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走茅臺、國窖、五糧液的人，成了盒馬鮮生的“熟客”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錢鳴嗜酒，從浙江橫店的一家公司辭職之后，整天閑著，手頭越來越緊，酒癮卻從沒減過。

沒錢買，他就打起了偷盜主意。2025年4月的一天，他盯上盒馬鮮生，“人流量大又是自助結賬，不容易被發現。”

為了降低被抓的可能性，他從橫店去到義烏的盒馬鮮生行竊，兩次順走三瓶五糧液，嘗到甜頭后，干脆又跑到諸暨，一口氣拿了四瓶酒——一瓶五糧液，三瓶茅臺，裝袋就走，頭也不回。

但他還是被抓了。盒馬員工清點時發現少了幾瓶酒，報警后民警調監控，很快把錢鳴抓了回來。

這不是個例。我翻遍2017年至2025年因在盒馬鮮生盜竊商品而被判刑的所有裁判文書后，發現里面藏著不少“酒鬼”。

他們悄無聲息地在干凈明亮的貨架間游走，選酒、下手、離開，一氣呵成。有人是慣犯，有人是熬不下去的普通人。酒對他們來說，未必只是酒，更像是生活里最后一塊體面的遮羞布。

盒馬的自助結賬系統，設計初衷是提升效率，卻在實踐中制造出監管盲區，成為他們投機取巧的通道。它代表著新零售的前沿實驗，也暴露了智能系統在面對復雜人性時的盲區，老問題總是困擾著新物種。

這是一套為“理性消費者”打造的系統，卻被非理性的現實一次次拷問。他們帶走的，既是瓶中酒香，也是現代都市光鮮表面下的裂痕。

01

黑色書包里的酒

2020年元旦，長沙。喜盈門范城盒馬鮮生門口，吳大言站在原地等待。他沒有進店，也沒有買東西，只是習慣性地看著人流。幾分鐘后，一個十幾歲的男孩背著黑色書包走出。他剛從貨架上拿了三瓶“酒鬼酒牌內參”白酒——平均每瓶價值980元，塞進了黑色背包，卻只結賬幾樣零食。

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來這家盒馬偷酒，也不是第一次成功離開。只是這一次，沒能走遠。他們在門口被工作人員攔下，酒被追回，人也被帶走。

男孩叫歐小華，未滿14歲。背著酒的是他，站在外頭等待的主謀，是吳大言。

吳大言1988年生于長沙，小學文化，無業。2016年因盜竊被判六個月，出獄三年后，他再次走上熟悉的路徑。這一次，他帶著一個尚不構成刑責的少年，一起進入城市的盒馬門店。

從2019年3月開始，他頻繁流動。暫住在朋友戴某家中不久，就偷走一臺1820元的組裝電腦。4月底出現在重慶渝北區沃爾瑪超市，開始帶著歐小華配合作案：貨架取酒，藏進背包，由少年帶出。他們先后得手兩次，第三次在5月1日被攔下，習酒、T恤、短褲，一并追回。

他很快意識到少年是“擋箭牌”。于是12月起，他們連續四次在長沙各區盒馬作案。雨花、開福、天心、芙蓉……目標一致：白酒，價格從七八百到一千多元。他知道哪種酒值錢，哪家店人少，怎么躲過攝像頭和巡邏員。他像個熟練工，只不過“工地”是超市。

判決書顯示，僅盒馬鮮生的盜竊部分，白酒總價值達7985元。加上此前偷酒、偷電腦、偷摩托車，吳大言共盜竊9次，部分未遂，最終被判刑一年十個月，罰金一萬元，賠償一萬多元。

但這些數字背后，是更難被量化的裂痕。

在法律系統中，他是“累犯”；在城市系統中，他是“低頻參與者”；而在盒馬的系統里，他成了“異常用戶”——反復進出，不消費，反而精準切中系統漏洞。他不是盒馬理想中的顧客，但幾乎成了它的“熟客”。

盒馬鮮生，是他主動選擇的目標。門店密集，高端酒品種多，自助結賬寬松，人員巡視松散。他甚至知道，哪些酒最暢銷，哪些包裝最方便藏匿，哪些時段最適合動手。他從未享受盒馬為中產家庭設計的購物體驗，卻比普通消費者更熟悉盒馬的結構與漏洞。

盒馬鮮生全國門店分布圖，數據截至2025年7月12日，共有400家

他不是為了消遣而偷，而是為了茍活下去——每瓶白酒換來幾百元，每次作案只是為撐過一天。曾有一次，他從長沙朝陽廣場盒馬鮮生店偷了兩瓶“國窖1573”，價值1590元，是他單次作案的最高金額；也曾在寧鄉偷了一輛女式摩托車，賣了500元。錢不多，卻足以夠他混到下一個日子。

歐小華的存在，將這個故事推向另一個灰色地帶。他沒有被起訴，也未承擔刑責，但在一次次進入超市、藏酒、出門的過程中，成了一個被動構建的小型犯罪工具。他是被利用的，也是被系統忽視的。

整個案件里沒有一句情緒性的陳述。沒有“為何而偷”，沒有“如何落魄”，只有一個又一個城市、品牌、商品和價碼，拼接出一個人幾乎沒有社會嵌入感的日常軌跡。吳大言不屬于盒馬，也不屬于城市。但他曾用最隱蔽的方式，在這套高效但封閉的商業系統里“參與”過。

這不只是一個關于“偷竊”的新聞，更像是一種社會張力的顯影。在現代零售和傳統邊緣生活之間，吳大言游走其間，不被歡迎，也未被看見。

在那些亮著燈的盒馬門店里，他和少年像影子一樣穿行。他沒有掀起驚動世界的風浪，只是每次輕輕擰開一個系統縫隙，帶走一瓶酒，換幾張鈔票，然后消失。

然而，類似的故事遠不止他們兩人。

02

縫隙里的兩張臉

與吳大言不同，有的人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破解盒馬的“新零售”系統。

歐陽展翅最后一次走進盒馬鮮生，是在2020年3月21日。他熟門熟路地繞到上海松江區平高廣場二樓的自助結賬區，手里拎著兩瓶酒。但這一次，他沒能成功走出去。工作人員注意到了異常，兩天后他被抓。

他的方法不復雜，用低價蔬菜的條形碼替換高價酒的標簽，再在自助收銀機上順利結賬。就像正常購物，只是把清酒和紅酒貼上了“白菜價”。從2月到3月，他在這家門店重復了三次同樣的操作，共帶走兩瓶獺祭清酒和一瓶奔富BIN407紅酒，價值合計2685.56元。

判決書上寫著，他是北京人，1989年出生，案發時人在上海。他的生活背景沒有留下記錄，只剩下“多次盜竊”“自愿認罪”這些關鍵詞。他的作案既無暴力也無同伙，像是在一套熟悉的系統中做了三次“測試”。

盒馬鮮生的自助系統是建立在天然的信任基礎上的，掃碼、付款、無干預……都是為了提升效率和服務。但對歐陽展翅來說，那是一套可以被“破解”的流程。他沒有修改系統，只是利用人機監管之間的空隙，把一張條碼變成一張臨時通行證。

可是，偷盜行為從來都不被允許。他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一千元。三瓶酒被追回。此事很快結束，他也被簡化為盒馬系統里一次被修補的缺口。

李鐘興的方式更保守。他沒有改條碼，但會用紅腸、牛腱子、意面等商品掩蓋高價白酒。2021年4月、5月，他兩次出現在上海浦東的兩家盒馬鮮生門店，作案地點從金橋國際到長泰廣場，目標始終一致：五糧液。

他會先選幾樣日常商品裝進購物袋，再在其中夾入兩瓶單價1280元的五糧液。商品搭配不多不少，足夠遮住酒瓶，又不至于太過突兀。他想營造出一個“正常消費者”的形象，但第二次他失敗了，被工作人員攔下。

李鐘興1987年出生，上海人，有前科。2016年因盜竊被拘留15天，2020年再次因類似行為被行政處理。這一次，法院判他拘役五個月，罰金兩千元，因已羈押超過四個月，刑期基本折抵。他認罪態度好，白酒已退還盒馬，剩余損失他承擔賠償。

和歐陽展翅一樣，他沒有同伙，不靠暴力，不偷生活必需品，而是專挑盒馬高價值、易流通的白酒下手。他不是隨機偷，而是反復嘗試、精準判斷。他不改系統，而是靠商品搭配，規避監管。他知道哪種商品貴、哪種商品能遮擋、哪種門店人少。他像一名在商業系統邊緣游走的“微利投機者”。

盒馬鮮生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可被破解”的零售模型。他們利用技術替代人工時可能出現的監管盲區。他們偷的是白酒——酒，是最有價格想象空間的標品，也最容易在二級市場“出手”。

歐陽展翅偷了三次，李鐘興行動兩次，獲得物不算巨額，但足以構成犯罪。他們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判決書里只是一組身份模糊的標簽：無業、累犯、認罪。

他們的故事，不止關于酒，還關于城市邊緣人如何在一個高度系統化的零售流程中尋找“出口”。他們偷的，是可以兌換成現金的高價值商品；但更深的，是試圖偷渡進某種他們長期缺席的生活方式。

盒馬依舊營業，酒依舊上架。他們的身影卻消失在監控之外，只留下一串數字和一份被處理完畢的案件。歐陽展翅和李鐘興的故事，是對盒馬鮮生系統的直接挑戰。高端白酒成了他們精準選擇的目標，他們用技巧和經驗反復試探著監管的邊界。

03

城市邊緣的偷酒者

在盒馬鮮生，偷酒的人通常不是沖動型的，也不是真的醉漢。他們清醒、冷靜，像執行一次不聲不響的任務。除了利用監管盲區的行為，另一些人則用更“傳統”的方式，悄然行走在城市的零售空間。他們對貨架位置爛熟于心，知道哪些品牌值錢，也知道哪些系統有空隙。劉昭與張燁，便是這樣兩位“局外人”。

劉昭的路線，從山東青州出發，在遼寧幾座城市之間穿行。

他不偷日用品，只偷酒。目標精準：紅花郎、青花郎、瀘州老窖、酒鬼酒、夢之藍，單瓶售價多在五六百元以上。他進入門店時通常是獨行，作案也在白天。他習慣性地選擇大型連鎖超市，尤其是大潤發和盒馬鮮生。前者動線復雜、人手緊張；后者自助系統、布局開闊，防范邊界更模糊。盒馬鮮生，在他的盜竊地圖上只是一站，卻成為他最終獲刑的關鍵證據之一。

2020年4月，劉昭接連在錦州、阜新、大連等地作案，短短十天內盜走六瓶酒。每次作案之后，他立即離開城市，仿佛預知自己的存在不能久留。他沒有同伙，也不炫耀“戰績”。他是個流動的影子，憑借酒的價值來維系生活節奏。他的身份信息寫在判決書里：小學文化，無業，因盜竊累犯。除此之外，關于他的社會痕跡幾乎空白。

而張燁，則是另一個版本的孤行者。

他38歲，湖北來鳳人，大學畢業，近年來無業。與劉昭不同，他不銷贓，也不逃離現場太遠。偷來的酒，全被他一個人喝掉。

2023年到2024年，張燁在上海盒馬鮮生作案九次，竊得白酒總價值超1.3萬元。他熟悉每一家盒馬門店的結構，知道哪些櫥窗不設隔斷，哪些收銀臺缺少人盯。他避開高峰，穿著得體，在無人巡查時快速出手。有一次，他甚至從綠地新都匯店偷走了一瓶2259元的五糧液。他從不慌張，也不多言。被抓后到案才得知，他竊得的白酒均已被喝完。

他是慣犯，早在2014年、2017年和2024年初就三次因盜竊獲刑。這次再次被捕，是在2024年12月。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罰款6000元，加上此前幾次刑期，他的人生已有四年多在監獄中度過。

他的盜竊，更像是一場計劃精密的“消費”。但他沒有經濟能力，只能以偷取的方式參與。他不是酒商，不為變現；他更像是以酒精麻痹現實的逃避者。他沒有穩定工作，像一臺不穩定卻重復運行的系統，在盒馬的不同門店之間不斷穿行。

盒馬鮮生，是他少有的“熟地”。對它的了解，幾乎超過普通顧客。他知道五糧液第八代的瓶身大小，也知道國窖1573藏在哪一層貨架。他是這個智能零售體系里的反面鏡像，用最樸素的手段挑戰最現代化的商業模式。

兩人沒有交集，卻像互為注腳：劉昭用偷來的酒換生計，張燁用酒填補孤獨；前者是流動的生活應對者，后者是城市里的漂浮影子。

他們共同的戰場是盒馬——那個本該服務中產、代表未來消費的零售平臺，卻被他們頻繁出入，甚至作為首選目標。他們不屬于盒馬定義的用戶畫像，卻在現實中反復“登錄”，成為系統漏洞的活證人。

這類案件并不罕見，也不復雜。沒有暴力，沒有團伙，只有一個人、一瓶酒、一段通道。劉昭與張燁的故事，不僅是一段關于偷酒的敘述，更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城市與個體之間復雜的關系。盒馬鮮生這樣一個為中產服務的智能零售平臺，在他們眼中成了一個開放的戰場。

劉昭服完一年刑期后或許仍將繼續漂泊；張燁的四度入獄背后，也沒有等他回來的生活。可他們的名字，早已從判決書之外消失，像城市系統里的一段緩存日志，被迅速清除。

盒馬鮮生的自助收銀仍在運行，古老的問題總是降落到新零售身上。

04

偷竊生活用品的人

男性偷酒者之外，還有另一類不易被察覺的存在——女性偷竊者。劉紫寧和楊顏或許沒有劉昭和張燁那般高調，但她們的故事同樣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裂縫與選擇。

劉紫寧的出現，不曾引起任何注意。一個四十歲的中年女性，住在長沙雨花區，沒有固定收入，也沒有太多社交痕跡。她進出盒馬鮮生時，穿著得體、舉止平靜，很像這座城市里千千萬萬普通消費者的一員。她只是把日子過得更靜默，也更精細。

2021年8月到9月的33天里，她去了盒馬鮮生8次，每次都悄無聲息地帶走未付款的商品。不是藏匿、也不是搶奪，而是混合搭配、錯位結算：一個購物袋、幾瓶飲料、一點便宜的蔬菜被掃碼，其余高價商品——進口紅酒、精致肉類、乳制品、金果、鱈蟹肉——被藏進隨身包內，一并帶出。

她像是一個精明的采購員，把“品質生活”的輪廓安排得井井有條，只不過繞過了收銀臺。她最常偷的是酒，從“杰克丹尼”威士忌到“龍吟”清酒，從歐法西拉到奧伯拉古堡。她也會順手拿臘腸、牛排、吐司和乳酸菌。搭配講究，選品精準，像是在反復校準她想要但從未真正擁有的生活。

她最終被抓，在一次攜帶近600元商品準備離店時，被店員當場識破。她沒有反抗，只是低頭。她退賠損失，獲得盒馬諒解，最終被判處七個月有期徒刑，緩刑一年。沒有人知道她后來是否還回到那家店，也沒人記得她曾在冷藏區前反復徘徊的背影。

劉紫寧不是孤例。

同樣是在盒馬鮮生，另一位女性，楊顏，也走上了類似的路徑。她今年37歲，貴州遵義人，有大專學歷，但多年無固定工作。

2020年春，楊顏11次走進貴陽的盒馬門店，從黑魚片、臘腸到堅果飲料，次次得手。她熟悉動線，操作快速，盜竊清單甚至帶有個人偏好：幾乎每一次都有“黔五福”臘腸，有時搭配番茄、洗發水，有時加一包甜點或維生素飲料。她真的太喜歡“黔五福”臘腸了。

貴州五福坊食品公司官網上的“黔五福”臘腸圖樣

她的偷盜節奏穩定——走進、挑選、裝袋、離開，每一次都像是一種儀式。直到最后一次在貴陽市南明區荔星名店Ａ座負一樓盒馬鮮生店被抓，她手里拿著花菇和洗發水，像是在準備一頓晚飯。她被判七個月有期徒刑，并處罰金1000元，刑滿釋放后，消失在記錄之外。

與那些男性偷酒者不同，這些女性不以“出手快”“出逃利”著稱，她們更安靜、更擅長融入場景，也更少留下令人警覺的動作。她們的目標商品，大多落在“品質生活”的中段區間：不會太貴以致顯眼，但足夠精致以滿足某種被長期壓抑的欲望。

她們也不販賣商品，絕大多數物品最終都被食用或使用。這是經濟犯罪，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次轉軌嘗試——在無法負擔與無力求助之間，偷偷拉出一個微小出口。

盒馬鮮生在這些故事中，是唯一的恒定舞臺。它在無意中提供了“漏洞式機會”——開放貨架、自助收銀、少量人手，構成了一套對高頻消費者極其友好的系統，也構成了對邊緣人群極其寬容的裂縫。

劉紫寧、楊顏，或許并不真正“屬于”盒馬系統。她們沒有注冊會員、沒有數據軌跡、沒有復購計劃。她們不是消費閉環中的“理想用戶”，只是悄悄穿過這個結構的人。在那種冷靜、自動化的零售體驗中，她們尋找的不是效率，而是一次“被允許生活得好一點”的機會。

她們未曾試圖破壞系統，也從未真正逃離系統。她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試圖與它“共處”，哪怕那種方式，是一場場微弱、無法持續的偷取。

這并不讓她們更正當，也不讓她們更可憐。但她們的確照出了盒馬系統的另一面——那些照不到的角落、算法看不懂的選擇、結構無法理解的生存。

她們的故事，不復雜、不激烈，卻藏著一種讓人難以定義的張力：不聲不響地走入燈光明亮的門店，拿起一瓶紅酒或一包臘腸，像在試圖把生活拉回正軌，哪怕只有一頓晚餐的長度。

但最后，他們均以失敗告終。

本文所述故事整理自多個地區人民法院公開發布的裁判文書。為保護相關人員隱私，文中人物姓名已作化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