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快遞員：全員社保下的“生死”糾結？

當基層驛站在派費壓縮與社保支出間左右為難，當勞動者擔憂著扣除社保后的當下生計，眼前現實與長遠保障的深刻矛盾暴露無疑。

作者|梅 梅

編輯|Cindy

社保強制令來了？

據《工人日報》日前報道，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明確勞動者因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經濟補償的，法院予以支持，該解釋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其中，最受關注的，當屬社保相關規定。

《解釋（二）》第十九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或者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承諾無需繳納社會保險費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約定或者承諾無效。”

近年來，平臺經濟領域涌現出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從業者人數快速增長，總規模已達到8400萬人。為數字經濟注入活力同時，也暴露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覆蓋不夠全面、權益無法得到完全保障等問題。

毋庸置疑，社保是勞動者應享的基本權利，也是平臺應盡的基本責任。比如外賣行業，今年2月中旬京東宣布“自3月1日起，京東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后，外賣平臺相繼宣布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快遞行業的社保問題一直進展緩慢，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9月即將到來，這是否意味著快遞從業人員也能享有社保福利？此次社保新規落地，對于長期存在社保爭議的快遞行業而言，是否會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01

快遞行業的社保“空白區”

從快遞行業用工現狀來看，社保覆蓋的“空白區”主要集中在兩類人群身上。

一類是快遞網點的基層快遞員。

眾所周知一位快遞行業資深從業人員稱，京東、順豐外，快遞行業普遍實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遞品牌方通過加盟合作吸納網點經營者，并提供品牌授權、技術支持及運營指導，而加盟商為降低管理成本，基本將快遞員外包給第三方機構。

這種運營模式給予企業更大的靈活操作空間，其結果是，快遞員通常與企業簽訂的多為合作協議，而非正式勞動合同。

這類合作協議將雙方定為平等的合作關系，而非具有從屬性的雇傭關系。這種定位使得快遞員在法律層面難以被認定為勞動者，因此也無法獲得工資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勞動權益。

更有甚者，很多公司不與快遞員簽訂任何書面協議。

2025年7月28日，勞動報就報道了一則類似的案例。

上海嘉定區快遞員陳某派件時不幸遭遇交通事故，當他向所屬快遞站點申請工傷認定時，對方回應稱，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陳某，走投無路下向工會求助，審理過程中，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陳某的困境并非個案，在各大社交和投訴平臺，也存在大量類似的吐槽。

除了基層快遞員外，另一類社保“空白區”則聚焦在快遞驛站的工作人員身上。

快遞驛站，多為個體承包模式，運營形態相對靈活松散，要么是家庭自營夫妻店，要么是兩人合伙經營，或者雇傭一兩名工作人員維持日常運轉。

上述快遞行業人士稱，在快遞驛站的雇傭關系中，僅有部分規模稍大的快遞驛站會為員工繳納社保，多數中小型快遞驛站均未落實社保繳納責任。

對照此次《解釋（二）》的規定，這類就業人群的社保繳納責任，理應依法落實。

然而，快遞驛站落實新規存在一定阻力。此類驛站多為小微經營主體，本就利潤微博，繳納社保將直接增加用工成本，為平衡經營壓力，快遞驛站老板可能不得不改變用工模式。

02

品牌未發聲，驛站艱難求生

如今，快遞驛站已形成龐大的網絡。中通兔喜生活驛站在全國門店數量超過11萬家，圓通終端門店媽媽驛站突破8萬家，菜鳥驛站更是已經布局17萬家，三家品牌合計撐起超36萬家末端節點，成為連接商家與消費者的關鍵紐帶。

以一家驛站雇傭1名員工計算，這意味著僅這類末端服務崗位就有超36萬從業者正面臨社保繳納的現實難題。

網友“菜鳥柚柚”經營著一家快遞驛站，談及社保新規，她直言道，現如今有兩種方案，如果給員工繳納社保，就只能降低員工的入庫費和上門費來分攤新增成本，如果員工不接受這種成本分攤方式，便只能靠個人自營來維持快遞驛站的運轉了。

這種兩難處境在快遞驛站中并非個例。

“菜鳥大總管”則表示，要么從員工工資里扣，要么一次性給出一定費用。

更有網友提出“避責建議”，從業者在入職前先注冊成個體工商戶，再以個體經營者的身份與快遞驛站老板建立合作關系。這種看似“合規”的操作，本質上仍是通過模糊用工關系來規避社保繳納責任，這或許會成為部分快遞驛站應對成本壓力的無奈權益之計，但對從業者的權益來說，顯然又無法得到落實保障。

除此之外，棘手的還有勞動者的接受度。

社保新規出來后，很多網友對此出現抵觸情緒，大量網友傾訴生計壓力，“本就降薪，扣除社保后到手工資少了近千元，精打細算的日常開銷更是捉襟見肘。”

快遞驛站的工作人員尤為突出。綜合網友爆料，這類崗位月收入在2000元至6500元之間不等，收入構成主要依賴入庫費和上門費，且收入隨業務量波動明顯，穩定性不高，在此基礎上，扣除社保后，短期內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確實，在一輪又一輪降派費的環境下，部分快遞驛站早已舉步維艱，若此時要求全員繳納社保，難免引發抵觸情緒，這無疑會給政策的推進增添阻力。

在多位行業人士看來，最可行方式，仍是各大企業主動承擔起驛站員工的社保繳納責任。但截至目前，媽媽驛站、菜鳥驛站、兔喜生活驛站等品牌方，尚未就相關問題發布公開回應或配套支持措施。在缺乏總部統一方情況下，個體店主只能在降薪、裁員、模糊用工關系等方式中抉擇。

03

快遞員糾結，成本誰承擔？

網點快遞員同樣面臨著這樣的矛盾，他們的處境甚至更為復雜。

如前文所述，加盟制下的快遞員，其勞動關系往往被層層“包裝”或刻意模糊。他們名義上可能屬于某個快遞企業，但實際上與品牌方鮮有直接勞動合同；他們受網點管理、穿工服、遵守規章制度，卻常被要求與第三方勞務公司簽“合作協議”。

《解釋（二）》對于社保的規定，對于長期處于“灰色地帶”的快遞員群體而言是重大利好，為他們依法享有的社保權益新增了一層法律保護網。

然而，法律上的清晰認定，并未自動解決現實中的權責難題。他們和快遞驛站的工作人員有著同一個核心矛盾：成本由誰承擔？

如果快遞員和網點共同承擔，無疑，最直接后果是其賴以生活的到手收入縮水。有快遞員坦言，房租、水電費、上有老下有小，社保支出的費用更愿意留在當下用。

但如果成本由企業承擔，幾乎沒人會拒絕這份保障。這一點，在以自營為主的京東快遞身上體現的尤為鮮明。

多位京東快遞員直言：“公司給交齊五險一金，敢放心要二胎了，老了也不怕沒有退休金。”

這份安心的背后，是京東全額承擔快遞員五險一金成本的制度支撐，也正因如此，京東快遞員完全不用為分攤社保費用而擔心到手收入縮水。如今，這也成為京東物流在行業構筑的最深護城河。

其他企業的做法則呈現出明顯分化態勢。

順豐作為行業直營模式的代表之一，為正式員工繳納五險。不過，近年來，順豐外包規模逐漸擴大，資料顯示，其人力外包成本從2020年的547.45億元上升至2024年的974.45億元，運力外包成本也由2020年的271.94億元增長至2024年的391.97億元。規模激增的外包員工雖同樣承擔配送任務，卻無法享受五險保障。

通達兔則聚焦商業保險。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中通快遞為全網快遞小哥購買“小哥寶-團意險”，覆蓋工作及日常生活的意外場景。

在2024年業績電話會上，中通快遞集團董事長賴梅松明確表示，不斷優化快遞員的權益保障，目前商保繳納率100%，并歡迎行業出臺快遞小哥社保管理方案。不過截至目前，中通尚未就全網快遞員是否繳納社保、如何落實社保權益等核心問題給出明確回應。

圓通則為快遞員群體打造了“行者保”，保障范圍覆蓋工傷、醫療等，同時支持加入“滬惠保”。

不難發現，多數快遞企業目前仍以商業保險為主，社保全員繳納落地仍存差距。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二）》出臺，無疑為快遞員、快遞驛站工作人員等群體享有社保權益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后盾。這份保障，對奔波于街頭巷尾的快遞員而言，是未來生活的經濟支柱與心理安全基石。

然而，新規落地卻直面兩難困局。當基層驛站在派費壓縮與社保支出間左右為難，當勞動者擔憂著扣除社保后的當下生計，眼前的現實與長遠保障的深刻矛盾暴露無疑。

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壓力在末端層層傳導，最終可能侵蝕勞動所得或擠壓小微經營者的生存空間。

多位行業人士就此建議，破解這一困局，僅靠一紙強制令遠遠不夠。它呼喚一張由多方力量共同編織的保障之網，唯有如此，才能讓法律條文，真正轉化為惠及每一個奔忙身影的溫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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