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平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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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黃老師戀愛了,而且是跟大隊書記。這是班上的黃大發告訴我們的。黃大發的父母都是啞巴,但他很機靈,不過他的機靈沒用在學習上。他上課基本上是睡覺,被老師拍醒,課桌上就留下一塊口水印;清醒的時候,他的精力不是用在聽老師講課,要么左顧右盼,要么放幾個響亮的屁,引得眾人發笑。
“黃大發,你要亂說,我叫你也變啞巴。”有人威脅黃大發。
“我要說謊,跟我父母一樣成啞巴。”黃大發急的發誓。為了證明他沒說謊,他約我們去他家,說晚上就能看到大隊書記在黃老師住所。
他家緊挨學校,隔一個教室就是黃老師的房間,這或許就是他知道黃老師秘密的原因。可沒有誰愿意去他家,他的父親是孝師,經常為喪家抬尸,去他家大家就害怕,怕沾染晦氣。大家就約定時間在教室后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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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家家戶戶用來照明的菜油燈從窗戶透出微弱的光亮,黃老師的房間里煤油燈罩擦得透亮,整個房間籠罩在柔和的光線里。黃老師在房間里來回走動,她的身影投射到板墻上。至今我也不明白當時我們為何為接下來走進黃老師房間里的那個人攥緊拳頭,而只有黃大發一個人在得意地笑。
那個人就是大隊書記,沒錯,他的花言巧語讓黃老師依偎在他懷里,板墻上現出兩個重疊的黑影。他說,有一個工農兵上大學的名額,只要黃老師表現好,這個名額一定會是她的。
我們逃也似地離開了黃老師的住所。我們感覺到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要阻止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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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們想到的辦法是讓大隊書記的兒子把他父親的丑行傳達給他母親。他比我們低一年級,在放學的時候我們找到他,他表示抗拒,因為他對他父親充滿敬畏而對黃老師又充滿尊敬,他的眼神里甚至流露出傲慢,這讓我們更加生氣。
我們圍著他,如同一圈炭火把他架在中間炙烤,他迫于這種氣勢最后只得乖乖就范。我們在靜待結果,可沒有預料到后面事讓我們很震驚:大隊書記的老婆喝了煤油想自殺,被人發現躺在床上,大家手忙腳亂,用水替她洗胃灌腸,整個房間散發煤油的臭味;大隊書記免了職,而黃老師也不帶我們參加全縣文藝調演了。
我們為我們導演的卻沒有預料到結局的悲劇而自責,不過很多人不這樣認為,村民在談論這件事的時候,都確認這是遲早會讓人知道的事情。
這件事情正悄悄地讓村民與知青的關系處于一種微妙之中。雖然大家對外來這幫年輕人的寬容遠遠超過了對身邊的人。這群上海知青讓他們長了見識。
方圓二十里的年輕女子和少婦,開始穿鑲有蕾絲花邊的裙子而不像之前穿千篇一律的“的確涼”花格襯衫,還有人用塑料卷發筒把頭發卷成波浪形,她們稱這種頭發造型叫“阿拉頭”,有人甚至穿起絲綢制成的旗袍亮相街頭。她們買來布料(要么托知青在上海購買要么在本地商店購買),然后送到縫紉社,指定要裁剪哪個知青穿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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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紉社有四臺縫紉機,四位女性裁縫,她們組成這樣的小單位稱作“小集體”。這四人當中,太隊書記的老婆屬手藝最好,大家都稱她“李師傅”而不以“書記嫂”稱呼。她裁剪的衣服合身,針腳均勻牢固,因此,她的工作臺上堆的布料最高。
要在以往,只有來到年關縫紉社才會緊張忙碌,送來的布料裁剪成男女老少的新衣,在大年初一穿上。上海知青來了之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特別是李師傅,她要滿足追求時髦顧客的要求,就必須經常去黃老師那里討要樣衫,工作臺上經常都是堆成小山的布料。
“我這有一本書,估計你能用得著。”黃老師拿出一本裁剪書,封面印著一位時髦女郎,穿著裙褲,上身是一件圓領海魂衫。
李師傅大致翻了一下書頁,“真好,里面的款式都是我沒看過的。”
李師傅喝煤油自殺的事,大家出奇一致地認為她并不是想去死,如果想死喝農藥就會直接了結,農村這種事見得太多,發生在鄰里婆媳夫妻齟齬。李師傅是不想死,但又要警示丈夫,結果把臥房弄得滿是煤油的臭味,老公因“破壞知青隊伍穩定”解了職,黃老師也不再當老師。大家也不好意思再托她購買布料。
一個月后,李師傅回到縫紉社。她小心翼翼,變得沉默寡言。她把黃老師送給她的書轉給鄰座的裁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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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十年之后,黃老師不再年輕。她的沒有漂染的白發有蠶絲一樣的光澤,她穿了一件素皺緞面料湖藍色碎花旗袍,頸項掛著珍珠項鏈,氣質雍容典雅。
黃老師嘆了一口氣,“我們像逃兵一樣的離開了你們。”她收住尋找往日遺跡的眼光,向著我說。
“老師,當時我們心情非常失落,站在你門口久久不愿離去,希望里面會走出一個熟悉的身影。”
黃老師她(他)們在聽到返城的消息時,誰也不愿再等一分鐘,仿佛遲一秒消息就會更改,他們的心里只有兩個字:回家。
村民們在他們房間里揀拾到許多生活用品:酒精爐、帶玻璃罩的湯鍋、棉被、磁碗,還有一包被特意留下來的花花綠綠的糖果。李師傅傷心地哭起來,她覺得是自己的原因才讓知青決意離開,她不斷埋怨自己不該去喝煤油,這樣她就可以裁剪更多的時髦的裙衫,大家都會其樂融融地過著每一天。
我們像逃兵一樣。”黃老師不斷重復這句。他們不愿再等一秒,收拾最簡單的行李,向公社疾走。其實,公社已經派好車來接他們。當他們激動的心情平復下來的時候,車已經開出了他們熟悉的田野村莊,車廂里突然安靜下來,他們的臉上也沒有了喜悅興奮。他們因不辭而別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
“我們會回來的!”有人突然說了一句。這一句起到了效果,車廂里也不再沉寂。他們述說著鄉親們的各種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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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過去,他們的人生軌跡各有不同,但都有一段同樣的經歷。有關泥土森林稻田土房牛糞散發的味道,知了蟋蟀烏鴉麻雀燕子鳴叫的季節,鄉親們純樸的言語真摯的情感共同存在他們的記憶里。這是一段與青春同在的帶有時代印痕的記憶。
他們來了,二十年三十年紀念日來過,五十年人來得最齊,他們或許是把它作為最后一次的大相聚了。很奇怪的是,他們每次來都是只身一人,沒有兒孫陪伴,或許晚輩難以抽身或者對前輩的生活沒有興趣。他們獨享就夠了,這種記憶與現實交織,一定是很奇妙的體驗。
我向黃老師說到那一次文藝調演。語文老師帶領我們抄山路去縣城。路過一個山谷,那里有一棵高大的野桂圓樹,真是罕見——但那確實是桂圓樹,我還摘過樹上的桂圓,至于味道我已經想不起來。
語文老師對化妝顯然一竅不通,但他很自信地在我臉上涂抹,結果弄成了一張小丑的臉,我斷定那一定是難看死的,因為我在挑臺往下看的時候,下面觀眾的眼光齊刷刷射向我,接著轟堂大笑。我演的是李玉和這個正面形象,我卻化了一張難看的臉!我毅然決然往外婆家跑去,耳朵里好像聽到報幕員念我的名字。
“要是你帶我們去,可能就不會有差錯,或許我就有第一次成功演出。”我對黃老師說。
“這也算不一樣的經歷吧。”黃老師說。
我們來到前文提到的那塊紀念石前,上面刻有“上海知青下鄉紀念”字樣,紅漆描畫得鮮艷醒目。
(全文完。謝謝閱讀!)
供圖謝平(路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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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平,江西廣昌人,贛南師范大學1980級中文就讀,曾為天津某物流公司總經理,現居廣昌。教育系統工作,散文作品見《廈門文學》《廈門日報》等期(報)刊,贛州路開文化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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