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朝伊“抗美同盟”背后：為何中國成為與西方對峙的中堅力量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坐標：世界秩序與中外關系
當今國際關系的一大基本格局，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長期對立。這場對峙不僅是外交層面的分歧，更是文明體系、價值基礎與意識形態的沖突——它既是冷戰遺產的延續，更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產物。

這種對立和矛盾具有結構性、全局性與長期性，理解其內涵幾乎是理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鑰匙，既是把握中外互動邏輯的關鍵，也是洞察全球秩序演變的重要視角。

從佩斯科夫的話談起：俄中朝伊，一個“反西方軸心”的事實確認

近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近期公開將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定義為“盟友”，并強調四國對世界秩序的共識。佩斯科夫在采訪中表示：“俄羅斯將中國、朝鮮、伊朗視為我們的盟友與伙伴，在世界秩序的問題上，我們看法一致。”

這番話并不新鮮。事實上，自冷戰結束以來，俄中朝伊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地緣戰略、外交表態上的相互支援，早已成為國際舞臺上的反西方的力量。而在這一陣營中，中國的角色越發突出——不僅因其體量、經濟實力，更因其對西方價值體系的系統性拒絕。

一、世界對立格局下的東方與西方

正如世界存在陰與陽、奇與偶、黑與白、是與非的對立，在人類社會的秩序與格局中，也存在一種對立，即就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確切地說，是中國與西方的對立。

冷戰后的世界并未迎來真正的和平，蘇聯雖然不在了，但社會主義還在，一場新的價值之爭全面展開。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矛盾，不限于制度層面的差異。它們表現為：

• 西方多黨制民主 vs. 中國“人民民主”、“全過程民主”；
• 普世價值 vs. 反普世價值；
• 自由主義個體觀 vs. 集體主義國家觀；
• 市場驅動發展 vs. 國家干預主導。

這種深層對立在意識形態層面根深蒂固，體現在一系列官方言論與政策導向中。比如，中國官方媒體曾持續批判“普世價值”，2024年光明網刊發《“普世價值”的歷史蛻變及其現實危害》，2020年2月人民論壇網刊發《“普世價值論”批判之十年流變》，2017年人民網刊發《決不允許用西方“普世價值”消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章指出，普世價值是西方意識形態入侵工具，意在對中國制度進行顛覆，并提出“核心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的替代體系。

二、東方世界的“孤獨強者”：中國何以成為東方世界的扛旗者？

從歷史與現實維度看，中國作為東方文明的重要傳承者和典型代表，源于對自身發展道路的堅持與文明基因的延續。盡管“東方國家”數量眾多，但當前真正能承載對西方抗衡使命的，幾乎只剩中國。

• 印度：雖地處東方，但為英聯邦成員，體制、外交均已融入西方體系，對英美沒有敵意，甚至與美日結盟，從這些因素上看，印度的“東方性”已經弱化。
• 伊朗：雖反西方，但其經濟實力與軍事能力弱，影響力更多局限于區域層面；而且其政權穩定性未來存變數，很可能人亡政息。
• 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近現代以來已經沒落，存在感很低，對世界沒什么影響。
• 朝鮮：是依賴中國生存的“戰略緩沖帶”，其存在意義更多體現在戰略博弈層面。其本身能量有限，主要通過周期性挑釁維系國際注意力，謀取生存和地緣利益。
• 日本：曾是忝列世界列強中的唯一亞洲國家，但因明治維新后的全面西化，其本質早已脫離東方傳統，是“脫亞入歐”的“西方榮譽成員”。
• 東南亞各國：沒有強國影響力有限，而且新加坡、菲律賓基本上奉行親西方路線；印尼、馬來西亞乃至越南、泰國，基本也沒有反西西方的意志。
• 俄羅斯：雖在當前因烏克蘭戰爭而向東方靠攏，但其文明底色為東正教與斯拉夫文化，在深層自我認同上仍是歐洲國家。其“親中”更多是權宜之計，一旦戰爭結束，其外交必將回擺。

在這一系列對比之下，中國成為了唯一在地理、文化、制度與實力層面都能維系“東方性”的國家，并自然地承擔起與西方對峙的主軸地位。

三、中國為何是反西方體系的中堅力量？

一是制度角色的延續：冷戰后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歐洲成為一場“歷史的誤會”，社會主義陣營只有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五個國家，在朝越老古四國微小的背景下，中國獨占“社會主義旗手”的舞臺。

二是實力的崛起：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全球第二。體量、人口、市場規模使中國成為世界無法回避的力量。以市場為武器、以供應鏈為杠桿，中國具備與西方分庭抗禮的“體系自足性”。

三是他者的衰落：俄烏戰爭削弱了俄羅斯的軍事形象與國際威信；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暴露出后者的戰略虛弱。這讓原本“反西方陣營”中的其他國家逐一失色，反襯出中國的“唯一性”。

中國成為全球“反西方結構”的支柱性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實力與對手衰退三者疊加的結果。

四、從“韜光養晦”到“平視世界”，民族自信的升騰：中國為何越來越“敢說敢做”？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與綜合國力的躍升，國家與人民的自信心如江河奔涌，在時代浪潮中不斷積淀升華。

從《中國可以說不》中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毅然反擊，到《厲害了，我的國》里對大國成就的全景展現；從 “亮劍精神” 中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血性擔當，到 “戰狼精神” 里護佑同胞的硬核底氣；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放胸懷，到 “東升西降” 的時代判斷 —— 這些跨越三十年的精神坐標與印記，勾勒出中國自信從萌發到成熟的清晰軌跡。

在這當中，胡錫進先生是一個積極發言者，他的言論也為我們觀察時局提供了一個視角。老胡的一系列主張——比如落佩洛西專機、擴充核武庫、戰略強硬——雖然多有爭議，但代表了一種“自我確證”式的政治氣場：我們不再回避對抗，而是主動制造張力。

從韜光養晦到主動出擊，折射出國家實力的歷史性跨越，展現的是中國從融入世界到影響世界的角色轉變。轉向的背后，是制度安全感、國際地位上升與社會控制力增強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或許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暫且結束：中國重要的不是試圖融入世界，而是試圖重塑世界。

在這個世界格局中，真正站在‘西方’對面而非其邊緣的，不是伊斯蘭、不是非洲、不是拉美，而是一個文明上足夠古老、制度上足夠獨立、經濟上足夠強大、文化上足夠自洽的中國。這主要不是因為它選擇對抗，而是因為它無法被同化，也不愿意去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