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許倬云遠去，他研究歷史的落腳點總是普通老百姓

許倬云（1930.9.3~2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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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多方核實，知名學者許倬云先生于2025年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許倬云，1930年生于中國福建廈門，祖籍江蘇無錫，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云學貫中西，先后執教于臺灣、美國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等。

許倬云是生活在中西兩個文明系統之間的人物，他既沐浴著中國舊文化的夕陽，同時又接受了西方現代知識系統的訓練，這種中西之間的學習與生活經驗，賦予了他治學的最大特色。許倬云雖以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史為研究重心，但他的目光從未局限于中國古老的過去，他從這個國家的過去看向它的未來，又從這個國家出發，觀察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發展。

一、旁觀者

1930年9月3日，許倬云出生于江南世族大家。不幸的是，他生來身體便有殘疾，四肢先天畸形，手腳內翻，需要借助雙拐才能走路。而與他同時出生的孿生弟弟許翼云卻身體健全，這種現象在醫學上也非常罕見。 這樣的身體狀況，讓許倬云沒法像其他孩子那樣接受正常教育。幸運的是，許倬云出生在一個大家族中。他的兄弟姐妹有八個，哥哥姐姐們對他非常照顧，時常回答他看書時的疑問，父親的書架上也有許多史地方面的圖書可供他隨時取閱。

抗戰時期的許氏四兄弟

許家的幾個孩子幾乎都卓有成就。許倬云的孿生弟弟許翼云學習化工專業，后來成為臺北大學化工系教授；他的長姐許留芬學經濟，是臺北商專的會統科主任，也是著名華人歌手王力宏的奶奶。作為王力宏的舅公，許倬云也曾在講座上調侃道：“王力宏你們知道吧，他是我外孫，唱的歌挺膚淺的。”

王力宏與舅公許倬云先生

許倬云的父親許鳳藻是清末海軍軍官，后是國民政府的海軍將領，曾參加過辛亥革命。許鳳藻一方面受家中的傳統教育，一方面受英國海軍紳士風度的熏陶，雖為武將，卻很有人文學術素養。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許倬云家人住在相當靠近前線的湖北，年年不斷避難。他的兄弟姐妹跟著難民學校步行幾千里遷移， 兩三個月換一個地方。許倬云則隨父母搬來搬去。父親每天讀報以后，會在地圖上插上大頭釘，思考戰局的情況會如何， 他不僅關心中國戰場的戰況，也注意歐洲戰場的情況。年幼的許倬云經常待在父親旁邊，父親會不時將他的意見簡要地告訴兒子；這一每天發生的父子談話，對許倬云一生的學習興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總結言之，我雖然在抗戰期間失學甚久，其實因禍得福，獲得一些一般少年無法得到的機會” 。

“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么叫饑餓，什么叫恐懼，這是無法代替的經驗。”

清末海軍軍官留影，后排左二為許父鳳藻公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童年時期的抗戰經歷讓許倬云終身難忘。

由于身體的傷殘，他無法像別的小孩子那樣奔跑玩耍，年幼的他，總是被安放在石墩或小板凳上，旁觀生活：

“八年抗戰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慶安頓以外，都是跑來跑去，因此，我幸運地看到了中國最深入內地的農村，看見最沒有被外面觸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勝景，還有人民的生活。作為旁觀者，我常常被擺在一個土墩上、石磨上，搬個小板凳，看著人家工作，所以我對農作的每個細節都可以細細地看。”

后來在完成關于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重要著作《漢代農業》時，童年在中國內地各處逃難的經歷，給了許倬云別人無法擁有的優勢，因為他曾徹底地觀察、了解過農民的生活，了解農村的社會組織，他知道真正的農作是什么樣的。

“我們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這里的幾個年輕海軍軍官帶著炸藥，準備劃條小漁船半夜出發，連人帶船去炸日本的軍艦……我們為軍官送行，半夜三更起來，說是廖隊長要走了，母親來送他，父親以將軍的身份向他行軍禮，壯士一去不復返！這種經驗，安然逃到重慶的人沒有，余英時在安徽山里也沒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對戰爭。”

少時經逢喪亂，許倬云目睹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殘暴行徑，這讓青少年時期的他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民族情感。但隨著年齡及閱歷、知識的增加——尤其是他所從事的正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化研究，他逐漸認識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局限，他意識到必須將這種強烈的感情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否則便可能造成盲目和短視：

“我到五十歲才拿自己的愛國思想擺在一邊，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發愿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只有人類社會全體和個別的個人，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國和族，及各種共同體，都是經常變動的，不是真實的存在。到五十歲我才理解，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打出來的愛國思想，固然是不容懷疑的情緒，但是到五十歲以后，我理解到人間多少罪惡是以國家之名在進行。”

二、書齋內外

1946年許倬云隨家人遷往無錫，在時任輔仁中學校務主任李康復的幫助下，他得到進入學校學習的機會。1948年，局勢日趨緊張，許家決定遷往臺灣。1949年，許倬云考取臺灣大學外文系，但他入校的國文、歷史成績引起閱卷老師的注意，答卷被拿給校長傅斯年，傅斯年看了后說，應該去讀歷史系。一年后，在傅斯年親自勸說下，許倬云轉入歷史系，從此一生以歷史為志業。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許倬云在臺灣大學讀書期間，傅斯年對他多所關注與勉勵，讓這位優等生在大學期間“得到一些頗為不同的待遇”，在許倬云的記憶里，這位校長非常“親民”：

“他經常巡視學校各處，有時候在校園碰見，他到我們宿舍看我們吃什么飯，嘆口氣。他和司機在門口下棋，我們圍著看。今天沒有這種校長了。”

在臺灣大學求學期間，傅斯年的一系列考古文章對許倬云影響甚大，臺大其他老師，如勞貞一的秦漢史，李宗侗的先秦史，李濟和凌純聲的考古人類學都給了他很大啟發。

1953年許倬云從臺灣大學畢業，進入臺灣大學研究所讀書。第二年，許倬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當時專為資助青年學子赴美留學而設立的李國欽獎學金，但出資人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獲得獎金，臺大校長錢思亮為許倬云感到不平，便請胡適出面募集獎金。1957年夏天，胡適四次去紐約郊區拜訪了華僑徐銘信先生，最終勸他在捐給華美協進社的留美獎學金中撥一個人文獎學金名額給了許倬云。 胡適雖沒有直接給許倬云上過課，但他一直將胡適視為恩師。

在芝加哥大學，許倬云師從顧立雅（Herrlee G. Creel）攻讀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學風開放，強調對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和訓練。許倬云的課程完全由他按照興趣安排，顧立雅和東方系并不對他做任何限制。于是，在專業以外，他選習埃及古代史、兩河考古學、古代宗教學等課程。當時，韋伯理論正被芝加哥大學引入美國學術界，許倬云也選了Peter Blau 的“官僚制度”課程。這時，許倬云的學術經驗已經相當龐雜，韋伯理論幫助他將許多雜亂的學科知識組合為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以此為方法，他的研究工作，大致都是以不同學科的方法和角度，集中討論一串專題。

在芝加哥大學留影

1960年代，世界各地思潮與運動風起云涌。此時的美國，深陷越戰的熱帶叢林之中，國內的民權運動此起彼伏。許倬云并不是書齋內的學者，在研究功課以外，他也對校園之外的社會投去關切的目光。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行動不便的許倬云常開一個小電車，與神學院的學生一起去火車站接南方黑人，告訴黑人他們的權利在哪里，選舉的時候他也跟當地學生一起去監督投票的情況。1962年畢業后回到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他仍舊帶著在芝加哥大學習來的自由主義風氣，在國民黨的專制之下勉力維護學術的自由與獨立。1963年2月，在《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因“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被判刑十年后，臺灣學術界籠罩在一片沉悶的氣氛之中，許倬云與一群關心時勢、熱愛學術的年輕朋友共同創辦了《思與言》雜志，堅持民間立場，表達獨立自主的精神。

1960年代，在臺大任教期間

這一時段，李敖正在臺灣大學讀書，許倬云與李敖之間多所齟齬。在臺灣，李敖是常人不敢輕易招惹的人物。2010年許倬云在大陸地區出版的談話錄中，提及“李敖聰明有余，沒有章法，說謊、偷書，等到李敖要畢業時我不蓋圖章，所以他沒畢業……”，以致后來引起李敖狀告他誹謗的官司；而相應的，李敖在自己的書中對許倬云也頗多微詞。

許倬云似乎并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僅僅守住自己的書桌。在他后來的治學與研究中，他也寫作了大量普及性的通史著作，向社會大眾宣傳學術成果，并參與設立各種獎學金，培養與提攜后輩。他也用著作等身的學術成就證明，參與社會活動，似乎并不會對一個學者的學術生命產生損害。

許倬云曾在評價美國知識界時說道：

“現在美國沒有知識分子，只有專家。本來享受了比別人更多的優待，就有責任付出更多，可是這批人沒有自覺的責任感，也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批判，批判與創造是兩條腿，有一批人創造，有一批人批判。沒有批判，這個社會就靜止了。所以，知識分子要有自覺。不自覺，他就以專門的學問去換功名利祿。”

而這樣的問題，似乎并不僅是美國學界才有。

上圖：1969年，許倬云家庭合影；下圖：許倬云與妻子結婚及婚后合影

在史語所任職期間，許倬云遇到了一生的重要伴侶：剛剛從臺大歷史系畢業兩年的孫曼麗。兩人從師生變成情侶，最后在1969年步上紅毯。提到太太，許倬云對她在生活、學術上對自己的幫助充滿感激，“我這輩子有三個最重要的‘守衛天使’，就是母親、弟弟、太太。母親生我養我，弟弟扮演了我的手腳，太太更是全心全意為我付出、跟我合在一起”，“所以我說自己是一輩子幸運：老天起初對我不好，不過后來對我真是非常好。”

三、中西之間

1970年，許倬云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他的研究方向逐漸聚焦于中國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和漢代史。在日常任教外，他也參加了不同文明的聯合研究活動，這對他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均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為讀者所熟悉的王小波，在1984年到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研究生時的導師正是許倬云，王小波在《生命科學與騙術》一文中說：

“身為一個中國人，由于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很難理解科學是什么。我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許倬云教授曾說，中國人先把科學當作洪水猛獸，后把它當作呼風喚雨的巫術，直到現在，多數學習科學的人還把它看成宗教來頂禮膜拜，而他自己終于體會到，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在中西文化之中成長起來的許倬云，他的學習和研究，始終是在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結合、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比較，中西結合是他治學的最大特點。許倬云的歷史研究基本可劃為三大類別：社會史、文化史和“中-外”關系。在社會史研究方面，許倬云關注社會的流動現象，不僅在橫向上表現一個時期的社會狀態，并將這些畫面疊架起來，從縱向上比較前后的變化，借以認知社會的發展過程。

文化史研究方面，許倬云認為文化的特色既是選擇的結果，也是延續的過程，由延續性所形成的一個文化特征，是區別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因素。每個文化在形成自己的特色之后，不斷延續，也不斷進行修正，這種改變是緩慢而微小的，以致在短時期內，更容易展現的是其延續性，而非因長期修改得到的斷裂性。他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概括為“三原色”：以親緣為主的團體結合方式，以精耕細作為特色的農業經濟，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文官體制。這“三原色”是許倬云上溯中國文化，通過比較得出的中國古代文化的顯著特質，同時也是中國維系自身團結統一的保障。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文化需要揚長避短，既要立足本民族，尋找中國文化立足點，另一方面也當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三聯書店，2010）一書是許倬云關于“中-外”關系最系統、全面的概括之作。許倬云認為，“中國”既是一個政治、文化綜合體的代表，同時又是一個長時期變化改造過程的呈現，它占有空間和時間的雙重坐標。許倬云從時間的縱軸上橫切出不同的“中國”剖面，由不同的“中國”形象出發，分析出歷史時期不同“中-外”關系，界定出多樣的“我者”和“他者”，疊加出整個“中國”豐滿的“中-外”關系內涵。而梳理中國歷史上“我者”與“他者”、“中-外”關系的內涵，借以認識中國這一復雜共同體的轉合、流變過程，實際是為認識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服務的。

“我們人類曾經同源，經過擴散于各處后，又正在聚合為一個共同的社會體。各處人類曾走過不同的途徑，又終于走向共同的方向。我們曾有過自己的歷史；這些獨特的歷史，又終究只是人類共同歷史中的不同章節。”

許倬云的關注點雖然始終在中國古代社會，但他的眼光從未局限在一個時期、一個國家，“要拿全世界人類走過的路，都算作我走過的路之一”，這也是他認為中國歷史在向前發展時應該有的胸襟。

許倬云在南京中研院史語所舊址

四、歷史與當下

談中國學界：

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

（許倬云、李懷宇：《許倬云談話錄》）

談知識分子：

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里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許倬云2006年在臺灣大學的演講《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

談西方文明：

到了今日，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難以修補的地步：人有充分的自由，但人對別人幾乎可以沒有責任。這一情況，造成了最近幾次大的經濟危機，因為人與人彼此不再信任。社會將近解體，甚至家庭可以不存在，夫婦、親子之間缺少親密的相許。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將只有滿足欲望的掠奪，而沒有彼此扶持的互助，這是西方文明正在面臨的重大缺失。

（陳心想：《倚杖聽江聲——許倬云教授訪談錄》）

談今天的中國文化：

中國世界以人為頭，沒有上帝，天心是人心。盤古就是人，左眼太陽，右眼月亮，頭頂是青天，腳底是大地，身上的血脈是河流，骨骼是森林，這個盤古就是象征，是天地人三才，人為貴。沒有人的眼光，沒有人的知識，沒有人的情感，沒有人的智慧，就沒有天地。

這個是中國的好處也是中國的缺陷。最大發生的副作用，中國人講倫理，講人跟人的關系，社會關系，各種親疏關系，各種尊卑關系，上下關系，這個就構成了一個優勢跟弱勢之間的差別。

就舉一個例子，我們始終沒有脫開帝權，有了皇帝就有內廷，有了內廷，政府就不存在，就永遠內廷跟真實執政政府之間的這個對抗，于是國家一定分裂，然后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做太祖，人人都想做幫會的頭頭，還不夠，還有二代、三代，還不夠，表弟，舅爺都得上。這種就深入人心，使得我們沒有辦法解放自己，也綁住了我們自動自發的精神。

（許倬云2020年3月《十三邀》訪談）

談今天“人”的境況：

現在全球性的問題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于是無所適從。而世界上誘惑太多，今天我們的生活起居里，有多少科技產品，這些東西都不是家里自己做出來的，都是買的。今天你沒有金錢，你不能過日子。必須要過這種生活，就不能獨立，既然不能獨立，你就隨著大家跑，大家用什么，你跟著用什么。

尤其今天的網絡空間里，每個人彼此影響，但是難得有人自己想。聽到的信息很多，但不一定知道怎么揀選，也不知道人生往哪個方向走，人生活著干什么。只有失望的人，只有無可奈何之人，才會想想我過日子為什么過，順境里面的人不會想。而今天日子過得太舒服，沒有人想這個問題。

（許倬云2020年3月《十三邀》訪談）

以下附兩個視頻供讀者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