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我從臺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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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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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 一輩子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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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臺灣來

口述人：陳 弘

陳弘，中央文獻日文翻譯家。譯審。臺灣基隆人?？箲?zhàn)勝利后以臺灣“公費生”入復旦大學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夕留在大陸從事革命工作，后來在中國記協、人民日報社、中央編譯局工作，擔任過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的日語翻譯。曾任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日文翻譯處處長。2001 年榮獲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參與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獻的日文翻譯工作。

我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是臺灣省籍。我這一生經歷過三個時代：一個是日本統(tǒng)治時期，臺灣作為殖民地，臺灣人民成了日本的二等公民；一個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時間不是太長；第三個是新中國成立到現在?？谷諔?zhàn)爭勝利后，臺灣重歸祖國懷抱，1946年國民黨臺灣省政府教育處選派100名（實際到校92名）“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其中就有我。同年11月，我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學習。復旦大學的經歷成為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在這里接受馬克思主義進步思想，從“白紙一張”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上海解放前夕，我沒有選擇返回臺灣，毅然留下來參加革命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我參加了審判日本戰(zhàn)犯工作，后來到中國記協和人民日報社工作，還曾擔任周恩來、鄧小平的日語翻譯。1977年，我被調到中央編譯局從事中央文獻翻譯，發(fā)揮了自己的專業(yè)特長，作了一些工作，為國家站了最后一班崗。

從“亡國奴”到翻譯家

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臺灣和澎湖列島被割讓。日本在臺灣推行殖民統(tǒng)治，臺灣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二等公民，甚至連二等公民都算不上，日本殖民者罵我們是“清國奴”，意思是沒有國家的奴隸。我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下長大的。

日本人為了殖民統(tǒng)治需要，在臺灣普及小學教育，而臺灣學生受到不平等待遇，考入中學很難，考上專科學校或者大學更是難上加難。我通過努力考上了基隆中學。1941年11月的一天，我們臺灣學生籌備了畢業(yè)前的惜別晚餐會，那天27名臺灣同學互相傾訴受到日本人的壓迫，表達了憤怒和反抗日本的心情，并在紀念冊上寫下“以血還血”等留言。不幸的是，一位同學的紀念冊被日本同學偷看后告密，日本憲兵隊和警察就追究我們的責任，去家里搜查，并抓了5名同學。這就是基隆中學“FMAN事件”。這使我生平第一次深深體會到日本殖民者的恐怖。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臺灣回歸祖國，臺灣人民擺脫了 “亡國奴”的悲慘境遇。為了穩(wěn)定臺灣局勢，加強兩岸交流，國民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于1946年6月發(fā)布“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公告，計劃招100名臺籍青年到大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9所高校學習深造。我是第一批實際到大陸學校學習的92名公費生之一。1948年，臺灣當局又招錄了50名自費生，此后兩岸關系陷入僵局，沒有再招錄“公費（派）生”了。1946年11月中旬，在參加 3 個月的“臺灣訓練團”學習國語等之后，我們陸續(xù)從基隆出發(fā)前往大陸，我被分到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的經歷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深刻影響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受到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陳望道、經濟系主任漆淇生，以及余開祥、張薰華等教授影響，閱讀《共產黨宣言》《經濟學大綱》《第二貧乏物語》《女工哀史》等進步書籍，向進步思想轉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下，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此外，我也通過“二二八事件”，看清了國民黨的丑惡面目，認為不能跟著國民黨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復旦大學有1200多名學生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革命。我是經濟系應屆畢業(yè)生，計劃留在上海從事財經工作，后來組織安排我去華東軍事政治大學工作。1949年8月，中央軍委下令成立臺灣干部訓練團（“臺訓團”），我因是臺籍知識分子，被調到“臺訓團” 擔任宣教干事，后來擔任第二中隊的副指導員。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為了培養(yǎng)軍隊需要的外語人才，我?guī)е慌芭_訓團”懂英文和日文的同志到南京參與建立華東軍區(qū)外語學校，為抗美援朝輸送了一些外語人才。

1953年10月，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成立東北工作團處理在撫順關押的日本戰(zhàn)犯。很快從全國各地抽調干部300多人，其中翻譯100余人，在這些翻譯中有我和另外7名臺灣同胞。讓人欣慰的是，在這項工作中，我們臺灣同胞沒有缺席。我作為臺灣人，全程參加審訊和審判過程，很榮幸、很難得，確實感到揚眉吐氣、挺起胸膛了。

1956年七八月份，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工作結束。此后，我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承擔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工作，曾在毛主席接見日本外賓的時候做過記錄，第一次近距離地見到毛主席；還曾為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做過日文翻譯。因為翻譯工作做得不錯，好幾家單位都邀請我去，最后我選擇到中國記者協會工作了。一方面是因為我愛人周元敏在中國記協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新聞界做翻譯，跟日本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可以利用特長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特殊時期，我也受到沖擊，被關了“牛棚”。1974年，我到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工作，主要處理有關日本方面的稿件。1977年9月，被調到中央編譯局，籌建日文處。除了中間有兩年多時間被人民日報社借調派駐日本，直到1990年辦理離休，在這里一直從事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和中央文獻翻譯工作。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