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天雍：日本奈良時代的佛教寫經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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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時代的佛教寫經

韓天雍

刊于《書法研究》1994年第 5 期

內容提要：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廣泛傳播促成了日本書道的形成，寫經也在民間有組織的形式下展開。奈良時代佛教寫經之所以昌盛和“唐化”現象有關，同時寫經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個種類。奈良時代的寫經書風大體可分三個時期，從中可以看出六朝及初唐書風對其的影響。

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與文明，多賴于對中國先進文化的汲取與消化。五世紀漢字和儒家經典由百濟傳入日本，加速了日本從蒙昧時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響日本文化最為深刻，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卻不是儒家，而是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日本文化的形成與藝術的發展。僧侶之間的文化往來更促成了日本書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六世紀前半葉傳入日本的。《日本書記》里曾記述在欽明天皇時代從百濟傳來佛教：“百濟圣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斯致契等獻上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并上表勸信佛法，這為佛教傳日之始。

作為佛教的偉大支持者，對于佛教在日本有傳播之功的當首推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攝政，發出興隆佛教的詔書，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學；建造四天王寺以開展各種慈善事業。并于公元604年制定《十七條憲法》，其第二條就明文規定“篤敬三寶”。他還潛心研究佛教教義，撰有《三經義疏》（《法華經》《維摩經》《勝曼經》）的注釋，并親筆書寫了《法華義疏》草稿，富有極為濃厚的六朝書風的余韻，波磔中帶有隸意。書風典雅明快，小字寬綽開張，筆力爽快而圓潤。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體力行，從而加速了佛教的弘揚。

日本最初的寫經當是在天武天皇元年（673）。《正史》載有：“始聚書生，于川原寺寫一切經。”其實寫經早在飛鳥時代（592—710）就已經存在，只不過當時是通過民間渠道進行抄寫，尚處于個人隨機因緣的性質。這里“始聚書生”可以理解為以官方角度在有組織的形式下進行寫經。根據日本學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證，天武朝時代書寫的《一切經》是基于《大唐內典錄》而抄寫的。《大唐內典錄》中的《一切經》總計達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之多，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經》的書寫工作是一項多么偉大的事業。

然而，日本寫經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則是在奈良時代（710—784），此時正值中國的盛唐時期，視佛教為國教。日本經歷了數百年積極攝取中國的先進文化，從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備，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律令國家體制，進入了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太平盛世。奈良朝時期，中日關系十分密切。當時唐朝首都長安是中國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二十余次，以及大批留學僧、留學生留學于長安，長期深入接觸中國社會，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隨遣唐使來中國的著名人物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最澄、空海、圓仁等。他們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來中國求學的，作為學問來研究佛教，同時他們又都是通曉經史、長于文藝之人。他們在歸國之際，不僅得到了佛教教義的真傳，同時也帶回了大量的中國書法名品真跡和佛教經典，以及各種佛教藝術。由于對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戀，歸國后還竭力宣揚中國文化，并制定模仿唐朝貴族教育制度，為改革和發展日本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在當時，各個領域均呈現出“唐化”現象，從而使日本文化在諸多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譬如：在建筑方面，唐僧鑒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以及佛寺伽藍集唐樣之大成；雕塑方面，東大寺的盧舍那大佛像、戎壇院的四天王像和藥師寺金堂的藥師三尊像，各顯示出雄健粗獷、穩重和靜謐之美；繪畫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畫和五重塔壁畫規模宏大，以簡潔的線條生動地表現出對象的立體感，似乎在靜靜地閃爍著耀眼奪目的光輝；音樂方面，政府設有樂、寮，教授歌舞、笛、唐樂等，呈現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氣象。

日本奈良時代藍紙銀字《二月堂燒經》 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至圣武天皇（701—756）的天平時期，隨著佛教文化的日益興隆，佛教寫經事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圣武天皇神龜二年（725）為祈求國家平安，令各諸侯國的寺院謹慎祈誦《金光明最勝王經》以鎮妖護國。圣武天皇在位二十五年，篤信佛教。于天平十三年（741）又敕建東大寺，并于諸國建國分寺，以東大寺為總國分寺，統轄國分寺。同時寫經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個種類。寫經所好比印刷廠，它是為充實經藏而設置的經典制作所。東大寺當然是寫經所的最高權威機構。一切都將在國家的統一管理下進行，從而為日本佛教寫經奠定了基礎。

日本天平時代紫紙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現藏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

我們從奈良時代的寫經中可以看出六朝及初唐書風的影響。奈良時代的寫經書風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從持統天皇至天平初年，這一時期寫經以滋賀縣太平寺、常明寺和見性庵所藏的《和銅五年長屋王發愿大般若經》與《神龜五年長屋王發愿大般若經》為代表。可以看出在殘留六朝書風余韻的同時，尚處在消化吸收隋唐樣式的過渡時期。在經卷的跋款中也透露出寫經組織已初具規模。

第二期，從天平六年（734）至天平勝寶年間（749—757）。這一時期也是奈良時代的最盛時期。以《圣武天皇勒愿一切經》來看，此時已經拭去了六朝書風影響的痕跡，表現出接受隋唐書風影響的寫經書體。然而，作為這一時期的寫經代表，當首推《光明皇后愿經》（即“五月一日經”）。這部寫經歷時四年，書寫七千卷，居眾多寫經之首。此外，還有玄昉發愿的《千手千眼陀羅尼經》和放置在國分寺塔里的《紫紙金字光明最勝王經》《二月堂燒經》，這些寫經都是選擇最優秀的寫經手抄寫，使用最上等的金銀泥來書寫，其書風多學歐陽詢、褚遂良的筆法。

這一時期《一切經》的書寫極為興盛。對于特殊的經典，流行著同一經卷的多次抄寫，并以多種版本流行于世。在佛教眾多的典籍之中，當時書寫最多的是《法華經》《最勝王經》《大般若經》《華嚴經》《金剛般若經》《觀音經》《阿彌陀經》等等。這些經卷少則上百，多則達千卷以上。同一種寫經的大量書寫，與當時的佛教組織有關，從抄寫經卷上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門派、信仰等等。

第三期，從天平寶字年間至寶龜年間。隨著思想、經濟、生活態度上的轉變，其溫雅的書風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消失，而取代它的則是富有創意的新興書風。傳圣武天皇《賢愚經》亦稱《大圣武》即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這部寫經打破了以往寫經的常規，每行經文字數不等，這是一卷破格體的大字寫經，文字大小錯落，頓挫分明，富有重量感，充滿著霸氣，似乎受北魏雄強的龍門造像書風的影響，體現出一種陽剛之美，從而結束了長期因襲的寫經模式。為表現至高無上的佛，單純的溫雅已不合適宜，還需表現出莊重感和深邃的魅力。此外，受這一大字寫經影響的還有《中阿含經》《增壹阿含經》《法華經》《魚養經》。這些寫經區別于最盛時期規整瘦勁法度森嚴的楷法，是受《大圣武》書風所引發，書寫的是北魏斬釘截鐵、沉著痛快、以寬博取勝、富有陽剛之美的雄強書風。

圣武天皇 《賢愚經》 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寫經所在奈良朝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在奈良朝寫經生中涌現出許多書藝精湛者。其中，一難寶郎、山邊諸公、岡日佐大津、大部浜足、高屋赤麻呂等為這一新興書風的卓越代表。在他們的寫經卷中，似乎可以看出個性書風的流露和渾厚古樸的美。辛國人成以習王羲之法書著稱；爪工家麻呂得歐陽詢楷法之神髓；志斐麻呂深受褚遂良書風影響；科野蟲麻呂、山邊花萬呂素以方筆聞名于世；建部蟲麻呂則以圓筆結體而飲譽書壇。

我們從神龜五年（728）《長屋王愿經》的跋文中可以看出當時較為完整的組織形式。跋文中記有寫經生、初校生、再校生、裝潢、檢校使、檢使等各項擔當者的名字。這一系列的組織形式與我國隋唐時期《老子化胡經》《妙法蓮華經》的跋文是一脈相承的，由此可見，奈良時代是忠實地承襲唐制的。崇尚法度的初唐書風也給寫經事業帶來巨大影響。奈良時代將寫經看作是一樁非常神圣的事業，在寫經所的嚴格規定之下進行抄寫佛經。為表示對佛法的虔誠與尊嚴，寫經必須用小楷書寫，不允許有隨意的舉動，不允許有錯字、漏字的存在，大量的寫經經卷充當著傳播佛教教義的重要教材的作用。

1899年，敦煌寶藏的發現，從而打開了封閉幾千年來敦煌石室密洞的神秘大門。在數以萬計的藏書中，佛經與道經占了相當大的比重。1912年中亞學術調查隊在吐魯番吐峪溝中發掘出了晉元康六年（296）紙本《諸佛要集經》（現藏日本西本愿寺），是現存有紀年寫經的最早一部。這部寫經以八分體書之，結體緊密，波磔加重，頓挫分明，書體介于隸楷之間，現藏于日本中村書道博物館；南北朝南齊永明元年（483）《佛說觀普賢經》，楷法則更加洗練，平正單純，右肩偏高，且筆力加重，依稀可見承前代隸書的痕跡，具有平正溫雅的性格；還有南北朝梁天監十一年（512）《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十四》，是梁武帝同胞弟建安王蕭偉的供養經。日本著名學者中村不折先生評論為“茂實雄強”。南朝寫經較少，著名的寫經有南北朝宋泰始七年（471）《勝曼經》、永明元年（483）《佛說觀普賢經》、永明十年（492）《大方等大集經》、梁天監五年（506）《大般涅般經第十一》等。

中國北朝由于遭到北魏武帝及北周武帝的大肆廢佛、毀釋的劫難之后，佛教徒們深感“末法”的到來，為防止佛經被毀，遂發愿石刻佛經，將佛教經典鐫刻在幽谷深山的摩崖峭壁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藏在山洞中以便永久保存。石刻佛經也是受儒家立碑的影響，東漢時期的文學家、書法家蔡邕就有石刻的儒家經典——《熹平石經》。當然，佛經刻石還有另外一層目的，正如《鼓山唐邕刻經銘》所謂“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因此，石刻佛經也同北朝的摩崖、造像銘、碑碣、墓志等一并成為北朝書法的主流。石刻佛經可分為摩崖、經碑、經幢等。風峪的《華嚴經》和刻在泰山經石峪溪床上的大字《金剛經》為現存最古的摩崖；《佛說十二因緣經幢》是我國石刻佛經的最早文物；由幽州智泉寺靜琬主持開鑿的鐫刻在數以萬計碑版上的《房山石經》則是埋藏著龐大佛教經典的藝術寶庫。

我們在日本的古寫經中，都可以在南北朝時期的寫經中找到相互印證的理由。同時也可以肯定地說南北朝寫經與石刻佛經也會對初唐書家書風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尚法”的唐代書風也正適應了寫經所抄寫佛經的要求。

轉自：書法研究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