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董卓與張角，竟有兩人是忠臣？

啟風(fēng)/文

劉三解繼《秦磚》《漢瓦》《青銅資本》之后，寫三國的書終于出了，書名《漢末之變：曹操發(fā)跡與董卓之死》，初看這個結(jié)構(gòu)是有些奇怪的，心想曹操與董卓為什么要放在一本書里寫？即便要一起寫，難道不該是董卓在前，曹操在后嗎？看過之后才明白作者的用意所在，曹操的崛起與董卓的敗亡緊密相關(guān)，而二人事跡又都被史書刻意篡改，很需要有一本書來還他們“本來面目”。

被粉飾的的青年曹操

眾所周知，曹操為回擊天下人的“誹謗”，寫下《讓縣自明本志令》。他說起年輕時的志向，乃“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又說“設(shè)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dāng)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這些話說得很直白，即表明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大漢忠臣，既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

然而看《三國演義》，我們都知道曹操大權(quán)獨攬，是徹頭徹尾的漢賊。只是他這個漢賊，與小說里的董卓、袁術(shù)、司馬懿父子不同，有點讓人恨不起來，以至易中天在《品三國》里稱其是“可愛的奸雄”。究其原因，恰如劉勃《天下英雄誰敵手》所言，《三國演義》號稱“抑曹”，但為服務(wù)情節(jié)，略去了曹操偏好屠城、背叛袁紹等劣跡，無意間反倒美化了曹操。

進入近代以來，曹操的地位更不得了，他一人身兼政治家、軍事家、文學(xué)家三大頭銜，成為統(tǒng)一北方的大英雄。經(jīng)過正史、小說、教科書的三重演繹，再要給曹操做翻案文章，那肯定不是從“壞”往“好”，而是從“好”往“壞”翻。

要想找到“真曹操”，當(dāng)然還要回到所有故事的源頭《三國志》里來。陳壽當(dāng)年所見史料已經(jīng)魏國官方在《讓縣自明本志令》基礎(chǔ)上做過層層粉飾，看起來光輝奪目：少年時代與世家子弟袁紹往來無間、在洛陽北部尉任上不畏權(quán)貴誅殺蹇碩叔父、心懷大義率先起兵討伐董卓、在青州收降三十萬黃巾軍……這樣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集忠義、智勇于一身的青年曹操。劉三解細查史料后則發(fā)現(xiàn)“歷史上，很多看起來猶如神跡的成功，背后并不是神祗的眷顧，而是權(quán)力制造的信息差”。

劉三解利用史料字縫間的細節(jié)鉤沉真相，在《漢末之變》中對歷史做了另一種解讀：大家都以為曹、袁是少時好友，其實兩人年齡差有九歲之多，曹操早年不過是袁紹的崇拜者之一，后來更成了他的下屬；蹇碩在宦官里只能算是中層，其叔叔也是罪不至死，有著更大背景的曹操殺蹇碩叔叔并沒什么風(fēng)險可言；倡議討董的人是橋瑁，參與盟誓的有袁紹等人，曹操那時還是個局外人；青州一帶的確曾有過三十萬黃巾軍，但那是公孫瓚、陶謙降服的，即便歸順曹操，他也養(yǎng)不活這些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有些頗為精妙的考證，讓人讀來眼前一亮。比如曹操的父親曹嵩到底是不是出自夏侯家，一直以來眾說紛紜。曹家與夏侯家向來通婚，可以肯定不是同族，那陳壽在《三國志》里為什么要單列一篇《諸夏侯曹傳》呢？

劉三解從該傳中曹仁、曹洪等僅獲封侯入手，指出他們在血緣上與曹操關(guān)系較遠，僅為“疏屬”，被與夏侯惇、夏侯淵放在一起寫，“并不是由于諸夏侯列入宗室而與諸曹同傳，恰恰相反，是因為諸曹僅為宗親，在親貴程度上，還不如與曹操‘世為婚姻’的諸夏侯”。那么夏侯家的尊貴地位又從何而來呢？劉三解給出的解釋是，曹操的生母姓夏侯。

作為大漢忠臣的董卓

相比于曹操，董卓在《三國演義》里壞得更徹底，不忠、殘暴、荒淫，是一個無能的莽夫。這與《三國志》中的所謂正史形象相吻合，是漢末袁紹、曹操等“豪杰”們?yōu)閺娀陨硭鶠榈恼x性，強加給董卓的標(biāo)簽。

劉三解首先提醒讀者，董卓兩次入三公府任職，當(dāng)過并州刺史、河?xùn)|太守，有長達十五年的時間當(dāng)?shù)亩际俏墓佟Ｋ又赋觯繋У铰尻柕娜笋R只有區(qū)區(qū)數(shù)千步騎，之所以能掌控政局，那是因為得到王允、荀爽等黨人或黨人同情者的支持，他們有著“矯桓靈之政”的共同目標(biāo)。在劉三解看來，董卓固然有殘暴的一面，但“他執(zhí)政期間一直力圖恢復(fù)漢室天下的統(tǒng)治”。

把國都從洛陽遷往長安，就是董卓為復(fù)興漢室做的一件大事。董卓深信讖緯之說，認為遷都有助于漢室“再受命”，即重新獲得上天保佑，從而延續(xù)下去。至于董卓因懼怕關(guān)東討董聯(lián)盟而被迫遷都的說法，在時間上其實站不住腳。照《三國志》所記，遷都是在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而劉三解考證，袁紹、張邈等諸侯起兵是在那年三月十八日之后。至于曹操參與其事當(dāng)然就更晚了。

討董聯(lián)軍聲勢浩大，董卓非但不懼怕，甚至有些輕視。結(jié)果真正要了他性命的也的確不是那屯兵十幾萬的各路諸侯，而是身邊最為倚重的兩大親信——“朝政大小，悉委之”的王允和“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的呂布。

劉三解猜測前者的動機是想在干掉董卓后，取代其成為朝中第一人；后者則是飽受董卓欺辱，擔(dān)心有一天丟了性命。董卓手下兵馬大多派駐外地，于是王允、呂布在殺死董卓后輕易控制了長安。按照《漢末之變》的說法，董卓如此脆弱乃是因為他“終究還是一個東漢的讀書人”，“目標(biāo)是有限的，總想著順天應(yīng)人，重建秩序，才給了對手可乘之機，讓人抓住了他的軟肋”。

在重寫曹操、董卓之外，《漢末之變》里還有一顆“彩蛋”，那就是對黃巾之亂的再闡釋。在大多數(shù)人的印象里，張角及其黃巾軍都是要推翻東漢，建立自己的政權(quán)，可事實上，如劉三解總結(jié)的那樣，“張角在全國各地聚集了幾十萬人，既不攻城略地，也不直搗帝都，既奴稱王僭號，也不大封百官，甚至連兵器都不拿，反倒學(xué)著仙人的姿態(tài)，穿州過郡地游行”，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實那可能是一場宗教儀式，目的是要吸引來所謂“太平氣”，使?jié)h靈帝同信太平道，開啟新的新盛世。至于黃巾軍與朝廷爆發(fā)沖突，則是在他們意圖進京失敗，被漢靈帝下令鎮(zhèn)壓之后的反抗。

總而言之，這本《漢末之變》新見頗多，我們仔細閱讀劉三解的發(fā)問、考證與結(jié)論后，無論信與不信，都能在看到不一樣的曹操與董卓后，打開一種新思路，思考歷史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