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榮譽謀殺的女大學生

大連工業大學一名女生被校方開除，起因已眾所周知：她與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本名Danylo Teslenko）發生一夜情后，被對方偷拍并發到社交媒體上，嘲諷“中國女人真廉價，不到一天就拿下”。

她分明是一個受害者，為何反遭處罰？因為校方認為該女生的行為“有損國格”。根據 《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第十九條第六款：“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開除當然遠比記過嚴厲，屬于頂格處罰，可見在校方心目中，此事對“國格”的損害不是一般的嚴重。

網上有的是人為校方的開除決定叫好，據一位北京大學老師觀察，北大樹洞有七成的聲音都支持開除那位女生。國內最頂尖學府的輿論尚且如此，價值觀更保守的群體不問可知。這有力地證明，中國社會在觀念層面尚未真正現代化。

此事的實質是什么？在我看來，這位女生其實是遭到了榮譽謀殺。

所謂“榮譽謀殺”（honor killing），是指家族、部族或社群成員為了維護集體名譽而“清理門戶”。通常情況下，都是兇手認為女性成員犯下的某個過錯，玷污了男性主導的道德秩序，因而有必要通過嚴厲的復仇行為消除這一恥辱，恢復尊嚴和名譽。

2016年7月15日，巴基斯坦女星 坎德爾·巴洛奇（Qandeel Baloch）在父母家中熟睡時被親兄長瓦西姆掐死。原因是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的“性感照片”，此前她因為一再發表支持女性自由的強烈主張，在巴基斯坦國內引發激烈爭議，一度成為被搜索次數最多的全國十大名人之一。

耐人尋味的是，她的兄長強調之所以殺害妹妹是因為她“讓家族名譽蒙羞”，但她的父親阿澤姆（Azeem）認為兒子是因圖謀錢財殺害妹妹的，他告訴媒體：“ 我的女兒很勇敢，我永遠不會忘記或原諒她被殘忍殺害的事實。”

有時，這未必導致女性當事人死亡，但其深層邏輯是一致的。2007年4月，美國影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在印度新德里參加一場促進安全性行為和使用避孕套的活動時，當眾激吻了印度女性希爾帕·謝蒂（Shilpa Shetty）。這在美國或許沒什么，但印度不是美國，其結果，給對方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在印度，電影里出現接吻的鏡頭都能讓全場轟動，而公開示愛更是禁忌，這個吻讓極端保守的印度教團體極為不滿，視為對印度道德觀的公然侵犯。印度法院一度對基爾發出逮捕令，并對謝蒂提出淫穢指控。

基爾很快道歉，表示他此舉只是想表明接吻時安全的，不會導致HIV的傳播；但他在美國畢竟安然無事，謝蒂在印度就無可遁逃，只能面對全國震怒，不得不一再含淚公開謝罪。雖然那個吻她也猝不及防，根本不是她的錯，但正如她的律師所言，針對她的指控都基于對女性貞潔的高標準：“當她被同案被告親吻時，她沒有抗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直到15年后的2022年，她才被撤銷猥褻罪名。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一個注重女性貞潔，并將之與國家、民族的顏面綁定的國家，卻又是強奸案高發、往往還相當惡性的國度。真正的“印度之恥”不是一個印度女性被外國人當眾強吻，而是無數印度女性被本國人強奸還只能忍氣吞聲。

別說是印度了，即便是德國，在戰后初期那段混亂的日子里，女性與戰勝國士兵的交往也被看作是“對民族的背叛”，鄙視地認為她們不過是為了貪圖一點錢財：

這種將和盟軍士兵的交往縮減到純粹的物質層面上的狹隘看法，把女性變成了悲慘生活中的被動角色。假如更深入地關注她們對美國人的狂熱，那至少會部分地承認她們是自己生活的主體。然而即使是女權主義學者，也更樂于把女性看成是犧牲品而無法從其欲望中獲得什么樂趣。（《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第170頁）

也就是說，這些女性自身的意愿是很少得到考慮的，仿佛她們的身體不屬于自己，而是被“集體化”了——屬于家族、民族、國家，是不容異族人玷污的，盡管男性打了敗仗，但他們遷怒于這些女人身上，辱罵她們沒能為國族守住清白的名譽，只能算作是自甘墮落。原本不帶政治色彩的、純私人性質的交往，就此變成了“家國大義”，讓她們承受千夫所指。

大連工業大學那位女生的遭遇，在這一點上有什么本質區別嗎？在我看來，沒有。那同樣是以集體榮譽（“國格”）的名義，懲罰一個女性的個人自主權利。

當然，她并沒有被“謀殺”，但校方公布她的真實姓名，在這個網絡時代，也無異于讓她“社會性死亡”了。這是對她靈魂的處決。

在絕大多數“榮譽謀殺”案件中，受害女性之所以遭到懲罰，都是因為她們比兇手的價值觀更為自由，因而突破了保守的社會道德所能容忍的極限。這些人眼里看到的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為了捍衛這些搖搖欲墜的道德準則，必須無情地懲罰敢于越界的個體。也就是說，他們把道德執法看作是一次公開教育，意在殺一儆百地告誡其他人不得效仿。

如果說逾越了邊界的女性是“壞女人”，那么“好女人”應該是什么樣？那當然是謹守本分，將主流的社會道德觀內化，在一個仍把女性視為群體名譽象征的社會里，這不可避免地都意味著這樣一點：由掌握文化權力的男性來決定什么才是“好女人”。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陳腐道德觀說到底也無非如此：女人的身體和活法都不是她自己能掌控的，無論如何都不能逾越“名節”的道德紅線。在《儒林外史》中，王玉輝的三姑娘在喪夫后絕食殉節，這個老書生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因為在那個社會，一個寡婦只有變成貞節牌坊，才是好女人。

已經2025年了，是時候讓女人自主支配自己的身體和命運了，她們不是什么集體道德的載體，不是誰的附屬品。讓人成為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