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階級的“繁花”，卻是下崗工人“漫長的季節”

去年罵《繁花》罵了三篇，但是沒有罵夠；講解《漫長的季節》也講了三篇，但是還沒有講透。今天正好把這兩部作品聯系起來看。

去年的“白玉蘭獎”中胡歌戰勝了范圍獲得了“視帝”，但我認為這個的獎項頒給胡歌是沒有說服力的，有些讀者并不認同，認為《繁花》中胡歌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我并不是說胡歌表演得不好，而是寶總這一角色，并沒有給胡歌很大的發揮空間，因為這個人設定非常之“假大空”，想要表達出一個“高大全”的先富階級來，就顯得非常虛假——先富階級是什么形象，我們能不知道嗎？

《繁花》觸及了“先富起來”的那群人的發家史，然而又回避真實發生的、億萬“后富”們看在眼里的社會問題，自然會顯得空中樓閣無所憑依。所以胡歌在《繁花》中的表演，依然脫離不了扮酷、耍帥的窠臼，根源在于“寶總”這個人是喪失靈魂、喪失真實性的。

相比而言，范偉老師在《漫長的季節》中的表演，則是史無前例的“封神”級別的演技，把工人王響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時代背景、不同心境環境下的狀態演繹地出神入化。

我這里就放四張圖在下面，一圖勝千言。

很多朋友確實對“演技”這個東西有所誤解，認為“裝帥”“扮酷”“故作深沉”就是演技。其實真正好的演技就是像范偉老師這樣潤物細無聲——看不出是在“表演”來。就這么說吧，范偉老師在劇中炒鍋包肉那一段戲，整部《繁花》胡歌里胡歌扮的酷加起來都比不過。

簡而言之，范偉老師的演技不需要“白玉蘭獎”去認證，反而“白玉蘭獎”需要范偉老師來證明自己的權威性，然而它卻不想證明，我們對此也毫無辦法。

所以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其實這件事情象征性意義比實際意義更大一些——代表著先富階級對下崗工人的凌壓與不公。

所謂“象征性意義”，就是沒啥用但是非常的“典”。比如，我在以前文章里經常舉的例子：

“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本來是屬于無產階級的榮譽，現在都快成資本家標配了——許家印也是，王振華也是，宗慶后也是，柳傳志也是。

可以看出，上位者們“既要又要”，勞動者們錢沒有的，未來沒有的，生活質量沒有的，就連兢兢業業干活得來的“勞動模范”都要被搶了去。所以文學、藝術、新聞對于“不可見者”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上位者們已經獲得的夠多了——這也是藝術等之所以為此的“先驗性定義”。

“先富階級”需要一個“勞動模范”裝點門面，就如同一個投機倒把分子需要靠《論持久戰》來標榜自己。

逆練毛選嘛！說得好像誰不會似的。來讓杰克馬給大家表演一下：

根本一郎：わたし也是《論語》的忠實讀者ます。

所以說，《繁花》和《漫長的季節》這兩部作品具有強烈的因果性：正是“先富階級”通過官商勾結、國有資產私有化等方式對國民財富瘋狂的掠奪，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最終造成了廣大無產階級“漫長的季節”。

三千萬下崗工人本質上就是在為這種瘋狂的掠奪買單，“先富起來”的歷史從來不是溫情脈脈的，具有一切資本原始積累“血淋淋”的共性，這是冷冰冰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再多歌頌“企業家精神”“改革闖將”的文藝作品也無法掩蓋背后的“吃人”的事實。

財富既可以創造，也可以轉移。“先富階級”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兩大轉移：第一，通過“國企私有化”的方式，把共和國上一代人積累的財富轉移到私人的口袋里；第二，通過“剩余價值剝削”的方式，以血汗工廠為媒介，把共和國這一代人創造的財富轉移到私人的口袋里。

在第一種方式中，被轉移的財富不僅僅有工人們的積累，更有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積累。因為新中國就是通過“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一窮二白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樓”建立起輝煌的工業基礎的。然而正當準備“上山下鄉”“四三計劃”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啪”一下斷檔了。這一段具體的歷史詳見中第三部分羅列的文章列表。

第二種方式則更為隱蔽，關鍵詞：血汗工廠、農民工、留守兒童、《千人斷指嘆》、富士康二十三連跳……

這才是人民記憶所塑造的真實的歷史。別的不說，八九十年代才過去多久啊，經歷過的人都在呢，“先富起來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來的，我們難道看不見嗎？反觀《繁花》，把先富階級的財富積累道德化、優美化、正義化、個人奮斗化、能力歸因化、商戰智慧化，是對真實歷史的遮掩、罪惡與剝削的粉飾、人民記憶扭曲。不但惡毒，更是公然把人民當傻子。

相比而言，《漫長的季節》和《年會不能停》，則給我們撕開了一丟丟歷史的口子，讓我們看到人民的積累是怎樣敗光的、先富起來的階級是如何掠奪的。

關于《年會不能停》我詳細分析過：它不是一部講2023年互聯網企業大裁員的電影，它是一部講1998年大下崗的電影。

電影開頭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會，眾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崗的年份，這其實就是電影主創在開頭給大家提了個醒。

電影天臺那場戲外包小姑娘說：“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還能踏踏實實過日子，你甘心嗎”，正確的翻譯應該是：“那些把國企搞垮的人，一轉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貴，然后你下崗了，你甘心嗎”。

如果在2023的語境下，公司搞垮了關打工人屁事？我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還喜聞樂見幸災樂禍呢，不就是換個工作么？一刻都來不及為前公司悲傷，趕到戰場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電影里一切看著別扭的內容，都要帶入到1998的語境下就合理了。

電影里最關鍵的一條主線，也就是徐總所謂的“一盤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視角下，你會發現無論從邏輯還是從實踐上都非常扯淡，一個副總冒著違法犯罪的風險瘋狂微操就為了“路線分歧”，關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長人家的。

但是在1998的語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總就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蛀蟲，通過各種見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國企/集體企業，就是跟徐總一模一樣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說——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們要下崗、我們要私有化，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了“知名民營企業家”，資本的原始積累就這樣完成了——這樣看動機和邏輯是不是就完全捋順了？

再次強調：徐總掏空標準配件廠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蟲們慣用的普遍手段，電影是在給不了解那段歷史的年輕人們，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電影里沒有明說，所以我在這里告訴大家，當年太多集體企業，就是被這種見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崗工人只是這些蛀蟲的犧牲品。

《漫長的季節》一條暗線，是講廠長如何與所謂的“港商”勾結，掏空樺鋼的。

范師傅這一句“雜碎”，是替三千萬下崗工人罵的，這是一句遲到了三十年的痛罵。

《漫長的季節》也有非常對應王迅（莊正直）的角色，就是邢三兒，他們都是特權階級選中的狗腿子、黑手套，是工賊，是掏空公有制企業的幫兇。

非常巧合的，另一部下崗工人題材作品《暴雪將至》中，也有類似邢三兒的角色，他們里應外合掏空了國企，因為段奕宏飾演的主角是勞模、先進，為人正直，所以一直瞞著他做。

這三部下崗工人題材的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設置了“廠長通過非法手段掏空國企”的情節，說明什么？甚至連邢三兒和莊正直這種角色都能高度一致一一對應上？說明這就是一代“先富”的真相，這叫交叉印證。

而這些人，從來沒有得到懲罰，他們搖身一變從“國企廠長”成為了“私企老板”，更進一步變成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勞模、優秀民營企業家……更有文藝界的乏走狗拍攝精致而美妙的作品，把他們發家致富的歷程歸功于“努力奮斗”。

在“先富”們的繁花之下，無產階級們迎來了他們最漫長的季節。

沈默的這個弟弟傅衛軍，成為了街頭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爺不收養他。大爺肯定不是什么好東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國企工人啊，在廠子出了生產事故屬于工傷，然而他們的兒女，一個被變態親戚收養，一個被迫流落街頭。

這個情節的設置其實是有強烈的隱喻性的，工人們是共和國的兒女，而這一對兒女的下場……一個死在了監獄里，一個變成了連環殺手，

那么，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的呢？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死的早”嗎？

很符合現實的是：國企改制之后，工人們的福利沒了，廠辦幼兒園和敬老院關了，廠辦小學和醫院被市里接管或者賣給私人，福利分房之類的更別提了……

所以說把這些福利都砍了，財務報表能不好看嗎？有乏走狗總喜歡用這些舉例子說明國企效率低如何如何，這不廢話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們的福利待遇是咋樣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潤能不高嗎？我上我也行！

喜歡人云亦云說當年國企利潤率低的人，你們摸著自己的良心問一問自己：你是打工人嗎？你對自己現在的福利待遇滿意嗎？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換一輛勞斯萊斯，還是希望員工待遇切實提升一點？能不能對幾十年前的無產階級同志們建立一點階級共情呢？

所以雖然時間對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衛軍這對姐弟具有強烈的象征性、隱喻性：東北出小姐、出黑社會的固化印象是怎么來的？大下崗后，工人們沒了生計，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賣身。

光榮的工人階級的孩子，成為了失足婦女、黑社會！

外祖母報名參加了紅色空軍，加入了三個蘇軍女子航空團之一，她開的是轟炸機，德國鬼子都怕她們，稱她們為“暗夜女巫”。我外祖母每天都會趁德國鬼子晚上睡覺的時候，在他們頭上扔炸彈。 ……我實在活不下去了……我把外祖母的勛章賣了賣了，都賣掉了，列寧勛章，紅旗勛章，還有屬于她的——蘇聯英雄。 我對不起我的外祖母——她是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雄鷹，而我只是一個妓女。 ——娜佳（化名），在烏克蘭西南部的多利納。摘自《蘇聯解體后的烏克蘭女性》，柳云生

《漫長的季節》中廠長最后被紀委帶走了，這實屬魔幻現實主義情節，我強烈懷疑是為了最終過審而必須設置的。

在真實的歷史中，廠長非但不會受到懲罰，反而還會因為“大刀闊斧進行國有企業改革”而獲取“改革闖將”的美譽；相反救活國企的能人、心軟下崗數量沒達到指標的善人，則會因為“政治不正確”遭受批評。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講過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總的故事，據傳他是某省負責國企工作的相關干部。當年某省賤賣國有資源，請來了國際知名投行估值。忙總一個人一盒粉筆一張黑板，中門對狙國際投行幾十人精英團隊，算了幾天幾夜，算出來被賣國企的估值縮水上百倍，挽救了大量國有資產。結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領導不滿，認為違背了其賣掉國企的總體政治路線方針，所以忙總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個休止符。

所以那時候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有多夸張，經營困難的廠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營收都很健康的廠子，在某位廠長手里忽然就經營困難了，然后被廠長小舅子超低價格收購，小舅子當董事長，廠長搖身一變成為總經理，然后經營困難的廠子忽然就活了，經營瞬間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廠子立馬身價暴漲，你說神奇不神奇？

所以又回到了本文的話題：《繁花》和《漫長的季節》具有高度的因果性，正是“繁花”中精英權力高度膨脹的歷史，最終導致了“漫長季節”的出現。

從影視作品向真實歷史更深想一步：按理說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股東”啊，那么出了像徐總、廠長這樣的腐敗經理人，我們股東如何踐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賦予的權力呢？比如同為國企中“牽手門”的女主既是員工，也是股東啊，為什么她要獻祭自己去依附于領導呢，她為什么不能是企業的主人公呢？

這個問題早在建國之初，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發展出了一整套理論體系。

簡而言之，毛主席認為：無產階級必須要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掌握相應的權力，否則集體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險。

尼泊爾共產黨（毛派）領袖普拉昌達認為，毛澤東主席對于官僚資本主義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一項重大理論發展，是為新時代、新形勢、新斗爭提供的重要理論基礎。普拉昌達認為，毛主席在經濟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義”的口號，二者是一體兩面的。或者可以理解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義的經濟基礎。

從毛澤東主席在六十年代對蘇聯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來，毛主席認為蘇聯人民已經越來越不能享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從經濟特質上體現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轉變，從政治特質上體現為“修正主義”。

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蘇聯政治、經濟領域的弊端越來越凸顯出來。雖然蘇聯的國企名義上確確實實屬于“全民所有”，同時蘇聯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這些財富的“使用權”在那些官僚領導手上，普通蘇聯人民越來越難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帶來的經濟紅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歷史場景：蘇聯人民為了購買面包要排起長長的隊伍，但蘇聯領導們可以喝茅臺、吃牛排、住大別墅、開進口小轎車。雖然財富的名義歸屬到蘇聯解體的那一刻起都是屬于全體蘇聯人民的，但是使用這些財富的權力成為了關鍵。

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偉大領袖以其卓越的遠見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經濟民主，掌握在經濟生產和財富分配中的權力，才能讓公有制真正落到實處。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轟轟烈烈的運動中，《鞍鋼憲法》作為無產積極爭取“經濟民主”的典范經驗，在全國推廣。

《鞍鋼憲法》是我國鞍山鋼鐵公司于60年代初總結出來的一套企業管理基本經驗，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命中相結合”。

毛澤東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

這是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的一次偉大構建，基層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生產管理首次被理論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鋼憲法》被一些西方學者稱贊這是工人爭取“經濟民主”的劃時代嘗試，并認為在未來的管理學實踐中，這種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參考目標。

所以不要總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鍋飯”“國企沒有效率”，得看什么時候。在《鞍鋼憲法》時期，恰恰是工人積極性最高的時期：生產任務民主安排，分配利潤集體討論，工人們對于生產決策和分配有著絕對的話語權——我是個八級技工，這條生產線就是我說了算，別說廠長，市長來了都不好使，專業的決策就是得專業的人來做；年終獎怎么發，績效怎么打，開大會民主討論來，不是你領導一言堂能決定的。

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會經驗，你們告訴我這種體制可能存在“沒有生產積極性”的問題嗎？

國企中“不積極”“大鍋飯”現象，恰恰出現在八十年代，我們拋棄了《鞍鋼憲法》精神，轉而實行“廠長責任制”——從生產分配的民主決策，變成了一把手“一言堂”。

根據1980年8月下達的最高指示：“經過試點，逐步推廣、分別實行廠長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聯合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

在“廠長責任制”之下，怎么生產怎么發工資都是廠長說了算，人事任免權力全歸廠長，工廠的財務和出納分別是廠長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門的狗都是廠長村里的野狗，那還干個屁哦？

所以我們要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公有制才變成“大鍋飯”的，恰恰就是從我們放棄了鞍鋼憲法、經濟民主之后。

其實資本主義生產是最沒有積極性的，因為大多數人的勞動成果被少數人無償占有了。不然拿著鞭子監工的形象是怎么來的？不然“全景敞視”這個詞是怎么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為什么需要監工臺、格子間這種全景敞視監控，就是因為生產沒有積極性啊。

所謂“磨洋工”這個“洋”字是怎么來的？因為中國第一批工廠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侵略的結果，那時候工人都是給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極怠工被稱為“磨洋工”現象。

現在的年輕人們開始摸魚、躺平、帶薪拉屎，也是一個道理。只需要稍加點撥，他們就等理解從“鞍鋼憲法”到“廠長責任制”后，那些喪失勞動積極性的無產階級前輩了。

所以這就回到了本文主題：國企就應該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但是無產階級不能通過階級斗爭去掌握經濟生產的權力，那就會滑向官僚所有制，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擔心的事情。

但如果無產階級主動放棄了階級斗爭，接受了資本家都是大善人、領導都是顧全大局的設定，那只能說“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選擇。無產階級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沒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

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