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在女兒女婿被捕后，寫信向蔣介石求情：該當何罪，任憑發落

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國內情況十分特殊，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徹底，社會環境動蕩不堪，后續又演變出了軍閥混戰的黑暗局面，盡管后來國共兩黨發動了北伐戰爭，但蔣介石卻在中途背叛革命，導致國內再度陷入紛爭狀態。

在這一階段，因為兩黨之間可以自由加入對方，所以有很多人的立場其實并不清晰，蔣介石身邊的文膽陳布雷就是其中之一。

后續因為各種事件陳布雷導致自己的女兒女婿被捕，他向蔣介石求情，表示自己該當何罪，任憑他發落....

陳布雷的機緣與巧合

陳布雷在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相比于當時普遍文盲的社會環境，他幼年時期在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并且很快成為了一名記者。

武昌起義爆發之后，他憑借犀利的言辭和激昂的文字反對封建統治，擁護民主革命，對廣大人民群眾起到了激勵作用。

1920年，陳布雷趕往上海，進入商報，擔任主編，依然用手中之筆斥責封建統治，宣傳共和精神，還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親口稱贊。

從某種層面來講，早年這樣的機遇也注定了后來他的地位，到了20歲出頭的時候已經是上海眾所周知的存在。

1927年是陳布雷命運發生轉折的關鍵時刻，在自己哥哥的引薦之下，他和蔣介石進行了一系列談話，隨后加入了國民黨。

其實當時的陳布雷還并不知道后來將會發生怎樣的故事，也不清楚兩黨之間究竟還會產生怎樣的紛爭。

從嚴格意義上講，陳布雷在文字之中所表現出的訴求和精神，與當時的共產黨人不謀而合，因為他和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共產黨一樣擁護革命與北伐戰爭，對軍閥是一種堅決反對的態度。

但當時的陳布雷其實并沒有想得那么深，所以很快來到國民政府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陳布雷過的還算十分愜意，一邊幫蔣介石執筆寫文章，一邊還在游山玩水，一直到寧漢河流蔣介石獲得美日方面的支持之后，他才重回蔣介石身邊。

陳布雷此人可以說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到了1930年，他已經趕赴南京擔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

按照陳布雷本身的意思，自己是哥哥所介紹而來，蔣介石又是他的長輩，所以想如同門門客一般當一個秘書即可，不承想經過提醒之后卻在政治上越陷越深，一時間還無法脫身，但是在此時，陳布雷依然保持了對蔣介石的信任，并且是與其共進退的。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蔣介石因為奉行不抵抗政策而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陳布雷則通過各種文章對蔣介石被捉的這一情況進行了美化，很好地控制了輿論的走向，為蔣介石留下了一個好名聲。

也就是說，陳布雷就像是蔣介石身邊的一個意見領袖，隨時可以根據他的需要引導輿論走向，從而達到一個有利于自己的狀態，即使是看清了蔣介石堅持內戰的本質，但依然選擇義無反顧地追隨他。

這樣的忠誠雖然更像是愚忠，但實際上卻只針對蔣介石一人，因為陳布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根本不屑與貪官污吏為伍，尤其是國民黨內部那些蛀蟲一般的官員，陳布雷根本沒有與他們交流的欲望，反而是對于一些有氣節的文人，陳布雷都傾慕有加。

只不過他上錯了船，追隨蔣介石的決定，讓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表現得極度忠誠。

但是這樣的效忠注定會無疾而終，因為在選擇國民黨的時候，陳布雷就注定會與女兒產生隔閡，畢竟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和分歧，是無法調和的存在。

女兒與女婿的遭遇

陳布雷和妻子楊品仙雖然是包辦婚姻，但是二人的感情十分深刻，后者在1919年為他生下第5個孩子之后，由于產后高燒，加上耽誤醫治而去世，陳布雷為此悲痛欲絕，甚至要親手殺死這個女兒，這件事就像父女二人之間最初的仇恨。

也正因為出了這一檔子事，這個小女兒被外婆帶到了縣城之中撫養，一直到6歲那年才再次見到父親陳布雷，此時后者已經是蔣介石的重要幕僚，對于這個長久未曾謀面的女兒，陳布雷并沒有教育和深造的打算。

但她卻不甘心，直接違背了父親的意思，憑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杭州高等學堂對于這件事，陳布雷也只能作罷。

七七事變之后，女兒陳璉投身于全民族抗日的宣傳隊當中，和父親當初一樣，主要負責對一些民間刊物寫稿件，不同的是，陳璉所負責撰寫的刊物大都是由共產黨人發表，由于經常閱讀，所以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變化。

當時陳璉在看到國民報紙上關于中日合作的這種無恥企圖之后，直接寫文章進行了批評，其實她自己并不知道，這篇文章正是出自蔣介石口授，落筆于自己的父親，而這也成為了兩人在文壇上的首次交鋒，也為后續即將發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筆。

伴隨著接下來南京保衛戰的失敗，陳布雷和蔣介石一同從南京遷往重慶，一直到1938年，陳布雷才有機會返回家中，此時素未謀面的兩人也沒有了當初的爭吵，對于女兒無法改變的路線和思想，陳布雷也只能選擇無奈搖頭。

次年7月，陳璉經過北培地下黨的介紹，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又獲得了西南聯大的通知書，于是前去向父親告別，隨后二人在陳布雷的辦公室深化了感情，臨走之前，父親告訴陳璉千萬不要忘記母親是因為她而死。

此時的國共雙方尚且處于合作狀態，雖然偶有摩擦，但實際上并沒有那么明顯的對峙。

1941年皖南事變的爆發，西南聯大的許多中共成員轉入地下，由于情況的特殊，陳璉并沒有將去向告訴自己的家人，以至于陳布雷以為她轉移到了延安。

出于對女兒安危的擔心，陳布雷也曾派人打聽，或者前去尋找。

后來在周恩來的勸說之下，陳璉借著父親陳布雷的掩護，和姐姐多次回家看望他，也聽從周恩來的建議，并沒有返回延安，一直到1946年國共反目成仇，經過黨組織的批準，陳璉才離開重慶，去北京開展學生運動。

也正是在此期間，陳璉結識了他的愛人袁永熙。

危險來臨

陳布雷沒有反對，還出錢為他們舉行婚禮，從當時的場面來看，到訪的很多來賓都知道這是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但是并不清楚，兩人是共產黨員。

陳布雷雖然沒有親自參加，但是也派出了代表到場，這又讓兩人的婚禮熱鬧了幾分。

但當時的環境比較緊迫，所以二人新婚之后的幸福生活并沒有持續多久，在當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原本寂靜的夜晚變得十分嘈雜，很快有一群軍人和特務直奔陳璉和袁永熙的住所。

由于袁永熙擁有長期的地下斗爭經驗，所以意識到情況不對，當即就表示可能是特務上門抓人，二人最終因為躲閃不及，被強行帶上了吉普車并關進監獄。

這是二人第1次被捕，并且在監獄之中受盡了酷刑折磨，但出于內心的信仰沒有一個低頭，殘酷的審訊一直持續到11月30日，二人被帶上了囚車朝北平西郊方向行駛而去，隨后又被轉送到一架美國的運輸機上。

陳布雷的做法

作為蔣介石身邊的秘書，其實陳布雷早就知道了這件事情，但似乎是為了穩住蔣介石，他從表面上總是展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蔣介石也沒有主動提起，二人就在這樣十分微妙的狀態之下相處，一直持續了幾個月。

后來還是陳布雷率先沉不住氣，他也知道，再不能等下去了，隨后寄給蔣介石一封信，直言女兒可能存在通共嫌疑，該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不必考慮和自己的關系，字里行間無比堅定。

這份電文看似是在大義滅親，實際上是陳布雷在表達自己對黨國的無比忠心，所以蔣介石在看到之后也十分有感觸，隨后派遣部下對這件事情進行徹查。

1947年，蔣介石在一次總統府的宴席上把陳布雷留了下來，兩人在交談之中，蔣介石對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定了性質，認為二人是民青，而并非共產黨，雖然沒有明說，但此時的陳步雷也知道自己的女兒和女婿算是安全了。

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陳布雷一直在為了自己的女兒和女婿四處活動疏通關系，最終于1948年1月底成功保釋了女兒，并且將其送回了老家，女婿袁永熙則于5月份出獄，很快也被送回到了女兒身邊。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陳布雷的做法更像是以退為進，通過自己的決絕來獲得蔣介石的信任，進而保全女兒和女婿的性命。

但從后續的發展來看，陳布雷也的確做到了對黨國的無比忠心，在后來國民黨潰敗之后選擇以死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