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浪漫主義之霧

世界上的首都不少，但被稱為“霧都”的則只有近代的倫敦。這并非偶然。因為歷史上的各國都城，大體上都只是政治、文化、商貿中心，但只有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英國創造了一個新形態：它把自己的心臟地帶也變成了一個工業中心。

“倫敦霧”乃是一種“現代工業之霧”，倫敦歷史上從無霧到有霧再到無霧，可以說大體對應著這座城市的三個階段：前工業化時代、工業時代以及后工業化時代。

無論何時何地，工業化總是意味著資源（尤其是“無生命能源”）的進一步集中化使用。

早期社會在這方面大多受限于地理因素，因為那時的資源大多依賴分布不均的木材和水力，但發明了蒸汽機的英國人，則開始圍繞著煤炭、蒸汽機、工廠和鐵路創造出了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城市。

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借用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將這一類型稱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他認為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別骯臟”，會帶來嚴重的工業污染，尤其在初期能源效率還很低的時候更是如此；英國經濟的能源密集度（能源使用與GDP比）在1850-1880年之間達到高峰，“這可能是史上最沒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經濟體”。

并不意外，那也正是倫敦霧最濃的時期，“倫敦霧”一詞在1840年代應運而生。1874年問世的《俚語詞典》中新收錄了“煙”這個早已存在的慣用語：“鄉下人要去倫敦時，經常會說他們要到煙（smoke）里去；而倫敦人要去往鄉村，也會說自己從煙里出來了。”

那時的英國人常用“豌豆湯”（而“這是一種可以維生，但人們能避則避的食物”）來形容倫敦霧的暗黃色以及濃厚的質感，這一說法盛行多年，甚至被收錄進了《牛津英語詞典》。

部分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尚未充分意識到其危害（畢竟環保主義興起的1960年代，倫敦霧已開始消散），部分也因英國人滲透到骨子里的幽默感，當時的人們對這些似乎并不怎么當回事，倒更多是以一種調侃的口吻泰然處之。

《倫敦霧：一部演變史》

[英]Christina Corton 著

張春曉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7月第一版

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娜·科頓在《倫敦霧：一部演變史》中梳理了19世紀以來那一百多年里英國人在報章、文學、詞典、繪畫、戲劇和影視作品中所談到的倫敦霧，勾勒出倫敦人對霧的曖昧態度：

他們將霧稱作“倫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既“體現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屬性，一種首都之城令人艷羨的優越感，但也包含著反諷意味”，因為這畢竟又不算是多值得羨慕的特色；與此同時，人們雖然對霧感到無奈，但一切工作似乎又運轉如常（反正有人工照明），以至于他們在很長時間里也并沒有多大動力去改變這一點。沒有了霧，冬季似乎都不算完整，而倫敦好像也都少了點什么似的。

那正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日不落帝國蒸蒸日上，而在它的首都卻常常不見天日，以至于1897年的一幅英國漫畫上借用初抵倫敦的法國人口吻自嘲：“哈哈！我的朋友，現在我知道你說的日不落帝國是什么意思了！絕對是！因為太陽根本就不升起來！”

正如書中所言，“霧已經變成了倫敦本身，還奪去了倫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變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這座城市將自己隱匿在大霧中，試圖挫敗每一個冒險者，制造混亂和痛苦。”

在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的筆下，進入了文學想象世界的倫敦霧變成了一個現代工業社會的隱喻，承載了諸多意義——事實上，它的許多特征，例如模糊、危險、犯罪、感官與理性的迷亂等等，都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征。

對此態度最悲觀的是現實主義小說家狄更斯，某種程度上，他把霧看作是倫敦自身恰當好處的隱喻，是工業化的化身，每個人都受困在這團模模糊糊的空氣中，看不到光明。不過僅僅討論倫敦霧本身可能是無法充分理解狄更斯的抨擊的，倒不如這么說：在他說“沒有生命的倫敦是一個渾身煤炭的幽靈”時，隱含的另一層意味是：他所贊許的是那個“鄉村的英格蘭”。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當時的歐洲雖然進入了城市文明的新時期，卻又普遍向往自然：“十九世紀早期發明了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南方、山區、沙漠、島嶼——地點盡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

也興許在狄更斯心目中，霧也是倫敦的一種“疾病”：與那種自然的、具有神性的鄉村相比，倫敦則是一個充滿人為（霧中的路燈甚至取代了太陽）的世界，這里的人們追名逐利，生活干癟無趣，霧是他們本性迷失的象征；而這種高速發展的城市，正是以犧牲田園牧歌的生活為代價的。

霧似乎還契合了現代大都市的一個基本特征：匿名性。和鄉村這種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不同，都市里則是大量的陌生人在互動。這帶來了一種矛盾的后果：身份地位的模糊性和流動性既給人以不受約束的自由，同時又制造了混亂、威脅與無序。

在這其中，女性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中，她們既是受保護的對象，又常被視為社會墮落的象征。然而，盡管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認為“女性在沒有男性陪同下走在街上是不體面的”，但這種想法本身就意味著女性單獨上街在當時并不少見。

時代已經變了，霧也為女性走向公共空間帶來掩護。在《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中指出，近代初期的巴黎也催生了一類新型的女性，她們更美麗動人、世故老練，也因而更危險；在自由出入公共場所時，上層社會女性想有一種“隨時能戴面具出行的特權”，因為這可以使她們“隨心所欲地隱藏或者展示自己”。

如果是這樣，那倫敦霧對女性而言，也是浪漫愛情的隱匿與掩護，盡管它也常常意味著有不可預測的危險埋伏在暗處。

英國詩人雪萊曾說過，“倫敦有如地獄，一個人口稠密又煙霧彌漫的城市”。然而，現在看來似乎很難理解的是，那時的英國人盡管深受其害（維多利亞時期空氣污染致死的英國人數量，粗估為1890年代全球平均值的4-7倍），但正如杰克遜·雷牧師所譏諷的，“倫敦人寧愿呼吸碳、灰塵、水汽混合的濃漿，被嗆個半死，也不愿處理他們生產的煙塵。”

主要原因之一是整個19世紀都在爭論污染的根源究竟主要是工業還是家庭燃煤——但顯然，無論是哪一個都很難，在沒找到替代能源和優化能源效率的辦法之前，英國人既不可能放棄工業立國，更不可能觸犯民眾。即便工業家們后來在政治壓力和效率驅使之下提高了燃燒效率，但家用爐床的燃煤仍是改革者不敢觸碰的禁區。

1936年的倫敦市中心

遲至1945年，英國政府試圖趁戰后倫敦重建的契機徹底去除煤煙時，喬治·奧威爾仍激烈為家內炭火辯護，說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直到1952年12月一場連續一周的大霧奪走倫敦4000人的性命，才結束了這場爭議。

然而，當一種事物消逝之后，它往往就變成了人們懷念的對象。作家伊夫琳·沃在1941年撰寫的小說《打出更多旗幟》中，霧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國衰落的象征：原先“我們有霧蒙蒙的生活習慣，我們有一堆豐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話語”，而當“霧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們現在這副樣子。更糟糕的是，我們自己也認同了這副樣子。”

這并不僅僅是說一種審美上的趣味（“霧中的倫敦有如仙境”之類），而是一聲更為沉重的嘆息，因為霧的消散有其代價，簡單地說，意味著大英帝國不再是那個主導著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廠了。

由于《倫敦霧》一書原先的基礎是文學研究（作者原本只想寫狄更斯小說中的倫敦霧形象），因而側重的終究是“英國人如何看待倫敦霧”的問題，不經意間更多地從文化史的角度來闡釋它所蘊含的象征意味。

這樣的研究在西方已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某種傳統，《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一書就曾對狄更斯、巴爾扎克、喬伊斯等人筆下描述的城市形象，來探究這一文化象征形象的變遷，這的確能予人以諸多啟發。

《倫敦霧》一書所長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基于英國人的文本出發來理解的文化象征，很細致地分析了它多層次的意味，然而，身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人或許未能深切意識到，伴隨著這種現代產業之霧的，還有另一種工業浪漫主義的想像：它不僅是一種“倫敦特色”，一種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耐的存在，還是國家富強的象征。這種心態在后發國家中更為常見，他們往往是懷著羨慕而非嘲諷的心態在看待倫敦霧。

在19世紀，無論是美國工業城鎮的要員、德國工業領袖、俄國大臣還是日本改革家、中國知識分子，都把不斷冒煙的工業煙囪看作是進步、繁榮和權力的象征。

美國商人W.P.倫德在1892年宣稱：“煙霧是工業祭壇上所焚燒的香，這在我看來很美。它代表人類正在改變大自然力量的潛力，讓人類生活更為舒適。”

1872年到訪倫敦的日本巖倉使團發現，當地“到處是黑煙沖天，大小工廠遍地，由此足知英國富強的原因了”（《日本政治史》）。

在這些人眼里，這意味著理性戰勝了迷信，象征著人類所能駕馭的恐怖力量，可以不斷服務于人民生活的提升，最終為國家在世界舞臺上贏得權力——至于長期的環境后果，那還沒空為此操心。

1900年，一些地處化工廠煙囪下風向的巴塞爾居民曾試圖抗議廠房擴建，但即刻遭到否決，因為化工是德國強大、瑞士繁榮的重要原因，“別指望工廠區有阿爾卑斯山的好空氣。”

在當時那個“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人們也順理成章將這種工業潛力與國家力量聯系在一起：一戰前有位英國作家到德國旅行，覺得“這些新工廠的每一根煙囪都像炮一樣指著英國”。

詩人穆木天也在1936年的《黃浦江舟中》一詩中將日本人在上海開設的工廠視為莫大的威脅：“恒豐紗廠的煙囪突立著，/宛如無數的待命的槍支，/向著我們在瞄準著。/在云煙塵霧的層中，/像是一渦一渦的毒瓦斯……”

在急切尋求國家富強的中國人心目中，“倫敦霧”恐怕正是美妙的象征，但那不是出于審美，而是為了謀求力量。

1932年，著名報人戈公振前往蘇聯考察，他眼中的蘇聯一切均美好而偉大：“汽鍋的聲響是刺耳的，黑煙是受人嫌厭的，不過此時將自然和人為的整個看起來，反形成起美觀而偉大。”（《從東北到蘇聯》）這正因為“黑煙”代表著一種改造自然的工業力量。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發展規劃的重心之一，就是把中國城市的職能從“消費”轉向“生產”，因此，1950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當時宮殿、廟宇和寶塔林立的北京城，對北京市長彭真興奮地說：“將來從這里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

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來華拍攝紀錄片《中國》，其中想選一家上海工廠來采訪，當時有關部門頗費了一番心思，最后選定了上海煉油廠，原因是煉油廠有大煙囪、有高爐管道，很有一些現代化工業的氣派。安東尼奧的攝制組去了，但卻只拍了上班工人。

這在現在看來，已多少有幾分不可思議。在這個意義上，把對“倫敦霧”的觀察重點放在文化心理上，或許是適宜的：這一工業浪漫主義之霧的消散，畢竟首先是在人心里。人們遲早會意識到，那種宏大敘事之下的大工業景象，其實一點都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