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經營一個萬畝農場，是什么樣的體驗？

　　在加拿大經營農場，是一種怎樣的生活？

　　加拿大的農場主，可能是從國內移民來的，也可能是本地世代務農的歐裔家庭。他們的節奏、困境與收獲，也許能為我們這些身處城市、常感疲憊與焦慮的人，提供另一種解答。

　　這篇長文是我正在進行的“加拿大農場主系列”第一篇，我將陸續采訪散布在加拿大各地的農場主，講他們的故事，也分享他們對自然、勞作、家庭、孤獨的理解。

　　不是所有離開故鄉的人，最終都會走進城市。也有人，像付德超，從中國河南的一個小村莊出發，靠知識改變命運，最終來到加拿大的草原上，重新和土地站在了一起。

　　他曾是化學博士，也曾是北京的創業者，命運無數次改變了他的方向。后來，他成了加拿大草原三省上為數不多的華人農場主，在風大雪厚、地廣人稀的薩斯喀徹溫省，經營著上萬畝土地，種麥、種豆、種菜花，春耕秋收，看天吃飯。

　　歲月像是繞了一個圈，把那個從書本中突圍的農村孩子，又送回了田野。只是這一次，換了一片大陸，也換了一種命運。

　　如今的付德超，是加中農業促進會理事長，陽光農場的經營者。他和風打交道，和雨水講條件，和鄰居一起修機器、談天氣。他的身影，已然融入這片遼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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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德超出生于1960年代的河南農村。那時候，家家戶戶都在貧困線上掙扎。冬天沒有棉衣，鞋是母親納的布鞋，一旦下雪就濕透，走幾步就凍得腳麻。家里缺油缺蛋白，孩子們多是黃頭發、大肚皮，典型的營養不良。但在這樣的環境里，他卻意外地長得極高，成年后個頭接近一米九。村里人都叫他“大付”，這個外號一直跟著他，直到移民加拿大后，朋友們依然這么稱呼他。

　　1979年，高考恢復后的第三年，他考上了大學。從此一路讀到南開大學的博士，用時整整十年。

　　1989年畢業后，他進入深圳的南海石油公司。雖然名義上是石油公司，實際上既沒有油田也沒有煉廠，只能靠自主研發洗滌劑、潤滑油等產品維持運轉。他在那里做過研發，也跑過銷售，摸索過市場。

　　幾年后，他去了北京，嘗試創業，在建材城經營涂料生意。

　　那時候，大付的生活幾乎被應酬填滿，每天都在奔波，顧不上家人。兒子對下棋感興趣，他棋下得也不差，原本是個可以一起安靜坐下來的父子時光，但他實在抽不出時間，只能讓兒子去報名參加棋藝班。

　　他的妻子出生在陜西，大學學的是文科。兩人在深圳相識、成家。相比之下，太太對出國一直更為積極，而付德超本人當初對出國并無明確意愿。

　　那幾年，身邊很多人都在辦理移民。他也動了心，加上當時在北京做涂料生意并不順利，便順勢提交了申請。這一步，其實和當年離開莊稼地上大學一樣，是對另一種活法的嘗試。

　　1999年，加拿大向中國開放技術移民。他有化學博士的學位，得以順利移民。溫哥華是第一落腳點，因為那里有老同學可以接應。剛來時最難的是錢——北京的房子賣了幾十萬人民幣，換算下來也不過幾萬美元，根本就不夠花，也不敢花。他和妻子的當務之急是找工作。

　　妻子最先找到工作，打一份小工，每小時7.5加元的工資，頭幾個月就靠著這份收入支撐著全家的生活。后來，大付也在一家化學公司找到了對口崗位。

　　這一做，又是十年。

　　2010年，大付突然病倒了，病得不輕。他不得不停下工作。那段時間，有朋友說，薩省的土地很便宜，何不去看看，搞個小農場，養身體，也換個活法。

　　他猶豫了一陣，最后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了。一到那兒，一望無際的田地讓他怔住了。那是他從未擁有過的遼闊，童年時的饑餓、拮據、緊張，仿佛突然被某種東西一股腦喚醒了。他站在風里看著那片地，說不清是感動還是悲涼，但有一個念頭特別清晰——有了這片地，就再也餓不著了。

　　于是他留下了。也許是氣候、水土，或是簡單的飲食習慣適合他，身體狀態竟然慢慢好轉了。人也變得安靜，整日和土地打交道，看莊稼出苗，看四季輪換。

　　其實那幾年，薩省的農業正處在低谷。農產品價格低迷，很多農場主撐不下去，開始拋售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掛在市場上，價格跌得厲害。大付原本只是來養病的，倒沒想過真去種地，倒是他的大兒子聽說這事后特別興奮，天天攛掇他：“爸，這地一定要買下來，錢不夠咱借也得買，錯過這機會就沒了。”

　　2011年，終于下手了，買了一塊地，11000畝，差不多是1000個足球場那么大，花了56萬加元。其中一半是貸款，手續意外地簡單。那時候加拿大對農業扶持力度很大，農業貸款幾乎是白送，年限長達99年，沒有利息，也不要求你有什么職業背景或收入證明，基本上你愿意種，就能貸。

　　那幾年，一些中國人也聞風而至，大舉買地。但他們多數不親自下地，而是將農場變成資本運作的工具。地價飛漲，當地人很憤怒，最后政府收緊政策，把貸款通道徹底關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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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大付父子連播種都不會，所有農活全是跟著別人一點一點學的。他們能趕上貸款政策的紅利，趕上地價的上行周期，這些是運氣。但更重要的，是人。

　　鄰居幫了很多忙，薩省農民的淳樸讓大付感慨良多。但最讓他意外的，是當地的縣長，Richard，他本身也是個農民，只是兼職管理政務。他沒事就開車來地里看看，問大付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后來，大付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就問他為啥對我們這么好？縣長說：“我不是在幫你，是在幫你兒子。你兒子肯種地，我們這兒六十歲以下的農民已經不多了。來了一個年輕人，肯彎腰下地，我當然得想辦法幫他。”

　　那一刻，大付挺震撼的。和他在河南小時候經歷的農村相比，這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在這里，政府不是來管你的，而是真的在扶你托你。

　　對大付本人來說，在加拿大做一個農場主，和他殘留在記憶中河南農村的種地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加拿大，農業高度機械化，人工勞動幾乎被設備取代。他笑稱，在這兒當農場主，只需要知道哪是麥苗、哪是雜草，知道什么種子埋下去會發芽，地就能種起來。但話雖這么說，他卻一點不覺得這份工作輕松。在他眼里，“農場主是一個萬能人”。

　　從最基礎的駕駛技能說起，在加拿大，只要持有一級駕照，就可以開巨型卡車，這在別處已是一份體面的職業，而在農場主這兒，只是日常操作。除了各種型號的拖拉機、收割機必須了如指掌，還得會修、會保養。近年來，無人機、精準噴灑系統等高科技裝備也逐漸成為標配，農場主也得跟著不斷學習、升級。

　　而農場也是一門生意。在加拿大，糧食是可以賣期貨的。在經營的第一年，大付試著用期貨交易來賣糧食，播種時就將未來的收成賣了出去。結果當年秋天收購價上漲，他們雖然保本，卻錯失了一筆可觀的利潤。這次經歷讓他明白，農場主不僅要會種地，還得看盤面、讀數據，做的是綜合判斷力極高的工作。

　　“我們理念中的農民，往往是文化水平低、靠體力吃飯的人。但在這里，農民要掌握的知識面遠比我們原先理解的多得多。很多所謂高級職業的技能，在這兒不過是農場主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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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生活便利，大付在薩省首府里賈納買了一套房子，農場離那里約有80公里。每天早上，帶上食物，出去一天，晚上再回來，生活簡單而規律。

　　薩省的夏天日照時間長，早上五點多天就亮了，一直到晚上九點多才天黑。這一季是最忙的時候。播種期集中在五月和六月幾天里，時間窗口極短，一旦錯過，整年都要受影響。那幾天，他恨不得不睡覺，白天干，晚上繼續干。農機裝備了大燈，夜間也能作業。播種時，感覺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夠用，得累趴下才甘心停下來。

　　但收割又不同。因為夜里有露水，潮濕，機器進地后容易卡住糧，不僅效率低，還可能損壞收割機。所以秋收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爭分奪秒地搶時間。整個收割期里，他和三個兒子幾乎可以包下全部工作。實在忙不過來，就臨時雇上兩名幫工。

　　冬天相對清閑。雖然田里不忙，但也不能完全歇著，因為設備要保養，有時還要處理賬務和來年種子的預訂。

　　相比城市的四季如一，農場的生活是跟著天光與土壤走的。沒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也沒有假期的概念。但節奏清楚，身體知道該什么時候動，什么時候歇，土地也會用收成告訴你這一年到底過得怎么樣。

　　剛到薩省時，付德超對加拿大農業的認知幾乎是一片空白。他過去在中國農村積累的有限經驗、方法，在這里幾乎派不上用場。一切都得重新學習。

　　薩省的面積是四個河南省的總和，人口卻不到110萬，相當于中國一個縣的人口。地廣人稀，鄰居之間的距離以公里計，十公里之內有人家，就已經算是近鄰。在這樣的環境里，人和人之間更依賴彼此，這不是出于社交，而是出于求生。

　　如果車子陷入溝里，周圍的農民要是知道了，哪怕手里農活正急，也會開著車過來幫忙拖車。

　　有一次，他的弟弟在農場幫忙時受了傷，才真正感受到偏遠地區醫療資源的緊張。鎮上只有一個衛生室，平時只有護士值班。護士能做最基礎的包扎和判斷，如果需要醫生，不是病人去找醫生，而是由她決定是否聯系醫生，甚至是否啟動直升飛機的醫療救援。一次，鄰居突發心梗，政府的直升機二十分鐘就趕到，把人救了回來。后來那位鄰居說，自己已經被直升機救過兩次了。這些醫療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

　　薩省的冬天極冷，最冷時可達零下五十度，但沒有人凍死。當地人常說，沒有不合適的天氣，只有不合適的穿著。這里，每戶人家都習慣性儲備足夠一周的食物，風雪來時窩在屋里，政府的鏟雪車會在風雪結束后第一時間清理主干道，生活從不因此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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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正讓大付感到震撼的，是這片土地上的農業邏輯。

　　起初他仍本能地帶著中國農村的思維方式來管理農場，但很快發現處處不通。首先是耕種方式。在中國，不翻地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薩省，翻耕被認為是破壞性的操作。當地人推崇免耕，即不翻地，直接在前茬作物殘體上播種。這種方法可以有效保留土壤表層結構，減少風蝕，維持微生物和蚯蚓的生存環境。有人告訴他，薩省至少有六十年沒有大規模翻耕土地了，但土壤并未退化，相反更健康。而中國的沙塵暴，部分根源正是來自于對土地的深耕濫翻。

　　中國農民覺得翻耕是必須的，但實際上它代價極高，不僅耗費大量柴油，還會破壞土壤結構，導致板結。加拿大農民講的是順勢而為，能不動的就別動，不去打擾，是一種尊重。

　　農業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大付經常思考。是最大限度地從土地上壓榨價值？還是留給下一代一塊健康的、可以繼續耕作的農場？”

　　在他的家鄉，為了保產可以抽干地下水，小時候兩米就能打出水的地方，如今打一百米也難覓水源。而薩省，地下水位依舊穩定，不是因為這里更富裕，而是因為制度和文化不允許透支未來。

　　當地農民不會為了追求高產而濫用農藥化肥，也不會為了眼前方便去破壞自然結構。有華人買下農場后，想填掉地里一個礙事的水坑，結果被周邊農民質疑，“它比你來的早，怎么就礙事了？

　　在這片土地上，自然不是可以隨意征服的對象，而是需要共處的生命體。

　　因為種種原因，中國農民習慣從每一寸地里榨取最高產出，加拿大農民卻更看重長期平衡。這也是為何他們很少在地里施重肥、打毒農藥，寧可產量少一點，也要保住土壤的活性。

　　你想的是賺一季錢，還是傳一塊地給下一代？這個問題，大付如今早有答案。

　　在薩省，農業不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產業形態。

　　這里地廣人稀，人均土地占有量極高，農場普遍規模化、設備大型化、管理高度自動化，加之低人口密度，整體勞動效率遠高于中國農村。

　　與其說是農民，不如說是農業資本家。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戶人家，其農場也往往擁有幾百萬加元的設備資產和清晰的經營賬目，運行方式更接近一家中小企業，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種地糊口。

　　這種產業結構帶來的最直觀結果，是極低的單位生產成本。以小麥為例，薩省的農民如果能賣到五毛錢一斤，已經非常滿意了。而在河南，即使小麥賣到一塊多，農戶也未必能真正賺到錢。兩者差距背后，不只是價格，而是體制、方式與效率的全面差異。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的作物產量雖然不高，但品質出眾。他們不追求“N連增”，而是慢慢地種、合理地管，土地不過度施壓，作物可以悠悠然地生長，這樣種出來的糧食當然也更健康。

　　中國之所以要對加拿大小麥征收高額關稅，正是為了抵擋這種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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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為在國外種地是件輕松賺錢的事，但在大付看來，這并不準確。

　　在加拿大做農場主，是苦樂參半的職業，需要運氣、知識、技術，也需要對不確定性的長期忍耐。表面看，它充滿詩情畫意，但實際上它更像是一門高風險高投入的生意。

　　“不是輕松賺錢。”他說，“養活一家人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你有一定的規模。”農場經營的難度，不在日常勞作，而在不確定性。農業受自然影響極大，加拿大糧食大部分依靠出口，收入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糧價波動。如果哪一年俄羅斯、巴西也大豐收，加拿大的糧價就可能暴跌，甚至賠錢。

　　有一年病蟲害來得早，農藥使用受限，眼看著地里出問題，卻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眼睜睜損失掉一季收成。

　　2017年，薩省大面積干旱，大付的農場也未能幸免，當年虧損嚴重，是這十幾年里最難的一年。

　　大付的大兒子是全家里最熱愛農業的那一個，也是最早鼓動父親購買農場的人。從學習耕種到投入管理，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與情感。那一年，他投入最多，種得最勤，賠得也最慘。

　　這次打擊幾乎壓垮了他。那年之后，他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能緩過來。

　　十幾年農場經營下來，大付真正想放棄的時候并不止一次。有兩年，他差點就準備收攤了。好在拉長周期看，還是賺的多。尤其是2022年，全球因俄烏戰爭導致農產品緊缺，而加拿大正值豐收，那一年幾乎賺了十年的錢。

　　俄烏戰爭對整個薩省的農業都是一個極大利好。一個七十多歲的本地農場主對大付說，他種了一輩子地，只贏過三次，這就是一次。

　　疫情那兩年，也是薩省農民最好過的光景。通貨膨脹嚴重，但農民反而成了受益者，因為他們正是通脹的源頭，他們賣的糧食，也是最底層的原材料。更重要的是，加拿大農民不受邊境封鎖影響。別人不能跨境，他們可以。一個配件壞了，必須從美國買，就可以豁免出入境限制。

　　賺了錢之后，農民也會消費。換臺新的皮卡、更新農機設備、加蓋糧倉，這都是常態。冬天去外地度假，更是一種普遍生活方式，那也是屬于農民的犒賞方式。

　　在付德超看來，土地從來不是單一的概念。它既不是純粹的資產，也不僅僅是一種生產工具。對他來說，經營農場，是三樣東西的疊加：工作、生意與生活方式的完美結合。

　　“土地很特殊，”他說，“它是一種優質資產，是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它也是最基本的生產工具，是農場不可或缺的組成；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這片土地上，擁有一片良田，他可以笑看風云變幻。

　　6

　　他最喜歡的那塊地，是房子所在的高地。那是一處地勢略高的小丘，站在屋前，整片田野盡收眼底。天氣好的時候，視野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平線。

　　每年莊稼盛開的時節，成片的油菜花和豆科作物交織在一起，黃綠交錯，在陽光下泛出微微的光暈。風一吹，整個地面像水一樣起伏，像是一片無聲的浪潮從遠處緩緩涌來。站在那里，會生出一種幻覺，不是你在看土地，而是土地在呼吸、在回應你。

　　陽光、空氣、視野、安靜，這四樣東西組合在一起，成為他心中理想生活的全部定義。沒有城市的噪音，也沒有人來人往的喧囂，只有風吹草動和偶爾幾聲鳥鳴。

　　他說自己不怕寂寞。相反，那種沒有光污染的夜晚，反而讓他覺得踏實。站在院子里，抬頭就是鋪滿整片天空的星海，清晰到可以數星座的輪廓。有時候還能看到極光，像水墨一樣在天上暈開，遠遠比照片里壯觀得多。

　　城市里永遠看不到這樣的夜空。

　　有時候，夜晚風很大，草在院子外面來回擺動，像是在低聲說話。他就一個人坐在窗前，看著天，什么也不做。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和這片土地之間，不再有任何陌生感。

　　他們現在經營的農場，前任是一位德國裔老農，靠這塊地養大了四個女兒。交接那年，老農夫對他說：“我們一家在這片地上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現在，輪到你們一家了。”

　　那一刻，付德超心里很有觸動。老農夫不再經營農場的原因，是四個女兒都上了大學，家里成了空巢。他覺得，也該退休了。頭三年，他們夫婦每年都會回來看看，關心有沒有遇到困難。如今他們依然住在附近，有幾百萬的收入，卻租房住，不置產業，也不外遷。那種人和土地的關系，跟他過往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樣。

　　“他們更重過程，我們更重結果；他們更在意土地，而不是擁有土地。”他說。

　　在中國，土地意味著身份與資源。而在加拿大，許多農民更傾向于租地種植，不執著于所有權，但深切地珍惜使用權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的鏈接感。他們和土地相處的方式，更像是合作，而非控制。

　　這些年走下來，付德超逐漸理解這種關系。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他經歷過高峰與低谷，看到過孩子的投入與失落，也慢慢讀懂了農場的節奏。他開始相信，有些價值，不是通過收益表來衡量的，而是藏在一代人又一代人接手土地、走進田野、看天吃飯的生活之中。

　　大付的另外兩個兒子，也曾在農場生活，一起做過農活。但后來，他們還是選擇了離開。

　　其中一個原因，是家庭內部對生活方式的分歧。大付的太太始終對薩省的農場生活不感興趣。那里的孤獨、節奏、社交的缺失，對她而言是一種壓抑。她希望孩子們有更多選擇，也更適應城市生活的節奏和環境。因此，在孩子們成長過程中，她傾向于引導他們離開農場，進入更開放多元的空間。

　　最小的兒子從小在城市長大，后來考入安省的大學求學。太太因工作調動，也逐漸將生活重心移到了東部。老二則在薩省完成了大學教育。

　　四五年時間里，家人陸續分批離開了農場。那個曾經承載一家人共識與奮斗的土地，逐漸只剩下付德超一個人在堅守。

　　“很正常。”他說，“當地農民家里，也有人離開了土地，總會有人回來。”他不對未來做階段性的預期，更不強求子女一定要回來接手。他明白，這代人與下一代之間，對土地的理解方式終歸不同。

　　至于農場的未來，他也有自己的打算。雇人托管是一種可能，逐步退出日常管理，讓土地進入新的生命周期。畢竟，加拿大農場斷代的問題雖不罕見，卻也并未構成真正危機。

　　如今的農業，機械化程度極高，一位七八十歲的老農照樣能獨立駕駛現代化拖拉機作業；而土地本身，也很少真正流入市場，大多數還是家族內部代際傳承，五代、六代，延續至今。國家在政策層面也始終鼓勵傳承，給出稅務、貸款等多方面的支持，以維系農業生態的連續性。

　　“能不能有人接手，不是問題的核心。土地不會輕易斷。總會有人回來，或者另有人開始。”

　　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有些關系不是一代人就能說清楚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決定的。

　　7

　　在十幾年的農場生活中，付德超幾乎沒有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閡。相反，他始終覺得當地人友好、包容，不論膚色，不論出身。真正困難的，不是文化沖突，而是孤獨時刻的心理承受力。

　　最孤獨的階段，是2017年農場虧損之后。那一年，全家人都受到了打擊，太太和孩子動了離開的念頭，農場變得沉寂。他卻沒有動搖，“我挺愿意融入那個環境。”他說，“天地之間只有我，人變得無限渺小，但心也變得寬廣。沒了傲氣，也沒了抱怨。”

　　那種遼闊和沉靜，不是一種苦，而是一種洗禮。

　　白天他在田間駕駛拖拉機，夜晚一個人坐在廚房里吃飯，聽著本地電臺播報天氣、作物行情、城里舉辦的集市通知。有時開車繞地邊巡查一圈，天邊亮著霞光，風吹著麥苗，他會突然意識到自己在這片土地上是完全的一個人，但卻并不感到恐懼。

　　偶爾遇上下雨天，他就會去鎮上的小酒館坐坐。酒館不大，里面擺著幾張木桌，熟客們喝著啤酒、聊著天氣。他坐在吧臺邊，不急著說話，只聽他們講莊稼、講機器修了幾天才修好，講哪個鄰居的牛跑丟了又找回來。他不屬于他們的過去，但在那樣的時刻，他感覺自己確實又是他們的一份子。

　　有人問他，如今怎么看自己的身份，是中國人、加拿大人，還是農民？

　　他停了一會，說：“我是土地上的人。”

　　他的童年沒有關于故鄉的眷戀，更多的是饑餓與寒冷。他不懷念那段日子，也并不執念于身份歸屬。他說，小時候就想著要離開；后來真的離開了，也沒再回頭。

　　對他而言，身份不是標簽，而是一種狀態。他不再期待歸屬，只想靜靜地與土地共處——春天播種，秋天收獲，下雪時在屋里修機器，看星星。

　　在這樣遼闊而緩慢的生活里，他不再焦慮于被理解，也不再執著于證明。他只是認真種地，認真生活。僅此而已。

　　回望這一段旅程，若說最自豪的事，大概是能靠自己的力量在這片土地上站穩腳跟，度過了十幾年風雨。而若說遺憾，他也坦然：“如果一開始來到加拿大，就直接下農場，而不是先去化學實驗室，可能會更好。”但人生的路徑很少能重新排布，他也不抱怨。

　　至于中國的農業，他仍然在關注。“有些地方已經不翻耕了，比如河南，有的地兩季，一季不翻耕了。”他說。但遺憾的是，很多農民不知道這些方法，信息傳不到他們耳朵里。他并不責怪農民，而是批評那些本該承擔傳播責任的農業科研系統：“我怪那些農科所的人，讀了那么多書，為什么想不出辦法，把技術真正送到地頭去？”

　　他認為，中國農業的問題，不只是技術和產權，更深層的是文化里的急功近利。能不能接受短期減產，為了不透支土地的未來？能不能放下對翻耕的執念？能不能不再把農業當成對土地的挖掘，而是一種合作？

　　對于農場的未來，他沒有預設，也不執著于接班。“這代人的故事，會不會被忘記？也許會。”他說得平靜。

　　但土地會記得。他們已把一段生命埋進風里，融入土壤。那些奔波、焦灼與歡喜，隨四季起落，沉入草原深處。也許多年以后，當風穿過田壟，當誰在黃昏聊起舊事，有人還會記得——這里，曾經站過幾個遠方來客，步伐笨拙而堅定。

　　如果命運寬厚，或許他們的子孫，會以另外的方式，與這片土地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