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八里坪遺址：是獨立“古國”，還是屬于陶寺？｜訪談

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安富建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趙、魏、韓三家分晉。史籍記載，晉國最后的國君從其發(fā)跡之地晉西南（今山西臨汾）遷往晉東南的城邑“端氏”。

亡國之君棲居的端氏，曾是所在區(qū)域中心。后來，端氏東西兩側，各有新城興起：

一是東側的新端氏城，端氏東遷而來（沿用端氏之名）；

二是西側的沁水城，后來地位超過端氏。

從舊端氏、新端氏到沁水，首尾距離不過50公里的三地，此消彼長，與一條古道有關。在晉東南群山中，有古道沿河綿延打通東西。只要有實力控扼交通，便能趁勢坐大。從古至今，區(qū)域中心在古道東西擺動。

距今4000年前，這條古道旁興起了晉東南已知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聚落，即八里坪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

八里坪遺址、端氏鎮(zhèn)、沁水縣城位置關系及周邊地形地貌 趙輝供圖

從2020年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所長、八里坪遺址考古發(fā)掘領隊趙輝和同事們經過為期五年的持續(xù)發(fā)掘，揭開了這一重要遺址基本面貌、先民生活的痕跡。

八里坪遺址有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距今4300年左右）、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存。

因八里坪遺址發(fā)現的三重環(huán)壕、“宮殿”式高等級建筑，玉石器、陶器等遺存，山西沁水八里坪遺址入選“2024年度山西六大考古發(fā)現”，入圍“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終評。趙輝認為，八里坪遺址的社會復雜化程度高，已經進入了古國之列，可稱之為“八里坪古國”。

人面形陶器流口 八里坪遺址出土 趙輝供圖

距離八里坪遺址以西僅90公里，有國內首屈一指的臨汾陶寺遺址（早期面積達160萬平方米）。陶寺遺址被認為是“中國文明核心形成的起點”，諸多文化要素被后來二里頭遺址繼承，開啟了中國王朝時代。

八里坪、陶寺兩大遺址存續(xù)時間相當（八里坪的年代距今4300～3800年，陶寺距今4300～3900年），出土的肥足鬲陶器等器物高度相似。趙輝認為，山東一帶的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西進，途徑晉東南，向西傳播進入陶寺所在的晉西南。陶寺遺址、八里坪遺址同處于中華文明形成“以中原為中心”關鍵階段。依據兩地文化要素相似性，有學者將八里坪遺址劃入陶寺文化。

八里坪遺址衛(wèi)星地圖展示（來源：google earth）

日前，文博時空從臨汾出發(fā)，翻越山道驅車兩個多小時探訪八里坪遺址，重走晉西南到晉東南交通要道。本文邀請八里坪遺址考古發(fā)掘領隊趙輝先生，講述距今四千年前八里坪遺址如何依東西交流要道之便成為區(qū)域中心；勾畫在“以中原為中心”文化格局形成中“八里坪古國”的位置；闡釋晉東南與晉西南地理板塊內，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史前遺址（八里坪遺址、陶寺遺址）的互動關系。

參考文章：文博時空《陶寺遺址前領隊何努：從“觀象臺”說起，堯為什么定都陶寺？｜訪談》

晉東南地區(qū)史前規(guī)模最大遺址，何以“八里坪古國”？

上世紀80年代，八里坪遺址在文物普查時發(fā)現。這一輪發(fā)掘工作重啟于2018年，當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牽頭進行中原與中國文化建設關系的有關課題（“中原地區(qū)文明化進程研究”），涉及河南、山西等四個省，八里坪遺址納入其中。

2020年9月，趙輝和同事進駐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八里村，成立沁水八里坪遺址聯合考古隊。考古隊租借一戶村民房屋，安營扎寨。考古隊和村民近幾年以來融洽相處，并得到了村民們后援支持，在晉城市的支持下，原來的村委會辦公室無償轉作八里坪遺址考古工作站。如今的八里村，地處偏僻山區(qū)，年輕人外出工作，村子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

坐落在沁河之畔的八里坪遺址、八里村

沁水縣八里坪遺址聯合考古隊駐地

八里坪遺址考古工作站

五年多來的持續(xù)發(fā)掘，讓外界了解到八里坪先民們的生活，并填補了晉東南史前文化序列。

最能夠反映山西東南部新石器時代晚期基本面貌的遺址主要有三處：

黃河二級支流沁河流域的沁水縣八里坪遺址，有100萬平方米。

沁河最大支流丹河東岸的高平市西李門遺址，有50萬平米。

濁漳河流域的長治市北石槽遺址，有80萬平米。

此外，濁漳河流域的長治市小神遺址，有自仰韶至商代的文化遺存，也是晉東南史前遺址的代表。

以各大遺址文化內涵而論，首推面積最大的八里坪遺址。

山西高原東南部區(qū)域中心聚落分布

“三重環(huán)壕”區(qū)分內外，高等級建筑顯露社會秩序

距今4300年左右，八里坪遺址營建了“三重環(huán)壕”。環(huán)壕，用以區(qū)分內外、防御外敵，類似后世的護城河。

三重環(huán)壕由外壕、中壕、內壕構成。遺址外壕內殘存面積46萬平方米，中壕內有5.5萬平方米，內壕內約1萬平方米。其中，內壕利用中壕部分區(qū)域。

八里坪遺址三重環(huán)壕及歷年發(fā)掘區(qū)位置圖 趙輝供圖

八里坪遺址內壕發(fā)掘區(qū)域回填后現狀

“三重環(huán)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特定區(qū)域的某種傳統。”趙輝說。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有文章指出，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流行的夯土筑造技術，很可能起源于陜晉豫鄰境地區(qū)。在黃土丘陵地帶，出現了鞏義雙槐樹遺址、慶陽南佐遺址、晉城八里坪遺址、鄭州清靜溝遺址等環(huán)壕模式聚落。值得一提的是，清靜溝仰韶時期城址有“四重環(huán)壕”，是目前國內發(fā)現的時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仰韶文化中期版筑城址。

與之對比，東方的海岱地區(qū)自大汶口到龍山文化時期，有悠久的筑城傳統；江漢平原的屈家?guī)X文化，普遍有城的發(fā)現；北方的石峁、蘆山峁、碧村等則是石城模式。

八里坪遺址占據整塊高起的臺地，自成獨立區(qū)域。因而，寬而淺的三重環(huán)壕，主要凸顯人群社會等級的高低，對防洪或防御需求低。環(huán)壕依坡度設計，東邊貫通河流（水泉溝），環(huán)壕里的自然降水最終排入河里。

八里坪遺址外環(huán)壕遺跡

“已確定中壕溝和內壕溝以內是八里坪遺址的核心區(qū)，功能類似陶寺的‘宮城’。”趙輝說。

最值得稱道的是，在內壕溝內北部，發(fā)現了一組三間連排房式夯土建筑基址，面積達504平方米，帶出檐和回廊。

三間連排房發(fā)掘 趙輝供圖

八里坪遺址三連間的504平方米，這一面積意味著什么？在陜晉豫一帶，5300年前的鞏義雙槐樹遺址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座面積超百萬平方米的三重環(huán)壕的都邑”（117萬平方米），存在封閉式排狀布局的4排大型房址，其位置居中的“殿堂”單體建筑，面積達220平方米。更為恢弘的建筑，比如臨汾陶寺遺址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主殿）有540余平方米。它們共同代表了當時先民們房屋建筑的最高水平。

這座大型房址是內壕內發(fā)現的唯一遺跡，顯示了建筑的特殊性。而中壕內另有一處房址，以及中型墓葬、垃圾坑等。

中壕溝有700平方米的臺基上，有一座約170平方米的單體建筑，有回廊，保留了柱礎石以及石板鋪設的排水暗渠。近年來，國內史前聚落遺址的發(fā)現大多以墓葬為主，少見建筑房址。——這也是八里坪遺址這一新發(fā)現的特別之處。

170平方米的單體建筑（2023-2024年揭露廟二晚期建筑基址FJ2） 趙輝供圖

附屬于建筑基址的排水渠與石鋪散水 趙輝供圖

在中壕溝的房址附近有一處垃圾坑，陶器殘片拼合出來26件完整的磨光黑陶；建筑附近發(fā)現了有領玉環(huán)、玉璧，白陶鬹足，陶板瓦等高等級遺物。

多種磨光黑陶

成套的磨光黑陶（上半部分的陶器，底部有孔，有助于食物更快加熱）

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 八里坪遺址出土

在八里坪遺址附近，同時代的遺址有五六處。其中，沁水神腰遺址，距離八里坪遺址僅8公里，極可能是八里坪遺址中心聚落治下的二級聚落，面積達30多萬平方公里。一些面積較小附屬聚落，只有幾千平米。

規(guī)模宏大的三重環(huán)壕的聚落形態(tài)、精巧的建筑布局、附屬有多層級聚落等級…… 八里坪遺址已經達到“古國”級別，可以稱之為“八里坪古國”。

它們可以視為八里坪遺址“何以古國”的諸多“硬件指標”；而作為軟性要素的族群認同，構成了古國人群的向心凝聚力。

八里坪遺址西南方向有一座山，曰仙翁山。仙翁山是沁水全縣十座大山之一，也是晉城市沁水縣、陽城縣兩地的分界線，方圓百里小有名氣。

站在八里坪遺址，遠眺仙翁山

八里坪遺址的三聯排房子的中心連線，指向仙翁山方向。遺址目前發(fā)現的幾處零星的中小型墓葬（尚沒有發(fā)現規(guī)模性墓地），墓主的頭部均朝向仙翁山。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陶寺遺址的“圣山”塔爾山。陶寺遺址有以塔爾山為指向的“觀象臺”，遺址內墓葬和墓主的頭向均指向塔爾山。

仙翁山，可能是八里坪古國的“圣山”。

“圣山”具備的宗教含義凝聚人心，而某些器物是族群自我標識、身份認同的辨識物。

有領玉環(huán) 殘件 八里坪遺址出土

有領陶環(huán) 殘件 八里坪遺址出土

遺址出土的代表性玉石器是“有領環(huán)”，部分陶環(huán)也存在“有領”設計。這接近晉東南高平市西李門遺址常見的用大理巖磨制的“有領環(huán)”，而晉西南陶寺遺址的玉環(huán)往往“無領”，是扁平的璧環(huán)或連璜璧。此外，八里坪遺址的墓葬使用的“圜底甕棺”也為晉東南特有，這區(qū)別于陶寺遺址的“平底甕棺”。

“玉石器傳統、葬俗，均是決定族群文化認同的關鍵。”趙輝說，“依目前的考古發(fā)現，晉東南的陶器、玉石器傳統等相對獨立。這也是‘八里坪古國’存在的基礎。”

扼守東西交通要道，“八里坪古國”崛起

太行山以南的平原，是中國古都最多的區(qū)域。在河南有洛陽、鄭州、開封，在河北有安陽、鄴城、邯鄲、邢臺。

曾經，中原及其核心統治區(qū)防御北方來犯之敵的天然戰(zhàn)略屏障，是巍巍太行山上的上黨地區(qū)，“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拔地而起的上黨臺地，主要囊括今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及周邊多個縣。

失去上黨，則無險可守。蘇軾說，“上黨從來天下脊”。戰(zhàn)國時期，趙都邯鄲。為爭奪上黨，秦趙不惜以舉國之力血拼，引發(fā)在今晉城高平市西北一帶的“長平之戰(zhàn)”，坑殺趙卒三十萬。

要出入上黨臺地，山西東南部的對外溝通，必須借助山陵之間的要道隘口。“太行八陘”中有四陘：軹關陘、太行陘、白陘、滏口陘，與上黨臺地關聯（陘，指關口和道路）。

太行八陘與周邊道路、關隘示意圖

圖源：段彬《何以八陘——“太行八陘”概念的形成與反思》

八里坪遺址正處在上黨臺地，其特殊地理位置是“八里坪古國”形成的關鍵。趙輝說，“八里坪遺址的形成，主要依靠所在的交通要道優(yōu)勢。”

晉城市沁水縣四周環(huán)山，與鄰縣的天然分界是數座大山。其中，

東與晉城市高平市（縣級市）、澤州縣以老馬嶺、岳神山為界；

南鄰晉城市陽城縣以仙翁山為界；

西南與運城市垣曲縣以歷山舜王坪為界。

沁水《石井溝橋碑記》對當地地理環(huán)境有記載，“山徑之間有絕壑，商賈往來者恒抱涉險虞。”地處群山之間的市鎮(zhèn)，大都位于沁河主干流或者沁河一級、二級支流的沿岸。

沁水位置圖（圖源：google earth）

靠山吃山。沁水縣地處太行、太岳、中條三大山系交界，屬半濕潤溫暖帶地區(qū)，森林資源豐富。比如，沁水與垣曲交界的歷山舜王坪，至今保有華北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

山環(huán)水繞的山地環(huán)境，塑造了當地頗有特色的生業(yè)模式。考古發(fā)現，八里坪遺址以農業(yè)（粟、黍種植）為主，飼養(yǎng)家豬、黃牛、綿羊和狗等。其中，綿羊可以用來提供肉食和羊毛。與此同時，狩獵采集經濟在八里坪遺址占據重要地位。從出土的動物骨骼分析，龍山晚期以鹿科為代表的野生動物比例達到了37%。

燧石以及本地常見的砂巖為原料制作的石器占比較大，同時有部分經過人工磨光程度較高的灰?guī)r類的石器——這是八里坪遺址石器主要的三種原料。當地的下川遺址證明距今2.3萬年至1.6萬年前已經有人類在此地繁衍生息，存在悠久的燧石技術傳統。八里坪遺址發(fā)現了利用燧石為原料的石片切削骨骼的現象，這在其他遺址比較少見。

遺址出土的石器，有箭鏃和矛頭等成型器，以及加工過程中產生的石片、碎屑等；包括狩獵工具在內的玉石器也均是本地制作。

形態(tài)多樣的石箭鏃

石箭鏃和石矛

石刀

玉刀

玉錛

網墜

玉器

山水交錯之間，八里坪遺址所在的區(qū)域（沁水、端氏、澤州一帶），正好處在東西、南北交往的“十字路口”：

以東西而論，西方的晉西南人群，自臨汾、運城出發(fā)，經侯馬、翼城、沁水、端氏，到達澤州，去往河北邯鄲，進入華北、山東。

觀南北之間，北方的晉中人群，自太原出發(fā)，經安澤、沁水、端氏，到達澤州，下太行山，進入中原。

八里坪遺址“十字路口”位置

“無論從哪個關口入太行，一旦要向西而行，八里坪是必經之地。”趙輝說。八里坪遺址的臺地周圍，環(huán)繞沁河和水泉溝，地形封閉。據守臺地，控扼河谷，便可以切斷東西往來。

八里坪遺址處在臺地上，周圍溝壑環(huán)繞

東部人群的移動所帶來的文化、技術和產品，源源不斷經過此地中轉，讓高山河谷中的八里坪遺址迅速崛起并成為區(qū)域中心。

距八里坪遺址西北方向不足1公里，有大溝遺址。大溝遺址位于沁河小支流東大河與沁河干流交匯處東北部山前沖積臺地，有棗園文化，仰韶中、晚期，二里頭晚期、商代前期遺存。

大溝遺址遠眺 趙輝供圖

而八里坪遺址和大溝遺址的發(fā)現，互相補充，正好構成了距今約7000～3300年、代表沁河中游的完整文化序列。趙輝推測，“八里坪遺址和大溝遺址的人群，很可能在兩個遺址之間來回遷移生活。”

從宏觀上的上黨臺地“地勢之高”；中觀上的沁水縣“四周環(huán)山、十字路口”，微觀上的八里坪遺址“臺地據守”……三個維度呈現出八里坪遺址獨特地理面貌。

作為中轉樞紐的八里坪遺址：

大汶口文化西進，與“以中原為中心”文化格局的形成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用“重瓣花朵”來形容史前中國的文明格局，即中原文化區(qū)是核心（花心），山東、燕遼、甘青、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qū)是第一層花瓣。

整體來說，中原腹地在新石器時代并不很發(fā)達，盡管有前仰韶時期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晚期大河村文化、龍山時期王灣三期文化等。直到夏商之際，才真正掙脫了來自周邊東西文化系統的束縛，吸納四方，一躍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

而“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格局，形成于新石器時代的最后階段——即龍山時代。中原龍山文化，包括幾支親緣性很強的地方文化，分別為關中地區(qū)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豫西地區(qū)的王灣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岡二期文化、豫東地區(qū)的造律臺文化以及晉南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

陶寺，是中華文明走向“以中原為中心”的起點。實際上，整個龍山時期，真正強勢興起而發(fā)展出早期國家水準的社會、能夠代表當時東亞最高發(fā)展水平的只有兩個聚落：持續(xù)興盛的晉南的陶寺集團和新興的陜北高原上的石峁集團。

在“以中原為中心”形成過程中，廟底溝二期以來中原地區(qū)出現的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即周圍地區(qū)文化因素涌入：北方長城地帶的文化南下、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北上、大汶口西進。處在封閉區(qū)域的陶寺遺址，廣泛吸收外來的文化因素的刺激，以大汶口文化西進最具代表性。大汶口文化有發(fā)達的陶器制作水平，率先發(fā)展出快輪技術。這些主要起源于東南部地區(qū)、作為禮器的精制陶器進入陶寺等地。

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向西，主要路線有兩條：一是取徑晉東南（上黨臺地），從蜿蜒曲折的山河之間穿過；二是沿中原一帶西行，進入運城盆地、臨汾盆地。

晉東南路線的首尾兩端，有諸多遺址如珍珠串連。河南輝縣孟莊遺址，北接“太行八陘”中滏口陘（壺口縣）。在孟莊遺址，發(fā)現過海岱地區(qū)的文化因素；在沁河中游距今4700年左右的陽城賈寨遺址，趙輝于2021年發(fā)現了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的房址，年代和大汶口文化焦家遺址接近。

從山東焦家遺址、河南輝縣孟莊遺址、山西陽城賈寨遺址，到沁水八里坪遺址，大汶口文化取徑晉東南的西進路線清晰。

八里坪遺址作為東西交流的“中轉樞紐”

趙輝說，“從交流的路線來看，東西方之間交流很早就開始了，一直到龍山晚期。龍山晚期，八里坪遺址發(fā)現了東方海岱文化因素的字母口罐、圈足簋和圈足盤等。”

八里坪遺址發(fā)現了10座墓葬。對5例墓主牙釉質同位素分析得知，有3例來自外地。這3例外地人口，2例來源與淮河上游及海岱地區(qū)接近，1例與臨汾盆地接近。趙輝推測，這與當時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人群向晉東南遷移有關。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臨汾盆地，在南部的運城盆地有周家莊遺址。大汶口西進的中原路線存在不利因素。“如果從中原地區(qū)過去，需要經過運城盆地，而當地主要是三里橋文化，屬于是另一大集團。東來的人群不大可能從這一集團借道穿過去。”趙輝說，“那么，走晉東南就更加方便。當然不排除中原路線的可能。”從中原腹地進入晉南的路線也有學者研究。

八里坪遺址處在東方海岱地區(qū)文化因素和人群向西傳播、移動的交流通道上，對陶寺文化的形成，發(fā)揮了“中轉樞紐”的作用。

1986年公布為山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漫長的“龍山化”過程中，中原社會持續(xù)借鑒周邊地區(qū)首先發(fā)展起來的等級制度、社會秩序相對應的物質表現方式，目的是用來調和自己社會中越來越激化的階級矛盾。實際上，“以中原為中心”新的社會秩序構建，是在十分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下完成。

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與八里坪遺址考古領隊趙輝同名）有文章指出，在中原地區(qū)以外的其他地區(qū)，最大型的遺址通常就是聚落群中的中心聚落。這類聚落往往建有城垣一類的大型公共工程，城垣使用時間較長，比如山東、蘇北一帶的大汶口至龍山文化的城址，絕大部分經過一至二次的擴建。

與之區(qū)別明顯，中原地區(qū)很多建有城垣工程的遺址的位置并不在聚落群的中央，其面積在聚落群中也不突出，群落中往往還有規(guī)模更大卻無城防的聚落。仰韶文化晚期，中原腹地出現了鄭州大河村、滎陽青臺、鞏義雙槐樹等，環(huán)壕聚落的面積均超過50萬平方米；中原發(fā)現的幾座城址的使用時間相對較短，看不出擴建的跡象。這意味著中原地區(qū)地方勢力的中心經常發(fā)生轉移。

二里頭文化云雷紋殘片 八里坪遺址出土

學者普遍認識到，中原龍山時代，戰(zhàn)爭次數頻繁，激烈程度加強。借助這一視角，或許外界可以更加理解八里坪遺址覆滅的時代背景。

龍山晚期，晉東南的東西互動和南北交流的態(tài)勢更加明顯。此時，八里坪遺址輝煌的象征“三重環(huán)壕”，內壕溝內被破壞，中壕溝、內壕溝被填平。2023 年至 2024 年，八里坪遺址的東南部清理了9座龍山晚期的陶窯和1座處理殘次品的袋形坑。這一區(qū)域從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聚落的高等級建筑區(qū)，淪為龍山晚期的制陶作坊區(qū)。

這些陶窯成排有規(guī)律分布，應是規(guī)劃而成。“目前已無法判斷，陶器到底給誰供應。燒制陶器的器型非常一致，屬于位于東南方向的豫北冀南的后岡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物。“趙輝說。

八里坪遺址屬于陶寺文化嗎？

八里坪遺址包含廟底溝文化二期晚期、龍山晚期、二里頭時期文化遺存，八里坪遺址的年代距今4300～3800年。陶寺遺址距今4300～3900年。

八里坪遺址西距陶寺遺址和陶寺文化重鎮(zhèn)周家莊遺址均為90公里。

時空如此接近的兩處遺址，陶寺和八里坪有什么關聯？作為大汶口西進的“晉西南通道”的八里坪遺址，是否從屬于陶寺文化？

八里坪遺址位置示意圖 趙輝供圖

目前所知，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圍僅有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東北部以周家莊遺址為主的區(qū)域。有學者提出，陶寺分布范圍及影響范圍似乎和它的地位不匹配。倘若八里坪遺址是陶寺文化的一部分，對于認識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圍將是極大突破。

“經過近些年的系統調查，陶寺文化其實仍然未脫離原來所認知的范圍。”趙輝說，“八里坪遺址和陶寺文化典型遺跡有相似之處。在去年底召開的‘山西沁水八里坪遺址考古新發(fā)現專家研討會’上，已經有學者提出八里坪遺址屬于陶寺文化。未來，可能也不乏相關觀點。但是，我認為八里坪遺址應不屬于陶寺文化，而是帶有強烈的晉東南本地特征，八里坪遺址和以東區(qū)域文化的關系更加密切。”

晉東南存在的“有領環(huán)”的文化認同，和晉西南陶寺、清涼寺、下靳墓地為代表的“無領”的玉環(huán)不同。

陶寺遺址出土“無領環(huán)”拍攝于陶寺遺址博物館

白陶鬹足（有海岱地區(qū)風格） 八里坪遺址出土

陶器是判斷文化歸屬的基本器物。八里坪遺址陶器有別于陶寺文化之處，主要有三點：

一是，陶器更加帶有“晉東南”特質。在八里坪遺址第二期即龍山晚期階段（距今約4100～3800年），陶器中磨光黑皮褐胎陶占比較多。無論組合還是器形特點，總體文化面貌表現出多元性特征，但表現出與長治小神遺址更多的相似性，更多顯示出太行山腹地內部文化面貌的一致性。

二是，典型陶器的細節(jié)差別。八里坪遺址與陶寺典型遺存有差異。陶寺中期，受晉中地區(qū)出現的斝式鬲的啟發(fā)，臨汾盆地開始制作形制多樣的陶鬲。與其他形式的鬲不同，直口平唇肥足鬲只流行于陶寺文化的晚期，并且隨著該文化的衰落而消失，是陶寺文化晚期的標志性器物。與此同時，八里坪遺址第二期遺存中，口沿外加厚的斜方唇肥足鬲是重要的指標性器物。

直口平唇肥足鬲 陶寺遺址出土

口沿外加厚的斜方唇肥足鬲 八里坪遺址出土

更不要說，陶寺文化的標識性器物（扁壺，以“朱書扁壺”最為典型），完全不見于八里坪。

三是，八里坪遺址的鬲的口沿外貼泥條附加堆紋、壓印繩紋的裝飾風格，不見于陶寺遺址。這種裝飾出現較早，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龍山初期的晉中地區(qū)，沿沁河河谷向南傳播，向西到了晉西南的臨汾與運城兩個盆地交界地區(qū)，向南則影響到了沁河下游的濟源盆地。周家莊遺址已經受到八里坪所處沁河中游地區(qū)受到影響，特別的是，在晉中地區(qū)影響下形成以臨汾盆地為核心的陶寺文化主體（陶寺遺址）卻未接受口沿外貼泥條附加堆紋、壓印繩紋風格。

在口沿外貼泥條附加堆紋、壓印繩紋風格上，為什么會出現陶寺遺址“獨善其身”的現象？

在“以中原為中心”形成過程中，中原各個聚落，在接納外來因素的方向或程度上各不相同。即便相距不遠的兩個聚落，也存在較大差異。

北京大學教授趙輝提供了一個解讀的視角。他在相關文章中指出，禹州瓦店聚落群中，有較多的江漢地區(qū)的文化因素，而相距不遠的登封王城崗聚落群中，這類外來影響就顯得比較微弱，“由此可以推測，在中原地區(qū)，來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種勢力之間的沖突和重組也許是經常發(fā)生的事情，而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原地區(qū)的動蕩不安。”

“以中原為中心”浩浩蕩蕩大勢之下，無論是八里坪遺址陶器的類型、特殊的裝飾風格在保持晉東南基礎上的多元化，以及遺址從區(qū)域中心從區(qū)域中心聚落衰落為普通聚落而走向消亡……八里坪遺址所呈現出的復雜面貌，為人們認識中華文明的形成首次提供了來自晉東南豐富而獨特的視野。

參考資料

趙輝：《從八里坪遺址看晉東南與晉西南龍山時代文化交流與互動》，《文物季刊》，2024年2期

趙輝等：《山西沁水八里坪遺址環(huán)壕聚落》，《文物季刊》，2023年第3期

戴向明：《何為中原——新石器至青銅時代中原文化區(qū)的新認識》，《考古學報》，2025年第1期

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年第8期

圖片 ｜趙輝、杜廣磊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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