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3歲的作家遲子建和黃世君在哈爾濱的一次同學會上重逢。
他倆讀書時就互有好感,只是畢業后各自忙碌,斷了聯系。彼時黃世君已是塔河縣委書記,獨自帶著上初中的女兒生活。
一年后,遲子建和黃世君組成了家庭。這遲來的愛情成了她生命里最溫暖的光。
婚后的日子雖多是兩地奔波,卻滿是細碎的甜。你看看下面的照片,真是佳偶天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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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河時,他們總在晚飯后去呼瑪河邊散步,黃世君愛撿扁圓石子打水漂,遲子建就蹲在岸邊數水花綻開的次數;哈爾濱的家里,她每天寫作時灶上總煲著湯,傍晚準時鉆進廚房做飯,他回來時,飯菜香里混著書稿的墨香。
冬天的大興安嶺冷得刺骨,他們會早起用手指在結滿霜花的玻璃上刮出月牙形的縫,一起等第一縷橙黃色的曙光漫過山嶺。
長期的伏案寫作對遲子建的頸椎造成了很大的損傷,黃世君每天再忙都要給她按揉脖子,哪怕不懂穴位,胡亂按一通,她也覺得舒服。
可這幸福只持續了五年。
2002 年 5 月,黃世君開完會惦記著塔河的防火工作,執意要趕回去。
遲子建送他到火車站,看著他笑著招手離開,沒想到這成了永別—— 他在返程途中遭遇車禍,永遠留在了那個春天。
丈夫走后,遲子建把自己關在哈爾濱的家里,不敢上街,因為每條路都有他們并肩走過的影子;不敢去商場,怕看到曾給他買格子襯衫的柜臺;甚至不敢接電話,怕聽到別人的安慰。
她一遍遍撥他的手機號,從“已關機” 聽到 “空號”,眼淚把枕頭浸得透濕。
那段日子,她覺得筆都變重了,那支黃世君送的結婚禮物,握在手里像握著一塊冰。
但文字終究成了她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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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成了她撕開傷口的勇氣。
小說里的女主人公和她一樣,丈夫因車禍突然離世,她帶著丈夫的遺像踏上旅途,在一個叫“烏塘” 的小鎮里,撞見形形色色的人:賣煤人喪子后夜夜唱悲歌,戲班班主的妻子被雷管炸碎了手,酒館老板總對著空酒瓶發呆。
那些藏在夜晚里的傷痛,其實都是她自己的影子—— 就像她在文中寫的 “我走遍了小鎮的每一盞路燈,它們都像滴著淚的眼”,字字都是她對黃世君的思念。
寫作時,她常對著窗外的夜空發呆,仿佛丈夫還在身邊,聽她念叨情節里的悲歡。
而《額爾古納河右岸》,是她寫給丈夫的一封長信。
她曾在整理遺物時暗下決心:“總有一天,我要寫出一部書告慰他。”
為了這個承諾,她跑到大興安嶺深處,跟著鄂溫克人住木刻楞房,聽他們講部落里的故事。
書里,年近九旬的酋長遺孀坐在篝火旁,回憶起部落百年的滄桑:馴鹿在林間踏雪的聲音,薩滿跳神時搖響的銅鈴,年輕人在月光下唱的情歌,還有那些在時代變遷中消失的生命。
這個游牧民族和森林共生的溫情,像極了她和黃世君對自然的熱愛—— 就像他們曾一起在呼瑪河邊看水鳥,在大興安嶺的雪地里追野兔。
她在書里寫“死亡不是終點,是遷徙到另一片森林”,其實是在安慰自己:世君只是去了更遼闊的地方。事實上,她的故事幾乎比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故事更動人。
2008 年,《額爾古納河右岸》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遲子建來到我們浙江烏鎮。
她站在領獎臺上,望著臺下的燈火說:“我要感激一個遠去的人 —— 我的愛人,他離世后仍在夢里給我囑托,讓我獲得別樣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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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里的重量,讀過她書的人都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些未說盡的痛,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星空下,終于化作了鄂溫克人眼里溫柔而明亮的星光。
如果你翻開這兩本書,會發現字里行間全是春天的痕跡—— 有呼瑪河的水聲,有大興安嶺的曙光,還有一個女人對愛人最綿長的思念。
就像遲子建說的:“他消失在最喜歡的春天,卻把溫暖永遠留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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