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東北大學6名學生，到中國黃金在內蒙古的烏奴格吐山選礦廠實習，不幸墜入浮選槽，通報稱，他們全部“溺亡”。
這是不幸的事件。人們為年輕人生命的驟然消逝感到痛心。很明顯，在這么遙遠的礦里，如果是6個工人“溺亡”，就是一個普通的事故，不會有這么大的反響了。
中國黃金在昨日深夜發出通報，本想蒙混過關，沒想到還是沒有逃脫網友的審視：那不是“溺亡”——好像不小心掉到水里一樣，那是各種化學藥劑、礦漿……而且還是高溫。
沒有看到一張現場圖片，也沒有看到媒體報道披露細節，但是人們已經仿佛能感受到切身的疼痛。那6個活生生的人，在死前遭遇的可能是2025年最可怕的痛苦。
最近的“通報”，不管是鉛中毒、自來水污染還是這次中國黃金的事故，都體現出某種語言的“藝術”。每個人都要成為語言學家，才能破解“通報”這種新話所塑造的屏障，去想象或接近事情的本來面目。
正是因為這個“話語屏障”的存在，讓所謂“溺亡”給人們帶來的痛感加倍了。
在這個意義上，這6個無名無姓的大學生，實際上也代表了這個社會年輕人的命運：被巨大的力量所吞噬，無聲無息地消失，甚至連最終的敘事權也喪失了。
在上海，有一個年輕人打出租車去浦東機場，談好的100元，最后掃碼轉賬不小心轉了1010元，司機拒絕還給他，到警方“報案”，警方也沒太當回事（可以理解，涉案金額實在太低了），這位年輕人選擇了自殺。
我看到有文章說，司機、警方都沒錯，是年輕人的家長沒有教會他如何在這個社會“存活”。這話當然是對的，但是卻也反映出對年輕人的責備。這責備某種意義上就像內蒙古礦山里的礦漿一樣。
“溺亡”是一個曖昧的詞，因為它意味著沒有明確的責任人。小時候在鄉下，每年夏天都會有小孩“溺亡”，不小心掉進深水里。大人能做的，就是提醒小孩別去游泳，人們為小孩子的死感到遺憾，然后很快就會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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