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漢字的“聲調”

漢字有“聲調”。

比如，央（yāng），陽（yáng），仰（yǎng），樣（yàng）。

上述“聲調”，依次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也稱“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

漢字的“聲調”，源于漢語有“聲調”——因為，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

所以，嚴格來說，“聲調”既包括了漢字的“字調”，也包括了漢語的“聲調”；進一步說，漢語“聲調”又組成了“語調”。

“聲調”和“語調”，都是國際語言學的重要“術語”——但就很多“語言（語系）”來說，“語調”更有意義——以其高低表達諸如驚奇、發怒、警惕等等不同的語義，而具體到字詞的“聲調”，往往并無差別（西非的一些“固定聲調”語言除外）。

漢語則不同。

以漢語為主體，包括藏語、緬語等在內的“漢藏語系”，單音節、有聲調是其典型特征。

“單音節”，是指語言的最小組成單位，亦稱“語素”。在漢語及漢藏語系的諸語言中，一個“單音節”或叫“語素”，就是一個獨立的詞。

當然，隨著時代推衍，漢語雙音節甚至多音節的詞也逐漸增多，比如“雙聲疊韻”一類詞匯的爆發式增長。

這是由多音節組成一個字詞的語言無法做到的。這也是此一類語言基礎上產生的文字沒有“聲調”的根本原因。

前面說到的“央”“陽”“仰”“樣”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聲，是現代漢語和漢字“普通話”的“聲調”。

實際上，除了通用的“普通話”，廣土巨族的中國，至今還存在國際語言學公認的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

每種方言內部，還能細分諸種地域方言。

這些方言的“聲調”，與前述“四聲”是有所區別的，不少保留了上古語音元素。

上古語言和文字有聲調嗎？

有些學者認為沒有，但這是極少人的見解，大多數語言學家認為有——至少在幾千年前的“上古漢語”中，就已經有“聲調”。

這里面，一個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段玉裁的研究，很值得重視。他認為，上古有“聲調”但無“去聲”。他在《六書音韻表》中，細分了十七韻部的“聲調”差別。

再者，就是現代王力先生的見解。他認為，上古語音和文字可分為“舒聲”和“促聲”兩大類。“舒聲”又包括“平聲，高長調”和“上聲，低短調”；“促聲”則包括“長入，高長調”和“短入，低短調”。

漢代的“聲調”，段玉裁認為，就是基本繼承了先秦“聲調”，有“平、上、入聲”，仍無“去聲”。

王力先生基本贊同段氏觀點，并研究了具體韻部在漢代的“聲調”變化。（《漢語語音史》）

真正的變化，發生在魏晉南北朝。

段玉裁說：“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聲），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為去聲，平聲多轉為仄聲，于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

段氏此觀點，廣泛被學界接受。

概括來說，上古“聲調”，為“平、上、長入、短入”，直到魏晉，則變為了“平、上、去、入”。

敲一敲黑板，請注意——平常人們所說的古代“平、上、去、入”之“四聲”，是在魏晉南北朝才形成的。

有詩為證——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圣。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威，?歌以詠。

上詩，為陸機《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之節錄。四句的末字“政”“圣”“命”“詠”，皆“去聲”為韻。

（古四聲舉例）

陸法言的《切韻》作于隋仁壽元年（601年），但其總結概括的卻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音韻學成就。其中，便是包攬了其時南北方語言“平、上、去、入”的“聲調”，為之后唐宋的《唐韻》《廣韻》等韻書打定了堅實基礎。

唐宋元明清的漢語漢字音韻學，可以略去不說，然其“脈絡”，已然在魏晉之后夯實了現實語言基礎，《切韻》《唐韻》《廣韻》則提供了中國古代音韻學的理論框架。

說幾句古“入聲”。

所謂“入聲”，即“短促的塞音韻尾”。

唐柳宗元的《江雪》，是典型的“入聲韻”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詩中的“絕”“滅”“翁”“雪”，都是“入聲”。

現代普通話里，“絕”為“陽平”，“滅”為“去聲”，“雪”為“上聲”了。

現在的方言里，如南京話、梅州客家話、廣州話、廈門話、福州話、蘇州話、廣西玉林話，還有湖南方言、山西方言等等中，或多或少還保留有“短促的塞音韻尾”的“入聲”。

現實中，與漢語漢字“聲調”有關的，還有“輕聲”和“變調”。

“輕聲”，比如“花兒”“活兒”，兩個漢字都是只讀一個音節，用漢語拼音表示即“huār”和“huōr”。

“變調”，是指兩個漢字組詞時，會發生“聲調”替換，如“好馬”讀起來則是“豪馬”，即由“hǎomǎ”變為“hǎomā”。

“輕聲”和“變調”，屬于漢語語言學的課題，不屬于漢語音韻學和文字學了——其實后兩者只管文字的“聲調”，即“字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