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追求遙遙領先，多半是病了

賽格特約作者 關不羽

縱觀人類科技發展史，決定一國科技創新能力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科技創新的“原創能力”，而是捕捉科技成果應用和推行技術擴散的能力。只不過很多人更多從宣傳上切入對科技創新的認知，觀念還停留在為國爭光的“科技民族主義”，片面追求“遙遙領先”。

實際上，以中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企業——也許沒有之一——華為公司為例，他先后在通信設備、智能手機和新能源汽車領域占據重要市場地位。但華為依靠的從來不是“原始發明”，因為所有人都明白，這三個行業都不是華為創造出來的，恰恰相反，通過對思科、三星和特斯拉的模仿、學習，加上華為獨特的組織方式和企業文化，反而實現了獨特的技術擴散路徑，創造了發展奇跡。

回到真實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國家技術擴散只要在快速、持續地進行，“原創發明”“世界第一”“理論突破”都將作為副產品陸續呈現，德國、美國、日本皆如此。因為，這就是現代科技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

01

美國人最早發明飛機

但航空業誕生在歐洲

20世紀初是“科技民族主義”鼎盛期，各國如火如荼地爭奪科技新發明的“首創權”。飛行器制造就是備受矚目的“大IP”，聚吸引了歐陸列強的火力。結果出人意料，大洋彼岸的美國拔得了頭籌。

1903年12月17日，萊特兄弟首次試飛成功，美國人為之歡呼雀躍。此時的美國還是個農業國，工業落后、科技水平低下，是歐洲人眼中的邊鄙之地。萊特兄弟的一飛沖天，讓美國人大感揚眉吐氣。哥倆也因此成了“美國英雄”，民眾奉上了鮮花和掌聲，總統親自表彰嘉獎，風光無兩。然而，發明飛機的“首創權”并沒有激活美國的航空工業。1907年法國伏瓦辛兄弟創辦世界第一家飛機研制工廠時，萊特兄弟還在自家作坊里手攢飛機。因為，他們沒有飛機訂單，只有越來越少的商業表演邀請。

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被譽為“飛機之父”，1903年“飛行者1號”建成

直到1909年，法國人駕駛自家的飛機飛躍英吉利海峽，完成了飛機的第一次國際飛行。萊特兄弟才拿到了第一個飛機訂單，來自美國軍方。據說，這還是總統親自說服軍方的結果，既是為了宣示美國人對飛機的發明權，也算是對萊特兄弟“為國爭光”遲到的獎勵。

“高層重視”也沒能激活美國的飛機制造業。雖然繼萊特兄弟后，美國還誕生了寇蒂斯等優秀設計師，但是落后工業水平、地廣人稀的地理環境，只能眼巴巴看著歐洲的航空業刷紀錄。世界上第一家以飛機為主要載具的航空公司是荷蘭皇家航空，第一個連續風洞是德國人造的。美國人補上風洞的短板，是12年后。1920年，美國才建造了第一個風洞NACA 1號。這是個簡陋的低速風洞，數據嚴重失真，不能用于飛機設計，成了歐洲同行眼里的笑話。

總之，飛機是美國人發明的，但現代航空業是在歐洲誕生的。直到二戰前，除了發明飛機的榮譽，美國航空工業在全球市場上就是個小透明。天才人物的靈光乍現可以創造“發明”，卻不能創造“產品”。

如果“發明”不能轉化為“產品”，就不會對社會活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沒有產業化的土壤，無論有怎樣的劃時代意義的科技創新，也不過是僅供觀賞的盆栽罷了。

02

集裝箱革命之后

美國造船業卻持續衰退

如果說飛機因為太超前，沒能激活美國的航空工業，是后發國家的無奈；那么，全球領先的造船技術救不活美國的船舶工業，是過度保護的富貴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后期，德國加大了潛艇戰力度，導致盟軍的商船運力嚴重受損，對歐洲戰局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一艘萬噸級的“自由輪”，平均建造周期長達200天。即便美國政府斥巨資擴大產能，也無法彌補運力損失缺口。直到亨利·凱澤跨界造船，才找到解決方案。亨利.凱澤從建材生產起家，順勢進入建筑業，先后創建了100多家公司。

二戰爆發后跨界造船。1942年，亨利.凱澤借鑒建筑業的經驗，在自家的船廠引入預制構件和裝配式生產方法，創造了分段式制造的造船工藝，成功地把自由輪的制造周期壓縮到了至40天。采用新工藝半年后，萬噸自由輪“約翰·菲奇”號更是創下了24天下水的世界紀錄。最終以4年時間造了1490艘船的輝煌紀錄，正是開啟了現代船舶工業的新篇章。

按理說，有如此劃時代的創新技術，足以讓美國造船業制霸全球。可是，現實很吊詭，二戰結束后不久，美國造船業自我封印了分段式制造工藝。因為，1920年《瓊斯法案》后的一系列貿易保護立法確保了美國造船企業對國內運力的絕對壟斷，分段制造法的高效降本反而成了“萬人嫌”。

制造效率太高，加速了產能淘汰，造船廠反對。節約了大量的勞動力，工會抵制。勞資雙方都嫌棄，只好棄之不用。而且，這一鎖死科技樹的“產業保護措施”開創先例后，美國造船業停留在了二戰。十年之后，限制市場競爭的報應就來了。

1956年集裝箱革命后，全球船舶大型化趨勢加速。自鎖科技樹的美國造船工業隨即衰弱，制造周期和制造成本過高的劣勢凸顯。戰后偷師美國的日本造船業迅速崛起，而美國造船業節節敗退。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造船業的全球市場份額僅為3%，基本上就是靠國內市場的“自留地”茍延殘喘。周邊產業倒的倒、遷的遷，給美國的工業體系留下了巨大的空洞。

再好的科技創新，也得要產業化應用。只有廣泛的應用，才能持續產生經濟效益。也就是說，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僅在于“原創發明”，更在于技術擴散——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擴散，從一個產業部門到另一個產業部門的擴散。

技術擴散的重要性，遠遠大于“原創發明”。亨利.凱澤的創新，不是發明了某種新工藝，而是把建筑業的技術應用到了造船業。日本造船業的快速崛起，也不是因為某個日本天才發明了分段式制造，而是及時引入了這一新工藝。

日本造船業從廢墟中崛起：結合創新工藝，政府支持與市場機遇結合，超越英美，締造工業傳奇。

反之，率先使用分段式制造技術的美國造船業，卻因為限制技術的應用而停滯落后。不準用的“原創發明”只是在博物館、歷史教科書里宣稱“原創權”的情緒價值而已。

不能創造產品、沒有擴散能力的科技創新，不過如此。

03

創新不是技術概念

是經濟概念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科技創新領域，技術擴散遠比“原創”“首發”更重要。這是科技創新的本質所決定的。

創新理論的奠基者熊彼特提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這種新組合包括5種情況：

⑴采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特征；

⑵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⑶開辟一個新市場；

⑷獲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

⑸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

因此，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嚴格區別于技術發明，而是把現成的技術革新引入經濟組織，形成新的經濟能力。

按照熊氏的理論，科技創新就是以科技手段形成“新的經濟能力”。甚至可以不太嚴謹但更簡潔地理解為創造新產品的能力——任何生產體系的改變，或多或少都會反映在最終產品上。

也就是說，科技創新的成果就是產品，無論是中間產品還是最終產品，而不是科研論文中的純粹理論。唯有產品，才能產業化、市場化的應用中產生經濟效益，才能通過市場渠道擴散、傳播。

至于那些純粹為了滿足好奇心、宣稱探索真理的科研活動，并不屬于科技創新。這當然不是否定這些活動的價值——比如大量的情緒價值、崇高的信仰價值等等。可是，這些非功利性的純粹科研不屬于經濟概念的“創新”。應該歸類于科學領域的專業議題，而不是“科技創新”的公共議題。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首開先河后，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新的理論不斷涌現。雖然是百家爭鳴，各有不同，但是“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已經是基本共識。然而，國人把科技事業神圣化、非功利化的觀念根深蒂固，對科技創新的認知依然缺乏經濟維度。

片面追求所謂“原創性”“世界領先”之類的科技民族主義依然是主流，造成了很多認識上的誤區，在現實中走了很多彎路。重災區就是高校科研。《文匯報》報道稱，2023年中國高校專利轉化率僅6.8%，遠低于企業的51.6%，也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中國高校專利轉化率遠低于企業，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難以從 "書架" 走上 "貨架"

04

二維碼最早誕生在日本

但最大移動支付市場在中國

以創新理論劃定科技創新的概念邊界后，科技創新的價值標準也就清晰了。那就是科技創新產生的經濟價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維碼技術，這項技術起源于日本，但是真正賦予其價值的是中國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支付應用市場，二維碼技術的便捷性、安全性才能轉化為巨大的經濟效益。也正因為二維碼技術實實在在有用，最激進的“抵制日貨”也沒抵制二維碼。

上至大額費用轉賬，下至柴米油鹽生活水電，二維碼為日常生活帶來便利。

科技創新成果產生的經濟效益，才是衡量其價值的尺度。也就是說，決定一項科技創新成果價值高低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能創造多少經濟效益、推動經濟增長。“原創”“首發”“高難度”“世界頂尖水平”等等，都不會創造經濟效益，唯一能創造經濟效益的是“有用”。“有用”才有市場，有市場才有技術擴散。

今天提到“技術擴散”時，很容易想到技術貿易、技術轉讓、技術交流、技術傳播。其實，這些都是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應用，而這才是技術擴散的本質：擴散的不是空間，而是更廣泛的市場應用。

因此，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并不是搞了多少原創發明、獲得多少獎項、發表了多少論文、申請了多少專利，而是科技創新產生了多少經濟效益。

首先是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率。科技不經過產業化，就不能形成產品。沒有產品就無法進入市場，也就沒有經濟效益可言。其次是科技產業的發展水平。科技企業的市值、利潤率、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等等。

而這兩項主要指標都指向了企業，而不是科技民族主義者念茲在茲的政府。

05

企業主導創新是全球范圍的大趨勢

技術擴散的場域是市場，科技創新的本質是經濟活動，那么科技創新的主體必然是企業，而不是政府。

政府主導科技創新的認識誤區，源于多災多難的20世紀。20世紀前半葉是兩場世界大戰，后半葉是美蘇對立的冷戰。“戰時狀態”常態化，科技應用需求主要來自國防軍工，軍事科技發展成為科技創新的主要推動力。因此，政府成為科研領域的最大投資者和最大“客戶”。

即便如此，市場依然發揮作用。取消市場機制、奉行舉國機制的蘇聯雖然在冷戰前期靠“集中力量辦大事”領先于美國，但是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結構性失衡、科技成果產業化不足，最終輸掉了冷戰。

體制僵化、資源配置失衡、科技轉化不足等，導致蘇聯在各方面逐步落后。

而美國甚至沒有等到冷戰結束，政府就開始逐步退出“主導”，削減科研經費的財政投入。但是，政府的淡出，美國的科研經費不降反增。麻省理工的格魯伯.約翰遜教授，一位強烈批評政府削減公共科研資金的學者，也無法否認這一事實。

他在《美國創新簡史》中寫道：“20世紀70年代至今，公共資助的研究相對于美國經濟的規模有顯著的減少……但同期研發總支出并未下降，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研發支出占GDP的2.5%左右。其直接原因是雖然公共資助的研究相對于經濟規模有所下降，但私營企業的研究和發展卻出現了逆襲式的增長”。

這一“逆襲式的增長”是長期的。

2024年5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報告《美國研發趨勢與國際對比分析》的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科研經費占GDP比重為3.42%。其中78%來自商業部門，聯邦政府出資占18%。盡管聯邦政府依然是美國科研經費的第二大來源，但是18%的占比肯定說不上是“主導”。而3.42%的GDP占比，是全球最高的。而且，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科技產業的主要指標，也都是全球最高的。

實際上，企業而非政府主導科技創新是全球趨勢，并非美國一家。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均是企業為主，也包括中國。大連理工大學發布的《中國研發經費報告2024版》稱，1995-2022年，企業執行研發經費比例由40.64%增長至2020年的76.55%，2022年進一步提升至77.57%。接近美國，遠超歐、日的60%左右。

圖源：大連理工大學科技創新管理研究團隊

《中國研發經費報告（2024）》

由此可見，“政府主導”不是科技創新的必要條件，也不是最優解，更不是現實。企業主導才是大勢所趨。大型企業更是科技創新的主要引擎。

06

大企業是全球技術擴散的主力軍

2024年12月18日，歐盟委員會發布《2024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2024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該報告分析了全球研發投資最多的2000家企業，總投資為12,577億歐元，占全球企業研發投資總額的85%以上，排名前50企業約占投資總額的40%。大型企業無疑是全球研發投資的絕對主力。

美國企業研發費用全球占比為42.1％，位居全球榜首，中國為17.8％，歐洲為17.5％，分別名列第2和第3。美國四大科技巨頭還占據了榜單的前四席。進入前50位的中國企業是華為、騰訊控股、阿里巴巴集團、中國建筑及中國中鐵，分別名列第5、第19、第22 、第30和第51。

圖源：《2024年全球研發投入百強榜》

進入榜單前50名的中國企業包括華為、騰訊、阿里巴巴、臺積電和比亞迪等

大型企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絕對主力，是不爭的事實。并不是中小企業在科創領域沒有作用，而是不同的“生態位”發揮的作用不同。中小企業科技創新集中于細分領域的“小而精”，大型企業既是中小的主要投資者，也是中間產品的主要客戶，還是科技創新產品的市場擴散主力。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眾星捧月”、大河有水小河滿的市場生態下，大型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導力量。因為，大型企業擁有的技術擴散能力，從收集市場信息到產品推廣，從資源整合能力到生產組織效率，大型企業都遠勝于中小企業。

因此，國與國之間的科技創新能力比較，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大型企業的實力差距。最新的世界五百強榜單顯示，科技行業企業達到127家，占比25.4%，創歷史新高。其中，美國貢獻了58家，中國貢獻46家，兩國合計占據科技類上榜企業的81.9%。單論科技企業的數量，中美之間“分庭抗禮”。但是，美國大型企業的盈利能力還有較大的差距。五百強中的美國企業貢獻了總利潤的41.5%，而中國企業僅占21.8%。

差距更大的是企業規模。目前美國科技“七姐妹”的總市值相當于A股總市值和中概股的總和。

中美科技創新的競爭之勢已成，但是對中美之間存在差距還是要正視。中國不缺市場潛力，應用科技也有相當扎實的基礎。但是，大型企業的整體實力與美國不是同一水平。

因此，我們更要以務實的態度揚長避短，注重科技創新的經濟效益，重視技術擴散，科技創新要靠拼市場、拼產品、拼應用，而不是片面追求華而不實的“原創發明”“全球領先”。

牢記“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放手讓企業發揮科技創新的主導作用。鼓勵而不是限制科技創新成果的市場應用，增強而不是削弱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規模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