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倫敦

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整個英格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塊地方支持留在歐盟，諸如牛津、劍橋和倫敦。對此，一個簡單的解釋是：那是因為當地人大多本能地意識到自己并不僅僅屬于英國，而是更廣闊世界的一部分。

就像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談及早期現代的情形時所感慨的：“安特衛普或者漢堡、威尼斯或者里昂的貿易，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屬于荷蘭或者德國、意大利或者法國。倫敦也不例外。”

的確，倫敦著眼于世界，它只是碰巧坐落在英國的土地上，但倫敦向來自成一體，正如當年曾有一位瑞士來客說的，不是“倫敦在英國”，相反，倒是“英國在倫敦”。

毫無疑問，英國之所以能在各大國中率先實現現代化，與倫敦有著莫大的關聯。

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秘訣之一，就是像運營一家公司一樣管理一個城邦乃至一個國家。在威尼斯、荷蘭之后，英國能接過近代世界經濟的霸權，除了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之外，很大程度上恐怕也要歸因于它有一個大得不成比例的首都，可以在幾乎沒有內部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匯聚并優化配置所有資源，而這一整合又是通過倫敦與生俱來的市場機制達成的，不像巴黎、莫斯科或馬德里那樣依賴于低效的行政手段。在這一點上，這個“新羅馬”甚至比永恒之城羅馬更為成功。

倫敦，公元120年與2023年對比

自羅馬帝國以來，再沒有任何西方城市像倫敦這樣能夠如此長久地主宰一個大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巴黎興起得略遲，而君士坦丁堡則衰落得太早。

1600年倫敦已成為歐洲第一大城市（雖然僅有20萬人），占全國的1/30，但一百年后就增至近1/10，比任何一個外省城市都要大十倍以上——可以想見，和它一比，英國的其它任何地方都像是鄉下。按笛福的話說，“整個王國的每一個部分，百姓、土地，以及海洋，都忙于為倫敦城供應必需品，或許我該添一句，都是最上乘的東西。”

在它全盛期的18世紀，英國的貿易量和商船隊噸位高于英國其它所有港口的總和，控制著英格蘭3/4的進口和60%的出口（見《大西洋史》）；在1879-1980年間，倫敦的稅收占英國全部稅額的35.1%。

也無怪當時的倫敦商人和銀行家們普遍持有一種特殊的信念：有利于倫敦的就有利于英國，甚至有利于世界；那起先是一種世界觀，繼而成為一項政策，最后變成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如果刨除倫敦，英國其它地方會比美國最不發達的密西西比州更窮

能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里穩定地保持優勢，這不僅得抵抗住戰爭、叛亂、火災、疾病等不同天災人禍的反復進攻，有頑強的復原和重生能力（“自古以來，倫敦城的特色便是重生”），還得不斷地自我更新。

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得歸功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所奠定的城市特性：坐落在河海匯流之處的倫敦自古以來就是最適宜貿易的商業中心，因而它不可取代，也必須以此確立自身。

可以說，它自誕生之初便已明確了自身的命運：作為一個獨立、自治的城邦，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貿易網絡中尋求自己的位置；而商業的繁盛又帶動它成為金融借貸中心。

就此而言，倫敦是不死的，因為這種需求是不竭的，而只要這種需求存在，就一定會有人涌入到這里。只有一種情況會置它于死地，那就是它主動選擇筑起高墻，但那卻是它永遠也不會去干的事。

這樣說來，倫敦與其說是一座城市，不如說是一個平臺，乃至它自身就是“市場”的縮影：這里人來人往，喧鬧嘈雜、嬉耍好斗、全無優雅，有時物欲橫流、黑暗墮落、唯利是圖，但也公平交易。

倫敦城的許多形象，其實說到底都是市場的特征，“本地的主神一向是金錢。”連一貫親英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也不無嘲諷地說過，倫敦皇家交易所內“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坐在一起談判交易，就好像他們信奉的是同一種宗教，沒有任何人是異教徒，除了破產者。”18世紀英國詩人蒲柏有言：“看啊，那是倫敦的聲音：‘掙錢，再掙錢！’”

和很多城市一樣，倫敦也會征服大多數進城的人，按一種夸張的說法，“倫敦吞噬其兒女”。但那并非“革命吞噬它的兒女”那樣的進程，而是一種無情的市場邏輯。它是一座極其易變的城市，隨著經濟形勢起伏不定，以至于曾有一任美國大使診斷它患有躁狂抑郁癥。

在那些具有貴族傾向的人眼里，這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污水坑，達爾文就曾在私人書信中屢次描繪倫敦是“丑陋的”、“討厭的”、“令人憎惡的”和“骯臟的”，他厭惡的并不僅是環境和氣氛，還有它那種不斷侵擾人生活的現代競爭，使得個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環境——不幸，這種倫敦式的體驗正是現代都市最根本的特征。

[英]彼得·阿克羅伊德 著

翁海貞 譯

譯林出版社 / 2016-5

在這部長達600多頁的《倫敦傳》中，那個鮮活的倫敦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這座城市仿佛是“自然生長”出來的。雖然任何城市都是人建造起來的，但這里卻較少人為的干預，仿佛在神秘的“第一推動力”給了它起始的力量之后，它就開始自行轉動起來。

這與英國意識形態中那種對“自由放任”政策的偏好大概不無關聯：即便街道迂曲難行、習慣法條款復雜矛盾、社會秩序混亂喧囂，但英國人寧可讓它們自然演化、自由競爭，而不是自信地憑借理性去重新規劃、強力干預或改弦更張。

大概也因此，斯蒂芬·尹伍德才在他的《倫敦史》中評論說：“對于一個擔任首都的城市來說，倫敦政府的運營不善，令人驚奇。”然而看似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容納了種種橫沖直撞的矛盾力量的倫敦，其“法律和秩序”卻從未崩潰，這大概正是由于順其自然的運作反而本身帶有自我修復和維持的能力。

倫敦 特拉法加爾廣場附近

也正因此，倫敦保留了從復雜的地產所有權到建筑風貌的大量舊事物，因而令人費解的是：這個最早現代化的都市，長久以來卻很少現代建筑。

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英國人那種“寧可過時，不要時髦”的頑固信條，另一面，也正如普利切特在1960年代末曾說的那樣，“怪的是，倫敦雖抹除過去，卻不太遺忘。”于是，雖然倫敦不斷摧毀和重生，但仍有多到超出必要的歷史遺產堆疊下來，加上不斷匯聚而來的商品與人潮，形成一個極其豐富的空間。

《霍華德莊園》中說：“倫敦人并不了解倫敦，直到有一天被掃出倫敦的住所時，才有所體認。”言下之意，在這個分層復雜的結構中，其實許多人直到身處窘境，才知道近在咫尺的底層生活（那被視為“真實的倫敦”）是什么樣。英國社會最好與最壞的，在倫敦應有盡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倫敦就是世界。

平心而論，這里所說的倫敦具備的某些特性，也并非倫敦所獨有：大都市無不復雜矛盾，中世紀式的骯臟、喧囂與暴力則是城市史上的常見景象，而那種“通過自我摧毀來獲得成長”的沖動則普遍見于任何一座現代城市。

不過，倫敦的確有其特殊的個性，那種基于自信和自治權的不加干預、以及歷練世事而來的世故，一如本身也是英國人的旅行文學作家簡·莫里斯在寫到倫敦時曾說的，不論世事如何起落沉浮，“我一定要告訴你：地球上沒有任何別的地方，比這個無可救藥的老騙子更有能力照顧自己！”

要為這樣一個“老騙子”寫一本栩栩如生的傳記，大概也只有英國人才能勝任。彼得·阿克羅伊德確實深知其三昧，連文風讀來也那么英國：文辭典雅、保守克制而又靈活自如，行文則尖酸刻薄，既內心自傲，又恥于自夸，倒是勇于自嘲。

這原本就不是一本教科書式按部就班的城市史（全書79章，按主題或長或短，最短的一章只有1頁），也未必人人都能習慣這樣博雅的寫作風格，不過我猜想，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路數，那你大概也不會喜歡英國以及倫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