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后，我在高原修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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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后，我在高原修補時間

距離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已經快過去10年。故宮博物院鐘表修復師亓昊楠仍記得10年前文物修復領域的突然爆火，也難忘20年前與師父兩人在深宮高墻內默默堅守的歲月。

當關注的熱潮逐漸退去，修復師手中的齒輪仍要繼續轉動——2024年，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傳來，在西藏發現了古鐘表的蹤跡。

作為宮廷貢品的鐘表，為何會出現在幾千公里外的雪域之上？修復師們又將如何喚醒沉睡的時光記憶？

以下是亓昊楠的講述。

何為“古鐘表”？

古鐘表修復室位于故宮西三所，歷史上曾是“冷宮”所在。

《我在故宮修文物》出圈之前，古鐘表修復正是一門深藏“冷宮”的手藝，大眾對此認知幾乎沒有。某次老同學閑聊問起我的職業，一說修鐘表，他們最多只能聯想到超市門口換電池、表帶的鋪子。

而隨著紀錄片的熱播，一個鎏金溢彩的機械世界向觀眾展開——集藝術與科技于一身的古鐘表，憑借華麗的外表、精妙的構造與令人驚嘆的表演功能，成為備受帝王青睞的“西洋奇器”。

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古鐘表有1500余件，主要來自英國、法國、瑞士，以及清宮做鐘處、廣州和蘇州，其中多為清康熙至乾隆時期的藏品。這些珍貴的時計，承載著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輝煌印記。

明末清初，來自意大利的利瑪竇神父為獲準在華傳教，向萬歷皇帝進獻了兩件鐘表，由此開啟了中國宮廷收藏西方鐘表的傳統，同時也是“西學東漸”的重要見證。

“一座大鐵表，裝在一精工雕刻、飾有許多金龍的大盒內；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鍍金，是一件極美的精品。”——龐迪我神父

康熙時期，清宮正式設立做鐘處，專司鐘表的維護保養與設計制作。至乾隆朝，隨著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我國的鐘表制作業達到鼎盛，在吸收西方技術的基礎上，發展出融貫中西特色的廣州鐘表及蘇州鐘表，工藝水準一度達到世界頂尖水平。

遺憾的是，由于這些精品僅作為地方進獻給宮廷的貢品，而未能形成完整的傳承體系，諸多獨門技藝逐漸失傳，成為中國鐘表史上的一大憾事。

《萬國來朝圖》（局部），清乾隆 ，故宮博物院藏

我國現存的古鐘表主要集中于故宮博物院等館藏體系，市面上難得一見，為了讓這些時計能夠被更多人認識和欣賞，我們正在積極推動構建古鐘表修復與保護的全國性網絡。

歷史上，部分鐘表曾隨皇帝賞賜或調撥而散存各地，如避暑山莊博物院、沈陽故宮博物院、頤和園、廣東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機構均有收藏。近年來，我們與各博物館合作建立了“古鐘表聯合修復室”，希望古鐘表重新“轉起來”、“活起來”，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繼續向世人講述它們的傳奇故事。

在此過程中，一個意外的發現，為我們打開了新的視野。從西藏交流回來的副院長突然傳來消息：高原之上，隱藏著鮮為人知的鐘表寶庫。

我在高原修鐘表

我們從未料想過，西藏保存著如此龐大數量的古鐘表。

獲得“高原有鐘表”的情報后，2023年，故宮博物院鐘表修復團隊踏上了進藏調研之路。經統計，在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西藏博物館三處，共計收藏古鐘表200余件。其類型豐富，涵蓋了四明鐘、八音盒、動偶鐘、皮套鐘、木樓鐘、氣壓計、便攜日晷、陶瓷日歷等。

布達拉宮內部陳設，左為一件鐘表，右為蓮花生大師像，1936年，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攝

其中大多為實用型民用鐘表，不似宮廷鐘表那般注重表演功能，可能為當地的僧人們自行采購，曾在僧舍或經堂里日復一日地打點報時。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部分鐘表與故宮所藏類型如出一轍，正是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密切往來的歷史見證——

它們跨越上千公里落地雪域高原，每一枚齒輪轉動，每一記鐘聲鳴響，都譜寫下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永恒樂章。

延續這份綿延千年的深情厚誼，2024年故宮博物院與西藏文物局合作，在西藏博物館設立古鐘表聯合修復室，開啟了古鐘表修復的援藏任務。第一次坐飛機進藏，我和我的組員就因高反而不得不到醫院吸氧緩解，但比起身體的不適，修復任務更為緊迫。

我們計劃用10年時間，讓高原上的200余件古鐘表重煥新生；同步建立鐘表檔案，記錄每一件鐘表的現狀與修復過程，共享給未來的研究者——我們終有一天會離開這片土地，但鐘表會一直隨著時間走動下去。

故宮博物院鐘表援藏調研團隊在羅布林卡調研其館藏鐘表

今年4月以來，修復團隊已陸續進藏三次，出于經費考慮，每去一次，必須要保證最少一人一件鐘表的修復指標，至今我們已完成30余件古鐘表的修復工作。

比較有意思的機械門類如八音盒，一般可以演奏6首或8首曲目，但基本都是外國的音樂；在西藏，我們竟發現了一個可以演奏中國傳統音樂的八音盒，推測可能是當時的傳教士收集中國民間小調后，將曲譜帶到國外制作成機芯，還在盒身附上了完整的曲目清單。

西藏博物館所收藏的安索尼亞鐘表則可形成一部完整的品牌發展史。這個19世紀著名鐘表制造商生產的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產品，在西藏博物館都能找到，其系統性甚至超過了故宮的同類收藏，為研究該品牌的發展歷程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此外還有一批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改裝鐘表，雖然內里是英國或德國的機芯，但外殼裝飾卻帶有濃郁的西藏元素。比如布達拉宮所收藏的一座英國音樂鐘，其外殼上裝飾著藏族傳統的吉祥圖案，尚不清楚是進口后由當地工匠重新裝飾，還是在定制時便已融入，與典型的英式鐘表區別開來。這種中西合璧的特征，和廣鐘的琺瑯工藝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西方機芯搭配東方外殼，在齒輪轉動間實現文化交融。

已修復的羅布林卡所藏鐘表

目前，全國具備古鐘表修復能力的博物館僅故宮博物院一家，因而在此次援藏任務中，培養當地的鐘表修復人才也是重中之重。

我們采取“流動導師制”的培養模式，誰在場就誰帶教，西藏博物館的學員全程跟學，到現在已能夠獨立完成一些簡單鐘表的修復工作。

回想起來，把古鐘表聯合修復室從內地一路搬到高原、發展培養專業人才、甚至成為國家非遺項目，曾經都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與古鐘表的20年

今年正好是我入行的第20個年頭。

20年前，初入社會的我抱著找份穩定工作的樸素想法踏入了宮門，拜在王津老師門下學習。那會兒修復室里只有師父和他的師兄，師伯退休返聘待了一段時間后，還是離開了。于是在十幾年間里，就只有我和師父二人守著古老的鐘表。

我們還保持了那種傳統的師徒傳承制度，王津老師如師如父，從來沒有跟我紅過臉，只要有問題就幫助解答，毫無保留；所以雖然修復的道路上常年孤獨，但只要有師父在，心中就有了靠山。

亓昊楠（右）與師父王津

《我在故宮修文物》找來的時候，起初面對鏡頭的別扭讓大伙對于拍攝頗為抗拒。但隨著與導演團隊深入交流，彼此建立起信任與友誼，我們最終抱以平常心，只是按部就班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于結果如何，沒人想過，更沒想過這部紀錄片會引起如此廣泛的反響。

越來越多人才開始加入修復團隊，與我當年的“一張白紙”不同，現在的新人們大多各有所長，有的精通木器，有的擅長雕塑，有的專攻琺瑯……這些專業背景也為鐘表修復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技發展推動下，我們還逐步將現代化設備引入古鐘表修復領域。在師父那個年代，他們只能用膠卷相機記錄修復過程，一卷拍完了才能沖洗；若是照片拍虛了，相關的資料也就缺失了——而一座鐘表修復完成后，三五十年內都不會再進行拆解。

如今，3D掃描等新技術的應用，則能夠為每件鐘表建立完整的數據檔案，這種現代科技對傳統工藝的有益補充，為后續的修復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也有人說，AI將取代人類，我認為對于我們這個行當來說尚可安心，關鍵就在于古鐘表的獨特性。當一件鐘表被拆解，修復師將面對兩類問題：一是“硬傷”，即肉眼可見的零件損壞；二是“軟毛病”，即組裝好后仍會出現走時不準、走走停停等運行問題。后者尤其考驗修復師的技術，往往需要多年實踐積累，才能判斷問題所在。

鐘表修復完成后，檢驗工作是最簡單的，能否準確走時、表演功能是否完整，這是任何一個沒有職業經驗的人都可以辨別的；但它又是最困難的，出于保護需要，修復好的古鐘表大多只能靜態陳列，唯有運轉起來，人們才能真正領略它們的精妙之處——

這些鐘表堪稱半手工半機械時代的科技奇跡，僅憑齒輪連桿運動，就能實現各種復雜的表演功能，如飛鳥振翅、人偶眨眼，甚至魔術變幻，其機械復雜程度之高，即便以現代技術可能都難以復刻。

為了讓沉睡的機械瑰寶向世人展露它們最精妙的靈魂，我們正在探索古鐘表數字化呈現的可能；每當完成一件鐘表修復，我都會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分享運轉影像——讓靜止的歷史重新轉動，正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終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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