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楊某媛污蔑案”，Mask Park群偷拍案

這兩個事件都是當下的熱點事件，只不過一個男性網友關注比較多，另一個女性網友關注比較多。而我想談的，則是跳出性別互殺的無意義情感宣泄，關注一下更有價值、更有建設性的問題——這兩件事情背后的“共謀暴力”，比如武漢大學校方的遲鈍、偷拍萬人群成員的沉默狂歡。

共謀暴力（Collusive Violence）是近年來比較新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暴力行為得以發生、持續并合法化，是因為社會中的多個權力環節（如制度、文化、媒體、群眾）共同保持了縱容、回避或默許的姿態。在互聯網時代更包括平臺方監管的問題、算法推薦鼓勵仇恨與暴力的問題。等等這些讓個別人渣產生的單向的暴力行為，變成了眾多人的“共謀暴力”，并在算法的主推下，成為一種“暴力工業化”現象。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這兩個事件。2023年7月11日，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二女生楊某稱，坐在她對面的本科新生肖某“隔空性騷擾”，并拿出手機拍下長達兩個小時的五段視頻作為證據。當晚，她與肖某對質，索要了手寫道歉信，還錄下了二人對話。而校方尚未完全核查清楚事件前，兩天之內即對肖某作出“記過”處分。

起初，在女性安全高度敏感的輿論氛圍中，許多網友本能地站在楊某一邊，對男生進行道德譴責。然而隨著事件進一步發酵，肖某家屬公開其有長期濕疹病史，當晚可能是在衣物下搔癢而非進行不當行為。2025年7月25日，武漢經開區法院一審判決正式出爐，駁回楊某的全部訴求，認定肖某并無性騷擾主觀意圖，所謂“挑逗動作”缺乏證據支撐，也不符合具體法律構成。

2025年7月下旬，名為“MaskPark ”的 外網聊天群組被曝光：數以萬計的男性匿名用戶在這個加密交流群中，未經同意分享女性的私密照片和視頻，內容多源于偷拍公共空間或前任伴侶的畫面，并以群組內部交流、惡意意淫甚至出售交易為樂。更有些專業偷拍器材隱秘至極——香薰、水杯、電源插座等日常物件內置針孔攝像頭，涵蓋地鐵、商場、更衣室、校園寢室等多個情境，受害者包括從兒童到老年人的廣泛群體。

消息曝光后，“MaskPark”群組迅速被關閉，但其衍生子群依然在 該匿名聊天軟件上蠢蠢欲動。許多受害女性發帖講述被前伴侶以偷拍身份敲詐曝光、甚至泄露社交賬號的經歷。

這兩件事情證明了：我們所面對的越來越不是個體的暴力行為，而是一個更為隱蔽、結構化的系統：一種由技術、情緒、算法、匿名文化與觀眾心理共同構成的“共謀暴力”機制。

在這個機制中，暴力的實施者往往并不孤單。楊某的行為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廣泛的社會性傷害，不僅因為她拿起了手機和舉報話語，更因為整個平臺輿論生態主動為她提供了舞臺、推力與情緒動員；而Mask Park群體中的偷拍者，則依賴于加密工具、匿名群組、文件包分類、用戶評分等一整套協作邏輯完成侵權行為，而觀看者的每一次瀏覽、下載與“標記收藏”，也都是一次次靜默的共謀。

在“共謀暴力”的邏輯中，每一個不作為、每一次默認、每一種冷漠，都是暴力機制得以持續運轉的潤滑劑。

武漢大學校方的表現便是一例。在接到楊某媛舉報后，校方未能第一時間開展公正透明的事實調查，而是倉促做出“記過處分”。這一行為表面是響應舉報，實質上卻是對情緒性輿論的默認服從。它用一紙處分將學生推入網絡絞肉機，既失去了程序正義，也為暴力工業開了綠燈。

單單一個處分還不是武漢大學最大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在法院判決、輿論發酵之后，武大校方依然沒有想著及時改正錯誤，而是試圖用更多的錯誤去掩蓋。報警讓警察叔叔深夜拜訪參與討論的網友，留下了一句注定會“載入史冊”的名言“不要因為你的正當……造成不利的后果……”，至此已然成為藝術。

從“共謀暴力”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制度型沉默共謀”：武漢大學以行政權力為外衣，以公文語氣為掩飾，將自身塑造成“高度關注”“秉公處理”“等待上級”“領導通知”的中立者，但實際的每一次沉默、每一封推諉郵件、每一次對外緘口，都是對原始暴力的延續性縱容，甚至升級為一種“合法的傷害”。被網友嘲諷為：處分學生其疾如風，改正錯誤其徐如林，上門警告侵略如火，等待上級不動如山。

再看Mask Park案中那些“只是看看”的群友——他們不拍攝、不發布，甚至沒有下載、打賞、評論——就像DOTA里那些廢物一號位一樣，隊友打團just在那里see。但正是“see”這種看似無害的行為，才構成了偷窺工業化的市場需求側。每一個點擊、每一次瀏覽，都是對偷拍者“作品”的價值認定，也正是他們讓女性的隱私影像從偷拍者手中，流轉為供萬眾取樂的視覺商品。在這一鏈條中，暴力不是單人的惡意行為，而是萬眾齊心的共謀狂歡。

更隱蔽的共謀者，則是平臺與算法機制。它們并不直接傷害個體，卻通過流量優先、情緒激勵、熱度邏輯持續推送最具爭議、最易引爆的性別沖突內容，鼓勵用戶參與“站隊”、制造“對抗”，而不鼓勵理性對話與復雜性分析。在這樣的結構下，算法成為暴力的催化劑，平臺成為暴力的工廠車間——每一次推薦、每一輪話題熱榜的更新，都是對暴力的再投資與再生產。

這套系統的恐怖之處在于：它無需惡意就能造成巨大傷害，無需策劃便能實現規模擴散。它以“正常運轉”的面貌呈現，在程序、機制、算法、慣性中，把一個個原本無害的角色，卷入到一場無盡的暴力協作中。而當我們試圖追責時，卻發現責任如煙霧般彌散在所有人之間，人人都是幫兇，人人又都無罪。

于是，這就構成了互聯網時代新型暴力機制：暴力工業化。

武大楊某媛污蔑案與Mask Park偷拍案，表面上看是兩個性別立場截然相反的個案：前者是一場由指控引發的“道德武器化”，后者是匿名社群主導的“偷窺商品化”；一個以“受害”為名，一以“加害”為實。但它們在網絡傳播機制中，卻共同揭示出一個值得深思的深層結構：網絡平臺與數字工具正在系統性地放大、催化、甚至工業化地生產暴力。

這類暴力的核心，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肉體傷害”，而是基于圖像、信息與輿論的操控權，以“觀看—傳播—審判”為路徑，對個體的聲譽、心理、安全乃至社會位置造成長期性毀滅。無論是圖書館里五段被斷章取義的視頻，還是針孔攝像頭偷拍來的影像資料，它們都首先被轉化為可傳播的“內容原料”，進而進入平臺算法的篩選體系，最終以熱帖、爆文、集體情緒的形式，形成一套高度程序化的暴力擴散機制。

這正是所謂的“暴力工業化”的核心：暴力不再是一時沖動或私人行為，而是一種平臺經濟邏輯驅動下的可量產內容。以Mask Park案為例，偷拍行為依賴的是高度隱蔽、價格低廉的微型設備，加密通信平臺則提供了庇護所，而用戶之間的分享、模仿、再創作構成了一種黑暗中的性別協作與審美同謀。這套機制不僅使暴力得以規模化生產，更使其具備了商業價值——受害者成為“素材供應方”，加害者成為“內容制造者”，觀眾則是“流量消費者”，整個過程呈現出驚人的工業結構。

而武大案則揭示了另一維度：道德話語也可以成為暴力生產資料。當舉報視頻、手寫道歉信、受害者身份標簽被打包成輿論商品時，其真實指控的正當性已被算法驅動的情緒消費淹沒。在未經調查的背景下，學校迫于壓力倉促處分學生，網友蜂擁而上進行“網絡審判”，信息爆炸轉瞬變成私刑狂歡。最終無論司法如何判定，名譽已毀、心理已傷，個體早已被“道德審判供應鏈”碾壓得七零八落。

二者背后暴露出的，是制度性權力在數字空間中的空位。法律在面對匿名加密平臺時力不從心，倫理在追逐流量快感中節節敗退，平臺在道德責任與經濟激勵之間選擇沉默或拖延。于是網絡暴力不再是偶發事件，而是通過平臺算法、社群結構、技術工具持續優化后的“暴力模型”，不斷復制、調整、變形，并以極高效率投射到下一個受害者身上。

更深刻的問題在于，這種暴力工業化的邏輯不再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只區分“能傳播”與“不能傳播”，“可消費”與“無價值”。“圖書館性騷擾者”的標簽與“被偷拍女生”的影像，雖處道德光譜兩端，但都具備流量價值。在傳播機制中，受害者被轉化為“流量節點”，無論其是否真實受害，重要的是：他/她的做法或痛苦能否引發情緒共鳴、引導討論走向、催生話題熱點。在這個意義上，受害者不是被同情，而是被消費；加害者不是被懲罰，而是被圍觀；正義不是被申張，而是被外包給點擊率。工業化之力，恐怖如斯。

因為在一個暴力可以工業化生產的時代，任何人都可能是下一個“爆點素材”，也可能是那個被暴力反噬的節點。只有當我們意識到這套機制之所以運轉，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轉發與評論、沉默與獵奇，才可能真正遏止這場暴力流水線的無限延展。

更進一步地思考：讓我們先回到最基礎的前提——男性與女性從不是什么道德等級上的對立物。在人性這一結構中，無論性別，每一個群體中都存在善良者與惡劣者、誠實者與操控者、忠誠者與背叛者。這不是立場的問題，而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常態分布。社會也從未假設過“所有男性都正直”或“所有女性都善良”；反之亦然，也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性騷擾犯、所有的女生都是誣告者。

我們之所以能正常生活，正是因為個體被具體理解，而不是標簽套用。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男男女女都在合作而非對抗：我們是同學、同事、朋友、父母、戀人，是彼此依靠的親密者，而非彼此仇視的敵人。

但這一真實圖景，在互聯網的傳播機制中，被悄然挪移了位置、甚至被系統性地清洗出“視野范圍”。

從某博到某音，從某站到某書，這些平臺在背后運作的是同一個基本算法邏輯：誰更能引起憤怒、爭吵、情緒波動，誰就能獲得更多傳播、更多關注、更多點擊。而在性別議題上，這一邏輯恰恰最容易觸發“公共獵巫”和“私我防御”兩種情緒機制——前者想要懲罰“他者”，后者想要保護“我們”。

于是，一位極端控制女友的視頻被推送出來，標簽是“所有女性都情緒化”；一個花心冷漠的男性行為被剪輯成段子，標簽是“男人都是冷血動物”。你看到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代表性別群體的符號，一個用來總結群體本質的“樣本人”。而這些樣本人越極端、越荒唐、越獵奇，就越能“代表”群體，就越被算法推薦。

暴力工業化算法不關心事實是否代表多數，它只關心是否容易傳播。

就這樣，本該是少數極端個體的行為，成了多數人認知中的“群體共性”；每一次傷害都被推送為“男性如何傷害女性”或“女性如何操縱男性”的再證據。算法制造了一個負面偏差敘事的回音室，用戶則在其中逐漸相信，世界上的男女都正在彼此敵視，彼此操控，彼此背叛。

人類天生具備一種名為“負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的心理機制：我們對負面信息的感知更敏感、記憶更深刻、反應更強烈。這種機制在進化早期有其適應性意義——躲避危險比獲得獎賞更重要。

而我們又喜歡用 “認知快捷方式”（cognitive heuristics）來理解世界。這意味著，當某一群體的負面故事越多，我們越容易標簽化這個群體。因此，在算法推送+心理偏見的雙重作用下，我們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像“男人都是暴力狂”或“女人都是小仙女”這樣扁平的卡通世界。

上述兩點，就是信息時代暴力工業化鏈條的心理基礎。

那么，怎么辦？正如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圣心堂是反動政府屠殺巴黎公社的紀念碑，布達拉宮凝結著西藏農奴的血淚史，但是其建筑的審美價值和藝術性是存在的，我們不可能因為其歷史的非道德性而推倒建筑。

同樣，對于信息時代新技術引發的新問題，我們肯定不能用斷網、棄用技術這些退步主義策略，而是必須在技術的基礎上，提出更具文明高度、結構理性與倫理清醒的解決路徑。信息時代的“暴力工業化”并非不可控的自然災難，而是人類社會在技術飛躍中暴露出的制度空缺、倫理滯后與認知脆弱的集合性表現。

解決這一問題，絕不僅是“提高技術手段打擊違法行為”，更需要重新建構制度、倫理與技術三者之間的邊界與橋梁。

具體一點，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可以穿越“算法”主導的信息生態，重新確立事實與比例感的傳播倫理機制；需要制度在面對網絡極端情緒時，保持判斷的冷靜與程序的堅守；更需要公眾在卷入任何網絡爭議時，抵抗情緒引導，保持對“事實尚未明”的尊重。

因此，解決它，必須從“共謀結構”中拆解每一個環節，并引入新的設計與規范機制。

技術自身也應成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我們不應把AI、算法、加密通訊視為暴力的幫兇，而要通過重新設計推薦邏輯與識別機制，讓技術承擔起“防暴力”的責任。例如，平臺應降低那些依賴情緒挑動與對立煽動的視頻的推薦權重，設計識別偷拍、謠言、未核實爆料的系統提示與傳播降速策略，讓信息的“可傳播性”重新受制于其“真實性”與“合法性”。技術從未有罪，但技術結構是否中立，從來取決于它服務的價值目標。

與此同時，平臺運營本身也必須被納入公共倫理的視野。平臺不能再以“中立工具”的姿態回避責任，而要承認自己在信息暴力鏈條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它們需要建立透明的內容審查與追責機制，針對爆料、攻擊性標簽、圍觀獵巫等行為給予技術干預，而不是等事情惡化后再事后封號了事。平臺的首頁與話題榜不應只追逐流量熱點，而要承擔社會議題的引導功能，引入更多具有公共價值、修復信任的內容，營造起一個非極端化、非站隊化的信息生態。

更根本的變革則來自公民教育本身。在算法主導的輿論結構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暴力工業鏈的一環：一鍵轉發、一句嘲諷、一次冷漠旁觀，都是共謀。這正是為什么我們必須從教育系統與社會機制中重新灌輸“媒介素養”與“數字倫理”——要讓人們學會判斷真假、識別剪輯、保持冷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學會如何在面對陌生人的苦難時，仍保有一種不迎合情緒、不先行定罪的尊重。這種教育，不是教技術，而是教我們怎樣在技術世界里，不被馴化為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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