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臨時工：那些為明朝而戰(zhàn)的外族士兵

作為驅逐胡虜的杰出代表，大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然與中原之外的萬邦保持安全距離。反映在軍事層面，就是重建以本族人口為核心的龐大武裝。

但在講求結果的實操層面，許多領域依然離不開外番兵勇維系。以至給后世留下精分印象，仿佛軍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具任何能力，真正左右勝負的不過是那一小撮異類。

北境別無選擇

明朝建立前的紅巾起義 給各地產業(yè)造成嚴重破壞

由于是建立在蒙元帝國的尸體之上，明朝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曾對許多區(qū)域造成近乎永久的嚴重破壞。除金蓮川、河套、河西走廊的城市經濟，原先分布于兩淮地區(qū)的馬場亦被煙消云散。因此，早期明軍非常不善于運用騎兵，連最基本的規(guī)模都無法維持。

為何沒迅速暴露問題？主要是靠同行與對手襯托！無論陳友諒的水上義軍，還是張士誠的地主武裝，亦或王保保的新募團練，同樣不以騎馬作戰(zhàn)著稱。另有阿速軍這類奇葩，因過于安逸的環(huán)境而深陷舒適區(qū)，同擅長放鷹走馬的先祖簡直判若兩族。更不用說早已徹底脫產的蒙古貴族，根本無法給明軍造成任何實質威脅。

亂世中的競爭者們 騎兵水平還不如初代明軍

公元1372年，名將徐達在嶺北之戰(zhàn)中大敗而歸，明軍的騎兵弱點徹底曝光。另一方面，由于蒙元早期的毀滅性征服，諸如契丹、女真、黨項等原本生活在華北的騎馬族群湮滅。這就讓后來者很難有太多選擇，不得不在本族農民和蒙古番子間做出選擇。顯然，前者的基礎較差，培養(yǎng)、試錯成本過高。倒是后者還多少還留有些祖?zhèn)鬟z風，遂從官方欽定的世仇變?yōu)榭稍熘摹?/p>

于是，朱元璋迅速調整軍隊衛(wèi)所制度，在通常全部是漢人步兵的營壘附近設立保留區(qū)。這些蒙古騎兵的來源相當復雜，有的是早年間倒向新朝的遺老遺少，也有后來為財貨而重返內地的變節(jié)者。明軍為確保他們延續(xù)戰(zhàn)力，特意開辟出草場供養(yǎng)馬、訓練使用。乃至要求州官不得干涉其生活方式，深怕被同化后不能繼續(xù)勝任。

曾經的蒙古世仇 也是明朝外族騎兵的主要來源

相對而言，在處于長城沿線的九邊地界，這類軍屯保留區(qū)數量較多、規(guī)模較大。內地的普通衛(wèi)所雖有效法，但規(guī)模往往有些袖珍。考慮到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屯田＞作戰(zhàn)，這層安排就顯得不無道理。

在山海關與嘉峪關附近，還有管理制度更寬松些的羈縻區(qū)域。譬如東北方向的朵顏、泰寧和福余三衛(wèi)，以及西北方向的哈密衛(wèi)。他們的指揮官往往就是原先貴族，還享有類似于土司領的諸多便利。至于位置稍稍靠內的河西走廊與寧夏，亦參照該思路豢養(yǎng)起蒙古兵丁。

哈密和朵顏三衛(wèi)這類準羈縻建制 也是要為明朝供應騎兵

不過，生活在明朝時期的蒙古軍戶，普遍不如全盛時期的先輩善戰(zhàn)。首先是由于分散駐扎關系，他們不可能相互聯(lián)通集訓，也就無法復刻出黃金年代的大兵團機動。其次是獲得資源供養(yǎng)有限，無力維持價格高昂的重騎兵裝備。而且往往要在戰(zhàn)斗中從屬于步兵單位，執(zhí)行偵察、襲擾、迂回包抄或追擊任務，自然難以重拾起族群巔峰。

諷刺的是，朱元璋特批的這些蒙古軍戶，首個重要目標就是建文帝。公元1405年，他們追隨燕王朱棣叛亂，并在靖難之役的多次會戰(zhàn)中表現出色。明成祖篡位成功后，還不忘從他們當中挑選精銳，編組成駐防京師的三千營部隊。即便是在土木堡之變后，還屢屢南下兩廣彈壓叛軍勢力。某些后裔到清軍崛起于關外之際，還奮戰(zhàn)于最危急的遼東前線。

朱棣的篡位成功 有相當功勞應歸屬蒙古騎兵

此外，明朝北方邊界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個體量尚可的藩屬王國。雙方都不同程度的承接到部分前朝遺產，建有以蒙古式騎兵為核心的封建軍隊。其中，毗鄰遼東的朝鮮忠誠度相對較高，但在努爾哈赤的后金崛起前，幾乎沒有派兵參加過任何明朝戰(zhàn)事。至于靠近河西的察合臺汗國，更沒能為宗主分攤掉多少壓力，乃至分崩離析后成為邊患。

當然，明朝麾下的外族騎兵，絕非全部由各類蒙古人構成。在15世紀中后期，部分中亞貴族為躲避帖木兒帝國內亂，紛紛主動要求內附。雖然數量有限，終究是有一戰(zhàn)之力的軍功階層。故而被集中安插到留都南京，組成十分罕見的具裝騎兵分隊。但持續(xù)時間較短，僅僅1-2代人時間就銷聲匿跡。

中亞流亡者 成為明朝罕見的具裝騎兵

南境豐富多彩

明朝的廣袤南方 更容易招募到外族士兵

相比于靠蒙古騎兵支撐的北境，明朝在南方能征用的各類外族步兵就豐富許多。其中的很多習慣直接繼承自蒙元，或是變種形勢來重復前人故事。

首先是在廣袤且森林密布的西南地區(qū)，包括廣西、湖南、貴州、云南，以及四川和廣東的部分山地。那里分布著大片土司領，其中不少還是形同迷你王朝的羈縻建制。早在元朝滅亡前，他們就不斷為中央貢獻士兵，一度與尚未正規(guī)化的紅巾軍爆發(fā)激烈沖突。好在朱元璋選擇遵循舊制，僅對原大理國區(qū)域事實郡縣化改造。這才為后世子孫積累下一筆寶貴的軍事遺產。

狼兵無疑是最為知名的外族部隊

根據地域區(qū)別，我們可以將這類土司兵分為三大類：

1 以狼兵為代表的廣西籍土兵，因多次前往上海、浙江打擊倭寇而出名。雖然扮演過救火隊員角色，也由于習慣沿途被詬病。

2 以苗人為代表的湖南、巴蜀籍土兵，也是明朝屢次彈壓西南叛亂的主力。因為數量最多，還被廣泛派遣到北方前沿戍邊。

3 以傣族為代表的云南土兵，通常只負責所在地治安。由于距離太遠，外調過程相當麻煩，存在感遠不如前兩類人群。

裝備五花八門的地方土兵

盡管土兵總被后世看貶，覺得他們是水平不高的炮灰，但在明朝中后期發(fā)揮著無可替代作用。尤其是在地形復雜的戰(zhàn)場上，這類山民移動起來如履平地，經常將普通衛(wèi)所兵甩在身后。而且保留勇武作風較多，不容易被暫時的困境嚇退。若將領來自同族，同僚皆出自本鄉(xiāng)、本寨，則可以在高強度作戰(zhàn)中堅持很長時間。

在軍事技術層面，土兵們往往習慣搭配使用巨盾、藤牌、長槍、長刀、木弩和獵弓，也有鉤鐮槍或狼筅等特殊裝備。在隊形不發(fā)生紊亂的情況下，足以正面抗擊所能遭遇的任何敵手。甚至反過來影響明朝本部，仿照其模式編練出戚家軍、俞家軍等新生力量。最后又被推廣到直隸、遼東兩省，險些升格為官軍通用的顯學。

率領狼兵迎戰(zhàn)倭寇的 瓦氏夫人

值得一提是，貴族婦女在西南山區(qū)的地位頗高。前有率狼兵抗倭的瓦氏夫人，后有帶苗兵屢敗張獻忠的秦良玉，勇武程度勝過同時代的大部分衛(wèi)所將領。

可惜，在1599年的播州土司楊應龍反叛后，西南土兵的權重一度受到波及。即便如此，他們仍被調往關外迎戰(zhàn)后金，后來又為南明短暫鎮(zhèn)守過肇慶。一些云南的傣族土司，則將圈養(yǎng)大象交由李定國使用，讓后者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戰(zhàn)象大師。滿清坐穩(wěn)江山后，一直堅決實施改土歸流政策，可能就是對往日經驗的痛苦回憶。

北越的莫氏武裝 比較樂于配合明軍行動

其次，在安南和廣西交界處，盤踞著主動歸附明朝的莫氏家族。作為越南黎朝叛逆，他們一度有希望將河內等主城據為己有。

后來功敗垂成，依舊在涼山南麓堅持較長時間。因為有求于紫禁城朝廷，故而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圍內協(xié)助行動，實際價值略勝李朝與察合臺汗國。考慮到朱棣曾用越南工匠指導火器改進，他們的后代在技術層面不至于拖宗主國后腿。

中后期明軍 還能雇傭到少量葡萄牙士兵

當然，更好的火器部隊來自西方影響。從隆慶時代起，明朝官方就一直借用澳門的葡萄牙武裝。起初僅僅是幾艘艦船，多用于對抗海盜襲擾。后來層層遞進，至少分3-4批招募傭兵或顧問北上勤王。今人熟悉的弗朗機、紅衣炮和鳥槍，無不是通過這條線傳至中國。

葡萄牙人甚至以福船為基礎，引入歐洲技藝，造出更加堅固耐用的老閘船。這種中西合璧的混合產物，一直被沿用到19世紀，在清朝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中有過高光表現。

許多近代化武器 皆由葡萄牙人傳至明清

躺平浪潮中的臨時工

明朝對各族士兵的態(tài)度非常矛盾且割裂

相比之前的任何時代，明朝對外族士兵的態(tài)度最為矛盾且割裂。既在數量占比方面低于北宋，來源構成也遠比唐朝、元朝單調。而且針對特定群體的征用，往往高度集中于某些時間段，容易產生羊毛薅到禿、韭菜連根拔的既視感。

之所以會如此扭曲，必然與其建立王朝后的意識形態(tài)有莫大關系。因為前朝是胡虜，自然對中原外的世界充滿未知恐懼，全靠強制同化外來影響來腦補安全感。加之周遭沒有足夠強勢對手，連及時調整偏差的動力都相當匱乏。等到原先的衛(wèi)所兵制癱瘓，國防壓力陡然飆升，才三翻四次搞臨時抱佛腳式救贖。

將領們的家丁隊伍 充斥著各類外族

于是，作為武裝力量主體的官軍，總在具體行動中刻意“隱身”。經常靠地方土兵獨當一面，又樂于將吃力不討好的壓陣工作交給蒙古騎兵。但要有人提議改革，或是僅僅征用更多外族，馬上會招來言官清流的死諫抵制。

唯有將領比較誠實，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花費一切資源來堆砌外族士兵。因此，所謂家丁的非正式單位脫穎而出。鄭氏父子的黑人衛(wèi)隊，也一度發(fā)展為大小兩支。他們永遠是比例上的少數派，卻要承擔最多的戰(zhàn)斗任務。亦如一群勤奮的臨時工，深陷老油條和躺平者的汪洋大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