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迫害我！他們讓我跟農民和工人一起勞動！”

本文首發于去年6月，由于眾所不知的原因已經無法查看。不過為啥我又想起來去年這件事呢？因為昨天剛說了武大楊某媛誣告事件（同樣由于眾所不知……），而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嘉峪關選調生這件事，同樣是武大畢業生。

看了嘉峪關當“逃兵”的武大選調生那篇矯情的長文，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把在條件稍微艱苦地區工作類比為“黑奴”“妓女”這種屁話，還有把條件不如大城市地區的婦女叫做“野婦”，不知道是什么傻逼的優越感泡出這種離譜的小布爾喬亞巨嬰來。

本來啊，我是說我本來，看到這個新聞，還以為這個選調生要講一講小地方政治生態的問題，就像當年北大博士寫那本經典的《中縣干部》一樣——比如講一講地方的封建化、宗族化，講一講地方關系網對于外來人員的排斥，講一講沒有背景的基層公務員所面臨的困境——諸如此類的問題。

因為我還是太善良了，覺得是武漢大學的高材生，碩士，又是選調公務員，怎么也得“必有高論”吧，結果這種東西從頭到尾就是呻吟出了一整篇“粗鄙之語”。甚至她導師也是，粗鄙之中的粗鄙，字里行間都透露著對于不那么發達地區的歧視、對于不那么富裕群眾的歧視。

她跟她的導師真應該慶幸生在了“好”時代，這要往前推個五六十年，就會有人用銅頭皮帶為她們提供動力，讓她們好好翻譯翻譯什么TMD叫TMD“野婦”。

我想起了兩年前看過的一部劇《人世間》，有個情節大致是這樣的：跟郝冬梅一起下鄉的女知青，因為擠牛奶的工作凍傷了手，然后她哭著抱怨道“我這手本來是應該彈鋼琴的，但是現在卻用來擠牛奶”。

我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就想掀桌子：可去他媽的吧，你喝的牛奶不是用人手寄出來的嗎？你的手就該彈鋼琴，農民就活該給你擠一輩子牛奶？

太多的所謂的“傷痕文學”作品都是這個調調：知識青年們說他們受到了迫害——因為他們被“發配”到了農村，跟農民一起勞動。憑什么啊？農民就活該干一輩子農活嗎？

在一系列“傷痕文學”中，總是強調去的地方多么艱苦、多么貧瘠、多么難以接受……但這些描述中有意無意忽略了一點——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有人住的，他們也都是新中國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

更進一步地思考，你城市來的知識青年，享受了城市優良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這就是贏得的嗎？

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有一種不嚴謹的概括，叫“農業支持工業”，其實這是刻意扭曲本質，本質應當是“農村輸血城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本不屬于工業部門的——官僚集團、舊文人、知識分子，享受了大量來自農村的轉移支付，讓他們過上了高于新中國平均水平的生活。

我在這篇文章中講解過，在毛澤東主席退居二線的時候，我們走過一段“精英路線”“士大夫路線”，當時給城市“士大夫”群體發福利都發到通貨膨脹了，有一個順口溜諷刺：“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茅房，手里拿著高級紙，拉了一泡高級屎。”——全是“高級”二字，就能體現出人民的不滿，明顯你們是“高級”我是“低級”唄。

毛主席回歸一線后，特別對于那幾年我國的醫療衛生工作不滿意，認為只滿足了15%城市人口的醫療需求，怒斥其為“城市老爺衛生部”。于是下達著名的最高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一指示也稱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腳醫生”的由來。這也是毛從退居二線到重回一線之后，對前幾年“重視城市、犧牲農村”“士大夫貴族主義”的路線方針的一次撥亂反正。

所以，城市青年也別嫌委屈，你們成長的年代享受了農村和農業的持續輸血，過上了“紅利加成”的生活，現在支援一下鄉村建設，至于受那么大委屈嗎？

當時偉大領袖設計的“城市回饋農村”戰略主要分為兩步走，第一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升農村建設的軟件實力；第二是“四三計劃”，大量建設如化肥工廠、拖拉機生產線等工業基礎，讓農業工業化、農村機械化。

事實上，“上山下鄉戰略”也確實實打實的提升了農村教育水平。新中國小學初中高中數量，均在1976/77年達到巔峰，隨后逐年下降；初中在1998年、高中在2003年才重新回到了1976年的水平，而小學至今都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數量。

教育建設是漸進的，先有中小學才有大學，這樣貧下中農跟干部子女才能公平競爭。對于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說，普世基礎教育是第一步，精英高等教育是第二步。毛主席著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區，清理學閥和整頓干部子女后門問題，再讓城市精英回饋農村，已經是生命中最后幾年了，可惜沒有給他再多的時間。

于是1978年一切回到了最初起點，恢復高考制度被賦予了超級特殊的意義，甚至印刷毛選5的紙張都被特批拿去印刷高考卷子，于是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高呼“守得云開見月明”。

但是在歌頌恢復高考的一篇歡呼雀躍的氛圍中，沒有人注意到小學、初中、高中數量正在以一個驚人的速度下滑，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越來越難以獲得教育資源。

這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出現父母識字孩子文盲的“倒春寒”現象；留守兒童難以接受基礎教育；比如少數民族成長的新一代不會漢語，在這一代成年之后成為了極端分裂勢力……

所以說，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打實地提升了農村教育水平，是“城市反哺農村”最好的體現，也有一代偉大的知青扎根農村，以提升農村教育水平為己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農村兒童。

然而這些千千萬萬平凡“知青”們的偉大，都被矯情且惡臭的“傷痕文學”所一筆掩蓋了，讓大家以為“傷痕文學”的無病呻吟代表了“上山下鄉”的全部。

就比如說“牛棚”這個東西，一系列“傷痕文學”中總是有意無意掩蓋“牛棚”的真相，暗示或直接誤導大家牛棚是農村養牛的地方，是讓下鄉的知識分子跟牲口一起住。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信息傳播的便利，當年很多著名人物居住的“牛棚”都成為了歷史文物甚至景點供游客參觀、瞻仰。結果大家一看，好家伙，一個個住的是兩層小洋樓、三層大別墅，你管這叫“牛棚”？

我當年就參觀過一個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個“牛棚”真是好家伙，三層半大別墅，樓頂還有半層雜物間，家具設施一應俱全——電燈電話冰箱沙發，我就不能理解這咋就叫“迫害”了呢？

而且這種紀念館做得很貼心，著名人物居住期間生活工作狀況非常還原，細心的游客仔細參觀紀念館的展品、仔細閱讀文字旁白，竟然會發現這些大人物們即便在“下鄉勞動”的過程中，生活與普通農民也是完全區別對待的：他們能吃到特供的酒和肉，而且人家喝的酒即便在21世紀的當今，也不是普通人家日常消費得起的。

當然，老干部們為革命奮斗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在晚年多吃一點肉、多喝一點酒、住的寬敞一些，我們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能理解為什么喝酒吃肉住別墅的生活一定要強調為“迫害”。

更為關鍵的是，老干部的兒子女兒們，他們沒有吃過那么多苦、受過那么多罪，反而享受了優越的生活，這在信仰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中，確實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歷史信息：當年上山下鄉的主力軍，一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女、大院子弟，讓這些“二代”們也去生活一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高高在上、不接地氣、何不食肉糜，認為自己從小到大的優越生活是“理所應當”。

大家看看現在的北極鯰魚、周公子、張康陽、曲婉婷、王思聰、張核子之流，是不是覺得“上山下鄉”運動非常之必要呢？別說去農村了，讓他們體驗一下普通打工人的996也好啊。

或者從這個角度思考：偉大領袖大手一揮，周公子鯰魚之流就去下鄉種地，切身體驗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生產，這是一個多么令人心馳神往的時代啊！

我反復強調過：不要對文學作品瞎雞兒帶入，你不是帝王將相、也不是才子佳人，穿越到民國你也不會生活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場；同理，也別看個傷痕文學就帶入到城市文青瞎雞兒感慨“迫害”了——看一看當時農村人口比例，再看一看你的家庭條件，同等對比到六十年代你肯定是在農村臉朝黃土背朝天干農活，還要天天提防城市來的“北極鯰魚”們偷你家下蛋的老母雞。

上山下鄉的第二大主力軍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這個問題我在中詳細探討過，涉及到很深層次的歷史慣性、文化慣性問題，我這里就說一個大家能夠感同身受的小點，就是諸多所謂的“專家學者”不接地氣的問題——

還有諸多文藝作品中，不能展示普通勞動人民真實生活的問題——拍市民生活就是涉黑街溜子和富二代，拍職場戲就是大公子和開金手指的小白談戀愛，拍北漂滬漂人均180平大house，拍革命歷史題材軍人衣服上一塵不染。

我們的影視工作者絕大部分毫無生活，也不想努力去感受生活、積累素材、開發故事。比如我們的國產職業劇，寫醫生的故事是戀愛，寫律師的故事是戀愛，寫外交官的故事是戀愛，寫警察的故事是戀愛，寫創業的故事是戀愛，爬個珠穆朗瑪峰還是談戀愛……

為啥？因為你讓他們實打實的寫這些職業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種種事情，他們寫不出來，只能用談戀愛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情”來湊劇情。

這些人如果與工人農民一起參加勞動生產，還會說出這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論，還會職場戲只會寫華而不實的戀愛情節嗎？

說到底，真正的先鋒隊不會介意在條件艱苦的地方發光發熱，真正的有理想的文藝創作者會非常樂于體驗生產生活實踐、為自己的創作增加素材。

文章的最后引用一段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汪老參加勞動的真實體驗，其實“上山下鄉”參與勞動，并沒有那些廢物文青矯情逼們說的那么“迫害”：

“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干什么的，只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并未受到歧視”。“初干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隨遇而安》）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里，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里爬到最西邊的被窩里）。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么回事。”（《自報家門》）

對啊，工人能干、農民能干，憑什么你小布爾喬亞矯情逼就不能干？你又“高貴”在哪里呢？

但是， 話雖如此，讓我捫心自問審視一下自己的內心，我愿意放棄現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遠鄉村支持當地建設嗎？愿意放棄坐辦公室的腦力勞動，去參與重體力農業生產嗎？

我很誠實地回答：就以現在的環境來說，如果時間要是一兩年，我會果斷同意，當成人生中一個重要成長經歷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糾結糾結，捋一捋我現在的生活和未來的規劃了，就有點不樂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話，我想到我要在貧困地區待到快四十歲，那我們定不愿意。

我很坦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我沒有那么高尚，在當前的環境下，我還沒有做好把一生奉獻給“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動態清零”期間，居家封控個幾天都心浮氣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認為我能高尚到為貧困地區建設奉獻個十年八年上。

當然，我有一點好，就是不“又當又立”，也不為自己的自私狡辯，我不會如那些“傷痕文學”哀嚎“我這手本來是應該彈鋼琴的，但是現在卻用來擠牛奶”，不會認為我在城市坐辦公室的生活是理所應當，不會去戳階級兄弟的脊梁骨認為“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圖的詭辯。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一點是：要考量我現在受得“苦”，究竟是為受苦而受苦，還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為了抹平三大差別而受苦。

“三大差別”是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是共產主義的重要理想之一。

假如真有偉大領袖指出了道路，并帶領我們去參與這個偉大進程，別說去貧困地區待個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岡山我也愿意。

簡而言之，要是“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時候當地有所改變，一旦你離開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愿意；如果有一個明晰道路的宏大歷史進程，那不會有一點猶豫的。

然而能帶領人民的偉大領袖可能幾百年才出一個，難道沒有偉大領袖的指引我們就“躺平”嗎？沒有明確的道路我們就放棄尋找了嗎？還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就要假裝無視問題嗎？當然不是，我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這個時代自洽。本文就想展開探討這個問題。

很多朋友被現實的物質生產異化勞動、消費主義生活摧殘太多，忽略了人性對于“意義”“價值”的永恒追求，如果真能去參與一個影響歷史的大進程中，其獲得的滿足感、自我認同感、價值歸屬感，是遠超于掙多少錢的。

比如我看過最多的一個可笑的說法：讓你當資本家，你不愿意嗎？你罵資本家還不是因為你眼紅，你掙不到那么多錢。

這話實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當資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資本家掛在路燈上同樣也很“爽”啊，為創造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資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簡直“爽”到極點了，用多少錢也買不來。

我用這個“爽”字有點俗了，是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實正確嚴謹一點的說法叫做“意義和價值的歸屬感”。

事實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數據所展示的真相，在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過程中有大量的知識青年留在了農村，為農村建設發光發熱，尤其是投身基層教育事業，改變了一代農村孩子的人生。這就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意義和價值的歸屬感”。隨便截兩條我上篇文章下的評論，大家可以從微觀視角更多了解：

但是，在“傷痕文學”的嚶嚶作態之下，這些真正偉大的知識青年們的聲音、事跡都被掩蓋了，仿佛“上山下鄉”就是為了跟生活條件好的年輕人過去不似的。讓這種小布爾喬亞的無病呻吟掩蓋了真正默默奉獻的千萬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雞摸狗騙老鄉家女兒感情似的，這是對好人最大的不公平。

這是那個時候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相關作品，可以看出來跟“傷痕文學”完全是兩種畫風，所以說話語權掌握在誰手里至關重要。

我相信，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年輕人，絕對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為誰吃苦”“為何受累”“吃的苦有沒有價值和意義”。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人民？還是為了老板明年再換輛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牘和官僚主義中無限內耗？

后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意義的缺失”，理性不能構筑起“意義”，所以現代性危機最根本的核心是“理性危機”。

人是需要“意義”的生物。從哲學上講——尤其是存在主義這些“入世”的哲學——是否有意義、意義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問題，問題在于人如何尋找自己相信的“意義”，或者說“意義”如何去規定人。

從哲學層面來講的“意義”過于抽象，我們現實社會還是被非常實體化的“意義”的所構建。符合人類約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義”比如：學習知識、鍛煉身體、職場發展；還有為他人、為集體的“意義”：家庭、社會、民族、國家等等。

意義缺失是一個宏大的話題，從后現代的維度來看：前現代人們靠神話、宗教來維系“意義”，現代靠理性主義去維系“意義”，而后現代則是意義缺失的時代，后現代社會的原子化趨勢打碎了這些“意義”，意義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卻意味著很難找到意義。

從資本主義的維度來看，人類最完美的意義、最佳的價值實踐——勞動，被異化了。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以剩余價值的形式被資本剝削，另一方面，勞動所產生的的成就感、滿足感、自我認同感，也被一起剝奪了。

前現代的宗教倒是可以構筑起意義，于是后現代中產生了很多“類宗教”的社會現象——比如瘋狂追星的粉圈，比如沉迷于消費主義無法自拔——即商品拜物教。

資本時代，萬事萬物皆被“異化”為了商品，我們每個人都是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種，再具體細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質假冒偽劣商品——他們沒有唱功、沒有演技、沒有藝德藝品，只能靠資本維系下的“邪教式洗腦”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業時代，消費是生產的實現部分，是依附于生產，生產賦予了商品怎樣的品質、功能、效果，那么消費就是這些的實現。但是，在后工業時代，消費不再是生產的依附、不再以生產實現為目的，而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意義——即消費本身的意義。這一種意義成為了消費的目的，用鮑德里亞的話講是：“消費主義時代的消費不再是針對實體的消費，而是針對于意義系統的消費”。

這個問題過于宏大，這是一個不一定有答案但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探索的問題。至少有一條道路是先輩們探索過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在實踐革命、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過程中，“意義”找到了最合適的歸屬——消滅“剝削”，打破“異化”，讓“人”真正稱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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