現，將鏡頭對準了那些身處“圍城”之內，既被困擾又閃爍著微光的“她”們。

被困住的“精致囚鳥”，

是名利場下的“她”困境交響曲

《親愛的仇敵》開篇，便以一場精心策劃又意外頻發的宴會，將羅曼與陳凱西之間長達數年的“暗中較勁”猛地推至臺前。這不僅是個人意氣的交鋒，也初步勾勒出女性在特定社會環境下面臨的普遍困境，描繪了都市女性在看似光鮮的表象之下，可能共同面臨的整體性焦慮與個體化內心掙扎。

事業已小有成就的編劇羅曼，與周慕孫的關系經歷了如過山車般的起伏：從在肯總面前被周慕孫巧妙維護、他細致入微的照顧，兩個人情感升溫乃至親密接觸；轉瞬之間又因陳凱西被周慕孫利用一事而爆發激烈爭吵頗顯狼狽。羅曼在這段關系中對“勢均力敵”的期盼、對情感的投入以及最終遭遇的算計和冷遇，都折射出現代女性在情感世界中，既渴望真誠又不得不警惕的復雜心態。

身處“豪門圍城”的陳凱西，她的職場嘗試則更顯其“囚鳥”之困。當她滿懷期待地在周慕孫公司重新開啟職場之路，希望能“找點事情做，實現自己的價值”，卻未料自己已成為周慕孫商業策略中的一環。當丈夫陳勉因此勃然大怒，她在家庭中遭受丈夫的嚴厲斥責，最終在維護家庭表面“和平”與個人職業追求之間，不得不選擇了辭職。這場短暫的職場經歷暴露出傳統婚姻模式下女性個人價值實現的現實難題——她的追求輕易便可能被丈夫的商業利益和家庭內部的權力關系所左右，正如早前，即便她對丈夫的情感倦怠有所不滿，也長期選擇隱忍。

而初出茅廬的年輕演員鐘傾城，則更直接遭遇了赤裸裸的行業傾軋。通告被無故調整，對戲時被一線影星麗娜屢屢責罵、肆意貶低演技，甚至被冷落一旁。這種職場壓力與不公，暗示著鐘傾城的遭遇，是許多在權力結構中相對弱勢的年輕女性在初入職場時可能面臨的真實境遇縮影，她們的才華與努力，在復雜的人際網絡和不對等的權力面前，施展空間往往受到限制。

當過往許多“大女主”敘事因過度理想化而顯得“懸浮”時，《親愛的仇敵》憑借對都市女性生存狀態的清醒洞察與復雜呈現，迅速捕獲了觀眾的共鳴。究其原因，劇集所呈現的正是當代女性在家庭、職場、情感等多重身份與社會期待的交織中，其“能動性”與“受困性”并存的真實寫照。當羅曼與陳凱西因后者在周慕孫公司任職一事發生的爭吵，更將閨蜜間因信息不對稱、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信任危機與情感裂痕擺上臺面，使得這份“困境群像”更加貼近生活，也為觀眾對角色命運的理解與共情，提供了廣闊的解讀空間。

輕喜劇外衣裹住深層隱喻，

在裂縫中生長出力量

在深刻揭示困境的同時，《親愛的仇敵》更著力于凸顯女性在重壓之下所迸發出的堅韌生命力與“野蠻生長”的姿態。它試圖傳遞，即使身處逆境，向上的力量依然可以從最深的裂縫中迸發。

劇中的女性角色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女神”，也不是沉溺于抱怨的“怨婦”，她們帶著各自的缺點與傷痛，在生活的磨礪中展現出令人動容的抗爭、求索與自我救贖的努力。

羅曼在與周慕孫的關系徹底破裂后，盡管內心痛苦，但并未長時間消沉。當她得知鐘傾城被劇組刁難，立刻聯系并偕同舊識江導前去探班，運用自己的經驗和人脈巧妙地為鐘傾城解圍——這一舉動，不僅展現了她的義氣與處事能力，更展現了她在自身情感受挫后，依然能保有對他人處境的共情與積極行動的體現。

而陳凱西的“生命力”則以一種更為內斂和貼近多數普通人的方式展現。盡管她的職場嘗試因丈夫的干涉而迅速告終，但她最初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尋求改變的信號。這些看似微小的舉動，都蘊含著一個長期被家庭生活所圍繞的女性，試圖重新找回自我價值、鏈接外部世界的渴望與內在的韌性。

鐘傾城在面對麗娜的百般刁難和刻意擠兌時，雖然倍感委屈，但并未輕易放棄。在江導的巧妙周旋和羅曼的暗中支持下，她努力調整表演狀態，試圖抓住機會，最終也贏得了導演對她看法的轉變。她與羅曼坦誠交流自己因肯總而遭到麗娜針對的經歷，也顯示了她直面困境的勇氣和對友誼的信任。

《親愛的仇敵》并未止步于對困境的白描或對個體努力的簡單呈現，其更具價值的探索在于，它巧妙地捕捉了女性在這些裂縫中“野蠻生長”的生命力，并將劇中諸多看似日常化、甚至略帶輕喜劇色彩的沖突——例如羅曼與周慕孫之間那些充滿算計與反算計的“過招”，陳凱西在家庭與自我間的笨拙平衡，鐘傾城在劇組遭遇的種種——轉化為對普遍性困局的深層隱喻與解構。

更重要的是，羅曼打破“第四面墻”的旁白，更賦予了劇集一層獨特的自省與反思維度，仿佛是角色在與觀眾一同剖析這場人生的“局”，冷靜地審視著周遭的際遇與自身的選擇，這種敘事手法無疑也增強了劇集的思辨色彩。

超越“雌競”迷思，

在“接納”中重塑女性力量

在女性題材創作日益受到關注的當下，《親愛的仇敵》在敘事策略與價值取向上也展現出積極的創新意識，力圖超越傳統框架，為“她故事”的講述注入新的活力與深度。

一方面，劇集致力于解構單一化的“雌競”或理想化的“姐妹情深”敘事。羅曼與陳凱西之間“既相愛又相互競爭”的復雜關系，在第九集中因陳凱西入職周慕孫公司一事再次受到嚴峻考驗。羅曼的直接指責與陳凱西的委屈辯解，將閨蜜間長期積累的微妙心態所引發的矛盾推向高潮。

然而，沖突之后陳凱西主動示好、羅曼內心五味雜陳的情節，又預示著這段友誼的堅韌與修復可能，呼應了她們從第一集宴會風波到共同應對陳凱西婚姻危機的諸多過往。這種真實、多維、充滿矛盾與張力的女性友誼圖譜，有力地打破了以往作品中對女性關系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劇集在人物塑造上追求“去標簽化”與“去光環化”，賦予了角色充分的人性復雜度。即便是如羅曼這樣清醒獨立、言辭犀利的女性角色設定，也會在與周慕孫的關系中經歷從甜蜜到被算計的痛苦，也會在友情中因誤解而口不擇言。周慕孫也并非全然的“工具人”或扁平的“反派”，他對病中羅曼的細心照料與他商業上的精明算計形成了復雜對比，使得這個人物更具討論性。

而看似依附于婚姻的陳凱西，也在絕境中一步步顯露出內在的韌性與尋求改變的勇氣。這種對人性光明與幽暗并存狀態的尊重與細致描摹，使得每一個角色都更加立體可信，避免了人物塑造上的“懸浮感”。

《親愛的仇敵》以對都市女性生存狀態的深切洞察與復雜書寫，為我們提供了一面觀照現實的棱鏡。它不僅呈現了女性在“精致牢籠”中的掙扎與迷茫，更以飽滿的筆觸贊頌了她們于裂縫中求索、在困境中生長的堅韌生命力。

對于行業而言，這部劇的價值并非在于展現一個預設的、不痛不癢的“口號式正確”，或是提供一套解決所有問題的完美方案，而在于它勇敢地將當代女性所面臨的真實議題——那些充滿矛盾、難以簡單定義卻又普遍存在的焦慮與渴望擺在臺前，通過鮮活的人物和跌宕的故事引發廣泛討論。它在努力推動女性敘事向更深邃、更多元的維度拓展，鼓勵創作者勇于觸碰真實的人性幽微與時代癥候，去書寫那些不完美卻因此更加動人的“她”故事。這種努力，無疑將為整個行業的創作生態注入思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