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 | 宋代居然這么“潮”

歷史進入遼宋西夏金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繼續發展的時期。由唐朝中期開始的社會變革，到這一時期尤其是宋朝完全定型，遼和西夏、金朝社會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由門閥士族和部曲、奴客、賤民、番匠、奴婢等組成的舊的社會階級結構，到宋朝終于轉變為官僚地主和佃客、鄉村下戶、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組成的新的社會階級結構。商人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階級關系的一次重大變化。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土地買賣盛行，土地所有權轉移頻繁。國家制定了嚴密的法規，保障私人對土地的擁有和轉移讓渡的權利，使土地的占有和買賣、典當的法律更加規范化。地主階級改變了對農民的剝削方式，普遍采用將土地租給農民而收取地租的辦法，放松了對農民的人身束縛，租佃關系迅速發展。在此基礎上，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和科學技術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成就。農業生產技術和糧食產量都居于當時世界上領先的地位。銀、銅、鉛、錫、鐵等礦產量也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廣泛利用雕版來印刷書籍，并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制造出水羅盤等指南儀器，用于海船遠洋航行。應用火藥制造武器，并由制造燃燒性的火器發展到制造爆炸性的火器，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批火箭、火槍、火炮等新式武器。藥線的發明，既加速了這些新式武器的發展，又促進了煙花爆竹式樣的不斷翻新。銅錢和鐵錢的鑄造量逐步增加，白銀和黃金的貨幣機能也在不斷增大，還發行了世界上第一批紙幣。紙幣的產生和推行，標志著中國的貨幣從金屬鑄幣時期開始演進到信用貨幣時期。國內外交通更加發達，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使中外文化經濟交往更加活躍。

法國史學家賈克·謝和耐教授（ Prof . Jacques Gernet )所著《南宋社會生活史》( 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 a la veille de l ' 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 Paris ,1959),主要研究南宋末年的社會生活情況。他認為："中國史并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卻是一連串激烈的變革沖擊和動蕩。從公元6世紀直到10世紀，中國歷經了一個使得它變得全然不可辨認的時期。"南宋的都城臨安"在1275年前后，則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在蒙人人侵前夕，中國文明在許多方面正達燦爛的巔峰。"又指出："一支龐大的沿海船隊維持東南沿海商埠與遠達廣東之間的交通；海上的大帆船則每年趁著季風往來于中國和南洋群島、印度、非洲東岸和中東一帶。陸上貿易在南北往還要道，與長江交會點上發達了起來，其交易數額之龐大，遠邁當時歐洲主要商業中心的交易量。"還指出13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各方面，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世界其他各地皆為化外之邦"。

謝和耐教授與筆者雖然相隔萬里、從未謀面，且研究方法不同，但彼此的見解竟然如出一轍。拜讀之后，筆者更增強如下信念：宋代社會生活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宋代人們的世態風情、生活習尚、民間流俗，包括飲食、服飾、居室、用具、押字、稱謂、避諱、節日、休假、生育、婚姻、喪葬、交往、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巫卜、交通、通信等，無不都在發展變化之中，并且呈現出許多新的特色，顯得比前代更加異彩紛呈、絢麗多姿。宋代人們的社會生活，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新時期的時代精神，也揭示了當時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民族心理、審美意識等，為中華民族描繪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歷史風俗畫卷。

遼和西夏、金朝的社會發展程度雖然趕不上宋朝，但它們分別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開發中取得進展，加強了各民族的融合，在社會文化的某些方面已經接近宋朝。它們的社會生活、風尚習俗雖然比不上宋朝麗靡宏侈、豐富多彩，但也各具民族特色，有些習俗還被宋朝漢族人民所吸取，成為宋朝人民習俗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些學者強調，宋代的社會生活風尚由于統治者將儒學思想和理學思想作為官民生活與行動的準則，從整體上看是比較繁雜而保守的，相當部分外溢著一種古制的遺風，給人一種質樸、自然的復古感覺。他們甚至提出理學的"興起和繁榮"是宋代社會生活全面"復古"的必然結果，也為這種社會需求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托。尤其是宋代衣冠服飾，總的說來比較拘謹和保守，式樣變化不多，色彩也不像前朝那樣鮮艷，給人以質樸、潔凈和自然之感。這與當時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狀況，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服飾制度在按照古制禮儀之道厘定后，又多次進行修訂，以靠攏統治者界定的"天理",從而使宋代的服飾制度形成了一個盡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由尊而卑、由貴到賤、等級劃分十分嚴格的制度體系，其繁雜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朝代。他們主要列舉宋代皇帝的冕服制度，認為每次對皇帝冕服進行更改，都是以進一步恢復古制為原由。而皇帝的冕服是指用于重大典禮所穿戴的袞冕，百官的袞服也只是指朝服中的進賢冠，平時其實很少穿戴。

宋朝理學家確實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獨到的見解。比如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對于當時的服裝，并沒有提出過恢復古代制度的主張。恰恰相反，他主張衣冠要"便身"和"簡易"，否則自然而然會被淘汰。他說："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復，使之簡易，然后可。"'他認為衣冠首先要"便身"，如果要推行一種新的衣冠制度，應以現行的衣冠為基礎，參酌古代的制度，去掉重復，使得簡易，然后可以通行。他還以"期喪"時期的帽子為例，指出持服時不妨暫且"依四腳帽子加經（按："經"即喪服上的麻布帶子）"。這種帽子"本只是巾，前二腳縛于后，后二腳反前縛于上，今硬帽、幞頭皆是。后來漸變重遲，不便于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個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窮秀才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提出衣冠要穿戴方便，而且費用要便宜，否則只能流行一時，不久就會被人們丟棄。此其一。

朱熹在談及宋代服裝的淵源時，明確指出"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后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如皂鞋之類"乃上馬鞋也，后世循襲，遂為朝服"。又指出宋代的公服始于隋代："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上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到了唐代，這種戎服成為"便服"，又稱"省服";再到宋代，便改稱"公服"。公服的衣袖唐初原來很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相承至今，又益闊也"。他還指出，宋代吏人所戴的冠，就是唐代官員朝服中的"幞頭，圓頂軟腳"。士人所穿的服裝，在徽宗宣和末年（1125年），京師的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后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至于古人的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他從衣冠的演變歷史提出："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1顯然，朱熹比較透徹地了解漢族的服裝是不斷變化的，所以他反對衣冠恢復古制，同時主張區分華夷（按：指周鄰少數民族），還有是要節省費用，穿著方便。此其二。

朱熹針對當時"衣服無章，上下混淆"的現狀，提出現在即使不能"大定經制"，也應暫且"隨時略加整頓",這總比"不為"即無所作為要好。他的整頓設想有："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余皆仿此，庶有辨別也。"'主張將小衫的顏色改成與公服一致，以便各級官員和胥吏等易于識別。此其三。

可見朱熹并未主張宋代的服飾制度全面恢復古制。其他的理學家，即使個別可能有類似的觀點，但決不能代表所有的理學家都主張恢復古代的服飾制度，更不能夸大為宋代理學持此主張。

至于有的學者強調理學思想的"興起和繁榮"（按："繁榮"一詞似應改為"廣泛傳播"更為確切）導致了宋代社會生活的全面"復古"，這更不符合事實。筆者以為，第一，宋代理學，此處僅指程朱理學，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影響實際并不像某些學者想象中的那么嚴重。眾所周知，二程的理學上距北宋開國百余年后，晚至宋神宗、哲宗元祐間（1086-1094年）在社會上一度傳播，但影響不大，到哲宗紹圣時（1094-1098年），尤其在徽宗時，程頤受迫害，名列"元祐黨籍"，還下令嚴禁其"聚徒傳授"。王安石"新學"盛行，在各級學校中，"非（王安石）《三經義》、《字說》，不登幾案"2。當時二程的理學只能轉入"地下"傳播。朱熹的一生也歷盡坎坷。他在世71年，在地方或入朝真正擔任差遣的時間并不多，充其量共九考，實際不過七年稍多，立朝僅40天。孝宗時，他受到過政治上的兩次打擊。宋寧宗時，朱熹再次受到了政治上的沉重打擊，前后持續了五年多時間，抑郁而終。嘉定元年(1208年），寧宗下詔為朱熹平反昭雪，次年又在賜謚目"文"的公文中肯定朱熹在思想學術上的貢獻。但真正充分重視程朱理學，并使之取得思想學術方面的統治地位，更遲至南宋后期理宗時。筆者以為，過高估計程朱理學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影響是不符合史實的。

第二，宋代理學家并沒有主張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全面實行古制，也就是全面"復古"。我們知道，朱熹曾經反復對自己的學生指出："禮樂廢壞二千余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又說："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認為古禮過于瑣細繁冗，不過"具文"，即使在當時也"未必盡用"。到二千多年以后的宋代，自然更難實行。所以，只能以當時人們所通行的禮制為基礎加以刪修，使之適合"今人"的需要。由此證明，宋代理學家并沒有提出過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全面恢復古代的禮制。

第三，本書以豐富的內容，確實的史料，充分地證明宋代的社會生活所受理學的影響不深，古代嚴格的社會生活等級制度在宋代始終未被嚴格遵守。宋代的服飾正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已如前述。婚姻觀念，由中唐以前的重視士族門閥，轉變為重視新的官僚門第，重視資產。婚姻和喪葬禮儀也變得簡便、靈活和多樣化。官府對民間房舍的等級限制比唐代有所放寬，居室用具種類日顯繁復，如直腿椅和交椅的逐漸普及改變了以前席地而坐的習慣。飲食的原料和佐料都比前代有所增加，食品的花色品種也增加很多，形成了北食和南食兩大飲食系統，面食中的湯餅逐漸向索面即面條演變。

凡此種種，都說明在兩宋320年內，人們的生活不僅是絢麗多彩的，而且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由此證明，宋代理學家并沒有提倡社會生活全面恢復古制，也沒造成社會全面復古的效果。

本文節選自《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朱瑞熙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3），標題為編者所擬，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