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褐色鳥群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無論是戰爭也好,人民革命也罷,還是旨在反映這兩者的文藝作品,若分不清敵我,乃至陷入妖魔化自身、美化敵人的誤區,那么無論什么作品,都難免墮入常見的創作陷阱。熱愛人民卻熱愛不起來,渲染悲情,卻只讓人腳趾摳地,這確實是某些老一輩導演揮之不去的通病。
所幸,近年來社會輿論與文藝評論風向已有所好轉,群眾也早已厭倦了這類文過飾非的戲碼,本以為這類陳腐的敘事模式已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然而在這個暑期檔中,我們的一位老朋友,卻帶著他的《東極島》再次登場,來了一場滿是陳腐氣的表演。老毛病不僅未改,反而故態復萌,愈有死鴨子嘴硬之態。
盡管有《南京照相館》的珠玉在前,有難得稍有起色的電影市場托底,更占據了抗戰勝利80周年,這一難遇的窗口期,在鋪天蓋地的宣發攻勢下,《東極島》卻依然重蹈覆轍。其結果便是票房高開低走,口碑毫無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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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期待的熱血抗爭,更像是一出鬧劇,宣發時標榜的“重工業”大場面寥寥無幾。情節荒誕不經,人物如同滑稽的木偶。但凡看過此片的觀眾,想必都不會認為這是一部好電影。票房遇冷,豆瓣評分難產,有評論稱之為“歷史虛無主義”,筆者認為這并不過分。
這部影片從根本上,未能理解革命,也理解不了人民,其思想內核的混亂與偏差,注定了它根本不是一部合格的抗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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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今年的《南京照相館》是一部相當優秀的作品。與《南京照相館》的內核與表現手法相比,管大導演的《東極島》可謂是與之背道而馳。既顛倒了人民與革命、人民與英雄的關系,也模糊了革命中的敵我之分。
在革命的重大問題上,該片一處都沒拍對。民眾是革命的主題,如果不能正確反映民眾的精神及軀體面貌,那么再宏大的視野、再感人的主題,也就成了過家家的兒戲。這與是不是紀錄片、劇情片毫無關系,當宣發和故事都在以“根據真實歷史改編”、“讓全世界都看見”為噱頭時,任何一舉一動,自然都關乎一個群體、一個民族的形象和尊嚴。
很不幸,《東極島》做錯了。在故事中,民眾無疑是野蠻的,未開化的。雖然影片宣傳海報上,堂而皇之的寫著“燃麻了”、“致敬每一位血性的中國人”,但筆者從頭到尾,根本無從感知此種“血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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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野蠻而鄙陋,窮兇極惡且大字不識。畏手畏腳瞻前顧后,明爭暗斗嗜煙酗酒。雖有歷史背景在此,這種對抗戰時淪陷區民眾的生存圖景的描繪,固然極端,但有一定的文獻及歷史基礎,然而一和主角進行對比,導演和編劇們,對民眾的鄙夷和厭惡,不免就冒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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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參與救援里斯本丸號的漁民林阿根
我們的主角,卻是頗有神性。兩位近年來鮮有佳作問世的明星朱一龍和吳磊,有著語焉不詳且頗為神秘的身份。兩者從天而降,被族長在海上營救,被誤認為海盜后裔,受愚昧的民眾排擠,卻天生神力,浪漫、自由且灑脫。我們先不管歷史上東南沿海的海盜到底是哪個國家的。這一套人物設定,恐怕并非中國傳統的英雄敘事,明顯夾帶著導演私貨,有經驗的觀眾不難發現這明顯是基督教文明及影視作品中的“天選之子”的故事模板。
他們身上所謂的力量,并非源于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時,受到感召而迸發出的勇氣和膽魄。脫離了宗教語境,這種“超人”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兩位“下海”的小桿子男明星,被導演極為粗暴地賦予了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超能力。角色設定中,唯一能與其掛上鉤的,便是那個搞切捏三的“海盜”身份。
這本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憑空捏造的文學形象,被影視文化借鑒,成為現代讀者對自由和遠方的安慰劑,卻突然被按倒一個根本無“海盜情結”的國家中,承擔了傳播國家形象的重任。
他們無需經歷人民所承受的苦難與掙扎,無需理解這片土地,無需知曉百年來的血淚史,便能憑借天生的浪漫氣質,胡編亂造的小資渴求的自由精神,和驢唇不對馬嘴的超凡能力,成為丑惡漁村的救世主和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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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導當年評價吳亦凡
這種明顯是拿來主義的設定,之前曾被四、五代導演頻繁使用。陳凱歌的黃土高原、張藝謀的深宅大院等高度封閉化的場所的用意,是通過現代文明審視與折射傳統社會的窒息與壓抑。此種情景之下,人物的抗爭與奮斗是自發的,因而可以成為頗具歷史和人性批判的寓言。雖在思想上被今人詬病,但也不可否認他們故事內對沖突和命運的描摹和隱喻,有一定的藝術高度和創見。
不過,當《東極島》們的主創們既無能力描繪人物群像,又沒心思砸錢,來個貫穿全篇毫不停歇的驚世營救,又想突出主角的明星光環,那么一種四不像電影就必然會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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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突出主演的身材討好粉絲,又要秀出肌肉色誘觀眾,男主幾近不著片縷,頗具情色愛國主義之風。設定是孤兒的凄慘出身,又像杰克船長一樣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為了與主角的英勇果敢形成鮮明對比,這個小漁村就必須設定成集體愚昧無知、軟弱怕事,人民又被集體降智了。如同美隊刺殺希特勒,滅霸空投小男孩。本該是抗戰80周年之際上演的佳作,就這樣成為不倫不類,充滿市場利益算計的大雜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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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搞笑的是,導演在前面劇情把東極島抹黑成荒蠻之地,居然又在后面來了個關公戰秦瓊,上演了一場突兀的進步主義演講大賽。大明星倪妮飾演的女漁民阿花,對著麻木的島民進行了一番不知所云的慷慨陳詞。在這通類似于“傳教”的演講之后,本被描繪成一盤散沙、自私愚昧的漁民們,竟然瞬間醍醐灌頂、熱血沸騰,上演了“we are family”式的集體覺醒。
這種生硬的“機械降神”,本來只會在低劣網文和狗血律政劇中出現,用以解決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結果倒好,不知是女演員咖位太大,還是導演昏了頭,急于塞入某種自以為高明的“進步主義”,全然不顧此段的荒唐與突兀,更無視那時復雜而艱巨的民眾覺醒之路。
固然,演員又蹭上了某種主義的熱度,搖身成了女英雄,自己確實被拔高了不少。但從整體而言,非但不能拔高主題,反而徹底暴露了創作者的淺薄與虛妄。
確實,營救“里斯本丸”的英雄漁民中有男有女。這本應是展現普通女性,及普通民眾的堅韌和膽魄之時,在危難時刻的油然而生的義舉,更能彰顯不同性別和群體間那種超越國家和種族的世界主義精神。然而,管虎的處理方式卻令人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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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明所以的角色,只能是導演和編劇們脫離現實臆想出的一個空洞符號。她與女性無關,只是一個用來承載出于進步理念的機器人,一個方便進行生硬說教、蹭熱度的傳聲筒,既方便拔高自己,也方便感動粉絲,攫取票房。這種處理,不僅未能真正書寫女性在歷史中的貢獻,反而在更深層次上重復了我們之前反復提及的問題,將人民的覺醒寄托于外部,或自上而下的啟蒙,而非人民的自我奮起與抗爭。
既然故事對人民毫無敬意,當然也就得不到任何來自人民的共鳴與敬意。管虎導演在《東極島》中,又一次沉溺于自身的“歷史觀”和“情懷信仰",將人民這個革命戰爭的主體處理成需要被啟蒙或拯救的洋娃娃。
《八佰》是這樣,《東極島》也是這樣。前者中的抗戰英雄,舍身忘死,悲壯犧牲的終極意義,竟是為了爭取租界里洋大人的看見與認可,將烈士的犧牲矮化為一場博取西方同情的“表演”。東極島上的人民朋友,不僅被刻畫得粗鄙丑陋,所謂救人于水火的義舉,其動力也被描繪得模糊不清,甚至頗有愚昧與沖動的色彩。
最終,電影中這場驚天動地的壯舉,看似并非源于民族大義與樸素的“惻隱之心”,而是需要主角“超人”光輝的點化、演講的催化才能達成,這無疑是對那些真正的崇高精神的褻瀆。仿佛歷史之中革命和戰爭的勝利,也不是人民取得,而是高高在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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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錯位和撕裂,最終導致了影片的徹底崩塌。如果人民是“前現代”、“野蠻”的,主角奮斗的動力是什么?如果只是“道德感”和英雄主義情結,那么何以支撐如此深刻的社會變革?
搞不清楚“為了誰”、“依靠誰”,抹殺具體事件中人民的貢獻,還在抗戰勝利80周年消費民族情緒,綁架全國觀眾來“欣賞”這種歷史觀,那么影片最終淪為自話自說,乃至空洞和虛無就必不可免了。再重工業的電影,都支撐不起這樣淺薄的內核,何況本片的重工業水準也未見得就有多高。
這里要說明下,雖然影片實操事務多由另一位導演費振翔負責,但根據公開信息顯示,把控全局的負責人依然是管虎,所以管導仍然要為《東極島》這種錯位和撕裂背主要的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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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南京照相館》給新時代的重大歷史題材電影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無需投機倒把、鉆營賣弄,只要認真的把一個事件從人民角度出發,以尊重歷史,拒絕奇觀的態度講一講,搞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踏踏實實的寫一寫,拍一拍,總會得到觀眾的認可。
對“怎么拍人民”理解的有多深刻,就能走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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