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文存】委內瑞拉變天，憶起了我那位失散的同學（同豐里十七號系列）

本篇，主打一個“僑”字。

2026年的1月，美國策動了委內瑞拉的變天事件，硬是進入該國領土，把總統夫婦生擒帶回美國了。

我認識委內瑞拉華人媒體的幾個朋友，只是近年的事情。實際上我在十幾歲時候，就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學，雖不是發小，但從1965年入學認識，到1982年6月2日他前往香港來向我告別，奔赴委內瑞拉，也有十多年的情誼，但自此卻渺無音訊。過后，我曾經到他在廣州高第街的老家一行，但是，他唯一健在的老母親也不知所蹤，人去樓空。

最近幾年，我委托委國媒體的同行尋找，原來以為很容易，因為他是廣東恩平人，而委內瑞拉幾乎就是恩平人的天下，而且現在又有了微信群。但是，托人找人的事，本來就不那么靠譜，一諾未必千金；也許我的老同學也再度移民，去了更加發達的國家如美國繼續尋找他的樂園。

但愿如此，因為委內瑞拉并非伊甸園。

現在只留下幾張帶有時代痕跡的照片，可以回憶少年時代在一起的日子。

他叫鄭鴻藻，我們的關系很鐵。鐵到什么程度？同窗三載后他回鄉務農，不久就結婚了，剛剛二十出頭，娶了鄉下一個老華僑的女兒，回廣州擺酒。他的婚禮我參加了，在廣州大同酒家設的席。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在珠江邊吐了，印象至今猶存。那時，我不愿上山下鄉，前途渺茫，貓在家里吃閑飯，是一個街道無業小青年。

婚后他夫婦繼續在鄉下務農，我好歹在街道工廠有個可以活下來的差事。他的女兒出生沒幾年，聽說太太又有了，就把大女兒交給獨自一人在廣州的母親照看。我去看過他的母親，而他母親非要讓孫女認我這個王老五當“契爺”（干爹），因我未成家而婉辭，只是逢年過節到高第新街那所小洋樓二樓的一個單間看看老人家。

可憐的老人，只是想有這么一重身份讓我能夠多些看看她老人家，畢竟生活不易。

她母親一口恩平口音，好在我是開平人，和恩平相鄰，小時候我也聽過父親的開平話，總算明白老人家說些什么。

我和鴻藻怎么走到一起成為情同兄弟般的好友的呢？

1965年，我和鴻藻一起進入廣州第二輕工業學校的提琴制作班，上課地點在荔灣區西村的長征提琴廠。由于放學同路，因此很快就熟絡起來。因為名字都有一個“鴻”，他又是恩平人，同鄉觀念使我們更走近了一些。

那時，男同學喜歡給人起綽號。比如我就被叫做大P，住在海珠區珠海波光的曾源安叫K頭，住在海珠區土主直街的麥炳堂叫“肥警”，都有講究。不過都是少年的惡作劇，不說也罷。但是鴻藻好像沒有綽號，因為鴻藻和紅棗同音，就把鴻藻叫做紅棗。其他同學有沒有給他改花名，我不知道。當然有彼此取笑的時候，比如說，有一女生綽號“老天真”，他很愛學她走路的姿勢，一顰一笑，惟肖惟妙。我們笑他“暗戀”該女生，他不置可否，彼此打鬧一番，還學著他的鄉音“騎馬過海”一番。

我們四個放學都同路，自然走得更近。

聽說他有個華僑的父親，但是，他從沒有提及，我們男孩子也不打聽別人家事。

入學的次年，就遇上那場史無前例的風暴，我們又一起踏上了大串聯之路，并在上海黃浦江畔拍下那珍貴的合照。

我們的友誼更鐵了。

要知道，在照相尚屬奢侈消費的年代，能在千里之外的這個昔日十里洋場，當年的革命發源地，在著名的上海外灘留下這么一張少年的合照，難得。

我們在中國和荷蘭的三位，都保存著這珍貴的照片到如今。

這一輩子，能夠見識并經歷過那場讓人昏眩的大革命，也是值得炫耀的個人經歷和畢生的財富。

記得不久前，“串聯”又成為了一個熱門的新聞詞匯，起碼在海外華文媒體如此，不少華文媒體在新聞中都要對“串聯”來一番簡單的注釋。在荷蘭，有一位小朋友問我：只知道物理學上有串聯和并聯，網上如果僅僅打下“串聯”，首先出現的是大量關于這個詞在電器學上的解釋，你說過你也去過上海“串聯”，什么意思？

前年10月左右，我的微信群中就有老同學慶祝“到北京串聯”，“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周年紀念。

或者，今天可以用溝通、交流，或者更新潮一點的“互動”來理解這個“串聯”，但是，無可否認，“串聯”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大事件，有其特定的含義。當年親身經歷這一事件的當事人，往往張口就說“串聯”。

在網上，只有打下“大串聯”，才能找到這個“串聯”的準確含義。比如說百度百科是這樣寫的：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大約六七月間，全國已出現“串聯”師生。外地來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經”和接受毛主席接見的師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風點火幫助“破四舊”的師生，有紅衛兵、“紅外圍”和一般學生，以大中學生為主，也有個別小學生跟著哥哥姐姐一同前往。

毛澤東主席一共8次會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這場“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風景。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說的“串聯”的含義。

1966年，我們班和提琴廠的工人一起剛從廣州郊區的龍潭憶苦思甜幾天后回到市區，天下已經大亂，廣州城變了樣，到處張貼著造反的大字報，出現了不少新名詞。我們也緊張激動地嚷著要“串聯”，要“造反”，要“鬧革命”了。

我們選擇的目的地是上海，因為到北京的票太緊張。

我屬于班上年齡較小的，有點膽小怕事，搗騰這事的是另外幾位敢作敢為的同學。

當時，無論是學校還是工廠，氣氛都緊張而又帶有幾分興奮，我們“革命小將”可以為所欲為了。一代正處于青春躁動期的年輕人，無知地裹挾到這場政治的洪流中，隨波逐浪。

我們男同學開始印背心和汗衫，以顯示自己從屬某個組織。那背心是集思廣益，經戰友們討論通過而制作的。一位同學題寫“廣州市二輕學校”的字，另一位同學設計，齒輪象征“工”，掀開的書頁表示“讀”，像翅膀的圖案是“提琴”二字的變形。男同學拿來自己的汗衫或者背心，印好了，一起照了張照，挺胸昂首，也滿足了少年人的歸屬感。后來，我們還干脆組織了一個團體，號稱“紅衛兵團”，印紅袖章，投入造反的浪潮中。不過，我們這個“紅衛兵團”只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沒有將“革命的烈火”燒向老師，因此沒有犯北京宋丹丹的錯誤。

我們首先跟隨長征提琴廠的工人造反大軍到公司“奪權”。當時，所有的樂器工廠隸屬文體公司，地點在廣州教育路。

根據陳桂洲同學的回憶，當時是他和幾位遇事有擔當的同學，如曾源安、何伯根等一起闖到文體公司，要求公司出具公函，蓋上公章，同意我們外出進行“革命大串聯”。這是當時領火車票必要的手續。

但是，文體公司那些當權派在造反大軍的壓力下仍然“負隅頑抗”，公司的經理稱公章在夾萬里，而管夾萬鑰匙的是另一個人，不在公司了，有意推諉。小將們火了，曾源安拿起手錘，要砸開夾萬。誰知只是輕輕一砸，那已經生銹的夾萬的把手就脫落了。一不做二不休，革命小將和工人階級一起干脆把夾萬砸個稀巴爛，“讓資本主義的東西見鬼去”。我們齊聲歡呼，關鍵是，取出了公章，歸造反派保管，我們的介紹信就水到渠成了。

很快，陳桂洲讓同學們報名，不花一分錢拿到了到上海串聯的火車票。

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我，格外興奮。家里人不相信有免費交通食宿這樣的好事，很擔心我這樣一根獨根苗苗，但又不想違逆任性的我，只能給我一些錢，并暗中做著準備。

1966年9月的一天，我們班十多個男生女生，中午時分來到了廣州當時唯一的火車站、大沙頭的廣州東站進了站。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成了博物館，只有幾個遺跡供人參觀。

我們自帶鋪蓋，從小接受軍事訓練的我們已經很能打背包了，上了一節牛車的車廂，車中還裝載著其他的革命小將。沒錯，是牛車，雖然也有綠皮火車，但是已經擠滿了北上的小將，鐵路部門因此安排了多節牛車，就是通常運送牲口的車輛，解決革命大串聯的交通問題。

牛車的空氣中雖然混雜著各種異味，但是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打開鋪蓋睡覺，與高檔的臥鋪無異了——要知道，當時的火車從廣州到上海要過夜，超過24小時！

列車開動了，第一次出遠門的我興奮地擠在唯一的門口往外看——沒錯，是擠，因為牛車中的我們都很好奇。

第一次的興奮，出現在火車和北江并行的時候，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北江，江水澄碧如鏈，令人心曠神怡，感覺祖國的河山真美。

小將們在牛車中拉歌，革命的豪情伴著歌聲讓時代的牛車緩慢卻堅定不移地轟隆隆前行。

牛車抵達湖廣邊境的坪石，已是半夜時分。我們沒有忘記金雞嶺和洪宣嬌，揉著懵松的雙眼，一定要看看那狀如金雞的山頭怪石。終于看到了，大家再次輪流擠到門前，膜拜了那夜色中昂首北望的雄雞，想起洪宣嬌抗擊異族的事跡，頓生幾分豪情，在1966年這個難忘的夜晚。

火車停下來的第一站，已經是湖南的株洲。我們下了車，我和鴻藻要尋找些吃的。

雖然廣東和湖南是緊挨著的鄰居，但是傳統上廣東人把不說粵語的同胞都稱作“老兄”，我的大姐姐嫁給了一個湖南人，是個鐵路員工，因此不招母親的喜歡。她一氣之下，離家出走，和丈夫遠赴廣西定居，晚年才回來見過母親一面。這在我先前的篇章已經有所描述。

踏上株洲的土地，就感受到那種濃濃的“老兄”氛圍。車站旁的街道坑坑洼洼，兩旁還是很破舊的房子，很多小販在兜售著他們的貨物。我最清楚的記憶是那些背著木箱用厚厚的布料捂實售賣冷飲的販子，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喊：“好吃的白糖綠豆冰棒啰，白糖綠豆冰棒。”

我感到新奇，廣州人把這叫做雪條，可是湖南人卻說是冰棒。后來，居然“冰棒”和大伙聽到了的其他湖南方言成了牛車上一時熱議的話題，車廂中有人故意把“冰棒”的“棒”字夸張地讀出，引起哄笑，也解了旅途的乏。

我還買了幾個萊陽梨，湖南販子高聲叫喚的“萊陽梨”，路上解乏解渴解饞，但的確很鮮，體型很大，汁多味甜，比廣東的沙梨好吃多了。但是，我并不知道為什么這山東的萊陽梨能夠在湖南株洲買得到。

踏上湖南株洲土地那一刻，就讓自小沒有離開過廣州的我感覺中國的地大物博和地區的差異了。

綠皮火車拖著幾節牛車，沒有沿著京廣鐵路北上，在株洲之后就往東方而去，穿過江西，途經南昌，抵達江浙，在金華又停了一下，下車歇歇腳，補充些零食，終于在第二天的傍晚時候抵達了大上海。我們激動啊，我們這群才十多歲的孩子，居然來到了這個號稱東方大都市的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在我們少年人心目中具有神圣的位置，比如說上海的回力牌白球鞋，鞋頭豐滿結實，就比廣州癟頭癟腦的白鞋神氣，是我們心儀的踢球神器；而上海的美加凈牙膏，在廣州的節日時候才能買得到。上海，的確是當時中國日用物資最豐富品質最佳的城市。

到達上海，最要緊的是買一份上海市的地圖，在火車站就可以實現，這在日后的幾天成了我們人手一冊的導游圖。

幾個大同學，好像是李炳森和陳桂洲，到車站的紅衛兵接待站聯系入住的地方。幸好是離火車站不遠的一所中專學校，可以步行去。于是趁著夜色，我們終于來到一所學校，據說有洗漱和淋浴地方，還有一個澡堂子。但是，來不及光顧，就在一間空蕩的教室中，在禾草上鋪開隨身帶來的鋪蓋，帶著疲乏的身體和美好的心情，作著造反的美夢而去。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同學們三三兩兩各自出門熟悉上海的街街巷巷，我們四人同行。上海人管街巷叫里弄或弄堂，耳朵灌滿了那聽不懂的吳儂軟語，一切都覺得和家鄉廣州的很不一樣。

驀然發現，那里弄堂里的男廁居然沒有門，可以清楚看到男士在方便，清潔的女工神態自若地出出入入。

發現上海的油條是軟綿綿長長的，用油條裹著個飯團，配上一碗豆漿，就是一頓早點。

晚上回到住處，領略洗澡的澡堂子，趕忙退避三舍，只見一群裸著上身的少年操著不同的方言，在渾濁發黑的水中興奮地打打鬧鬧，這讓我們不敢問津，只能在噴頭下用冷水淋浴。

但是，那時上海的灌湯包貨真價實，也便宜，一口咬下去，美味的肉汁幾乎濺了一身。還有那上海餛飩，跡近廣州的云吞，個頭較小，味道也不對，不過也可接受。這兩種食物，幾乎成了我在上海期間每日的早點，午飯和晚飯就回住處的飯堂湊合著吃。不過，不花錢的膳食好不到哪里。

我和鴻藻四處閑逛，把什么“大串聯”的任務甩到腦后，只是參加過兩三回小集體活動。記得去過一所衛生學校“串聯”，去過上海仙樂提琴廠取經。

在著名的永安公司門口，一班年齡和我們相仿的女紅衛兵正在表演，用嗲聲嗲氣的聲音唱：“東方升起了紅太陽，哎嘿升起了紅太陽，手捧寶書心向黨，心呀么心向黨哎，心呀么心向黨哎。要問我，要問我，要問我讀的什么書哎，毛主席著作，閃呀么閃金光哎，閃呀么閃金光。”

后面還有幾段，歌詞大體相同，一直唱到“五洲四海紅旗揚”。

連續的三個“要問我”，是樂曲中精華部分，體現了上海人的嗲。那些反復的唱段中女紅衛兵就在轉圈，然后面向觀眾來一個捧上紅寶書的造型亮相。據說是上海高橋化工廠工人集體創作的歌曲，難怪這么有上海味，比那些個子矮小梳著羊角辮的女紅衛兵，偏要雄赳赳氣昂昂地挺起微隆的胸脯唱“造反有理”，然后“再踏上一只腳”的表演有味道多了。

我們闖南京路，到上海第一百貨商店購回了心儀的白球鞋和美加凈牙膏之類，還來到了外灘。啊，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外灘了。

我們在上海的出行，通常是四個最為要好的小伙伴，看到外灘有拍照的攤子，就興奮地商議，湊錢拍上一張合照。比較了一下價錢，確認了攤主的可靠程度，于是，我們四人就這樣在上海的外灘，留下了一張具有個人歷史意義的照片：四個年輕人，胸前別著毛主席像章，紅太陽下面是廣州第二輕工業學校的校徽，背景是外灘的一座大樓，神態顯得輕松隨意。

不知道為什么，當時我們沒有帶紅袖章，也許因為我們的紅袖章上印的不是什么“主義”或者“思想”的“紅衛兵“，拿不出手，塞在口袋里。

（由右至左：鄭鴻藻、曾源安、麥炳堂、黃錦鴻）

從上海回來之后，還等著再來一次徒步串聯，第一站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韶山。

在等待的同時，也不忘操練表達對偉大領袖發動的大革命的忠心。幾個要好的同學，包括剛從北京和上海歸來的，特別到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拍下又一張演繹工農兵虔誠地手捧紅寶書向偉大領袖表忠心的照片。也許，是上海永安公司前的一幕記憶猶新，入心入魂了。

鴻藻穿著軍裝站在前排，我充當工人階級和扮演農民的“肥警”來個高舉的造型在后面，“K頭”脫了外衣揮手指向前方。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浮世繪。

其時，這場大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縱深挺進。我們原先的“紅衛兵團”又分出了核心組織“指點江山”，加入了廣州最激進的紅衛兵總部“紅司”，繼續貼大字報，打打殺殺，向封資修，也向其他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

不過，溫度很快下降，我逐漸沉迷于我的半導體收音機，成了逍遙派，就是今天的躺平。

鴻藻也躺平了，但他好像他沒有什么特別愛好。

我們只是到了“復課鬧革命”才稍稍興奮起來，只是興趣不在“革命”，而是“復課”，學點東西。

糊里糊涂混了三年，轉眼到了畢業季，二輕學校的近千學生，集中在廣州鷺江當時的公交干校，每天完成著早請示晚匯報的儀式，也有打鬧開心的時刻，過了中學生活的最后數周，迎來的卻是最不堪的回憶，激發了這一代人另類的思維。

我和鴻藻，屬于要面向海南的那個組別！

我原以為鴻藻可以留城，因為他是僑屬，又是獨苗，有可以照顧的加分項，也有實例，但為什么他不能留在城里？這個謎過了幾年我才解開。想象一下，他回家告訴母親這個消息時候，一個單身老人是老淚縱橫還是欲哭無淚？

我最終流落街道，成為無業的社會青年；鴻藻也沒有去海南，選擇了回鄉務農。在鴻藻回鄉務農的日子，我們也保持著聯系，我偶然也上他家和他母親說上幾句。要求我當她孫女的“契爺”的那一幕，就發生在一次帶著小女友上鴻藻家時候的事情。

后來，我終于從鴻藻母親口中，知道了他的家事。

細心的讀者已經發現，為什么一直沒有提他的父親，還有其他親人？

鴻藻沒有快樂的童年，他自小就沒見過父親。據說他父親早年也前往委內瑞拉謀生，但是后來下落不明，沒了音訊。

就像廣東五邑地區常有的故事一樣，早年丈夫拋妻棄子，遠赴重洋謀生，家中的妻子帶著孩子，苦苦守望，或務農，或事工。開始時候海外還有些血汗錢寄回來，加上僑鄉的人總有些親友在港澳海外，互相幫扶，日子過得還可以。

可是五十年代一個事件，讓這位從鄉下出來省城居住的女子陷入滅頂之災。

鴻藻母親對我說，大約五幾年的一天，一位來自香港的客人上她家，是她丈夫的朋友，剛從委內瑞拉回來，帶給她一些錢物。

丈夫的朋友來了，是早年出國的一個鄉親，鴻藻母親歡喜若狂。彼此用家鄉話聊著家鄉的往事，客人要離開找旅館。談興正濃，洪藻母親希望多聊聊，聽聽委內瑞拉那邊的故事，聽聽丈夫的情況，光是鄉音，就是敲開心靈的一把小錘，她說不用住旅館里，在家里住一個晚上吧，反正家里有個寬敞的客廳，住一兩天不成問題。客人說也好，明天一起就到附近的華僑大廈喝早茶吧。

于是客人就住下了。

茶喝不成了，出了問題。半夜里有人敲門，那是派出所來人了，把客人和鴻藻母親雙雙帶到泰康路派出所。派出所說了，香港來人，不報戶口，就是特務，帶走了，從此不知下落。鴻藻母親呢，因為“窩藏了特務”，單獨關了幾天，放了出來。但是，回到街坊，卻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要由街坊監管，從此抬不起頭。這頂帽子雖然沒帶多久，大革命初期也沒有紅衛兵要將其遣送回鄉的舉動，比如說像我親舅舅一樣，因為當年參加的工會居然是黃色的，從此就背上了黑色十字架，“革命”之初被遣，最終老死梅縣家鄉。但是，事件卻給鴻藻這個家庭的歷史記上陰暗的一筆。

我想，這也許是洪藻沒有得到當時一些稍為有人情味的政策的眷顧，得以留在城市的原因吧。

晚年，老人家說，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特務不特務，但是自此之后，再也沒有見過這個人。更令她不解的，不知為什么，丈夫那邊從此也沒了音信，可能家鄉有人把廣州發生的一幕傳到海外，也許傳走了樣，也許還有什么別的原因。鴻藻不得不自己尋找出路，親自到委內瑞拉闖一闖。

金秋十月后，春回大地，鴻藻后來也回城了，不過，妻女還留在鄉下。那時我剛剛上大學，彼此還有來往。我1978年11月22日和23日，12月15日、16日和31日，都有關于鴻藻的記錄。

對了，1978年11月26日，我們，包括麥炳堂，還一同參加了曾源安的婚宴。四個當年在上海留影的小伙伴，是最后一次完整的聚會。

1982年，鴻藻說要出國，業余正在學西班牙文。我問他，到委內瑞拉能干什么，他說岳父在那邊開了個小雜貨鋪，過去就幫助他打理雜貨鋪的生意。

6月2日晚上，他前來我家告別，說第二天就奔赴香港要出國了。誰知這一去，從此就失去了音信。也許很快我就搬了家，同豐里17號所在的整條街也拆了，就像我自己在海南島的叔叔也曾找不到我一樣，何況遠隔重洋的委內瑞拉？人生啊，總會留下不少的遺憾。

沒辦法，晚年，我和曾源安和麥炳堂總算在廣州找到一個地方，用當年在上海外灘站立的姿勢，拍了張合影，留下一個位置，給我們的好同學——鄭鴻藻。

在鴻藻出國的8年后，1990年年底，我自己也趁著國門打開之際，見見國外的世面，如今已快四十年了，獲得了海外華人的身份，甚至不能稱為華僑了。但是，我希望，祖籍國，真的要善待我們這些海外華人或者華僑。

再次呼吁，各位廣州海珠區南華中路海幢街塹口同豐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謬誤，敬請指正，微信見！（黃錦鴻，寫于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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