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余幅影像、25篇口述紀實，那摯愛親人的故事值得細說

“在完成這本書的漫長過程中，來自全國各地的25名攝影師帶著25個家族故事，組成了我們的大家庭，兄弟姐妹們般互相鼓勵和支持，攙扶著跑向終點。采訪中，不止一次，攝影師在網絡會議中掏心掏肺，哭得像個孩子，讓我內心壓力非常之大。拿著這些珍貴的家庭資料，如同捧著一個個珍貴的瓷器，生怕稍有閃失，哪里沒有照顧好。”談及最新出版的《中國家庭影像志》，該書編著者之一郭婷婷這樣告訴北青報記者。

《中國家庭影像志》由郭婷婷和石清泓編著，歷經編撰團隊三年的艱苦工作，于今年7月正式推出。全書由200余幅影像、25篇口述構成。這些鮮活的個體記憶與宏大的家國敘事交織在一起，讀者得以在父輩們用一生寫就的故事里，讀懂中國式父母之愛。

郭婷婷表示，在編撰過程中，最讓她感慨的是“時不我待”，“所有參與這本書的攝影師，都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熬夜加班，掘地三尺，提供所有能找到的素材。每個人似乎都有緊迫感，如果不趕快把滿肚子的故事記下來，那摯愛的親人，如同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而曾經發生的一幕幕，也似乎將悄無聲息。”

郭婷婷

講家庭故事

首先要講好人的故事

北青報：請談下創作《中國家庭影像志》的緣起，在你看來，相比于歷史文獻，家庭相冊這種私人化的載體，能為時代敘事補充哪些獨特的視角？

郭婷婷：我爺爺的爸爸是江蘇鎮江一位縣太爺，后來爺爺成為我們當地著名的醫生，奶奶是有將近40年教齡的教師。奶奶告訴我，爺爺曾是孫立人將軍的“御用”軍醫。

我的外公解放前曾任廣西金城江鎮長、縣參議員等，外公家這邊擁有一個龐大的家族，外公自己有四房太太。外公最早的大家族來自湖南，從湖南徒步走到廣西。

我兼有漢族、布依族、壯族三個血統，一直是兩個大家族里不起眼的小人物。小時候聽父母和爺爺奶奶、外婆等人說起家族往事，過耳不忘。我哥現在還會打電話問：“妹，當年這個事情媽媽是怎么說的？”

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幾十年來，我竟然一直努力用所有的記憶以及一些紙質版文件修復兩個大家族的故事，只是沒有形成文字。潛意識里，想通過這種方式弄清楚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2022年，16歲的女兒石清泓給我做助手，我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寫了一部2萬多字的家族200年風云紀事。偶然間，看到有個世界家族史論文比賽，女兒又用了很多時間，把我們這部簡單家族史中可以披露的部分做成了英文論文，投了出去。

論文要求在50頁之內，女兒嚴格做了49頁。沒想到，論文投出去很長時間，組委會發信過來，說論文超了頁碼，希望修改后，第二年再見。文件傳輸可能導致頁碼超額，我們縮小就好了，為什么就變成第二年參賽了呢？我倆一生氣，就決定不參加這個比賽了。

沒想到，自那之后，就不斷接到這個組委會的各種活動邀請，并讓我們繼續投稿。稿子確實沒有時間再投，但這件事卻激發起我的另一個想法——原來世界上有這么多人關注家庭成長、歷史變遷，關注以記錄家庭變化來完成歷史記憶。中國有這種形態的活動和研究方式嗎？我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

中國地廣人多，家庭細微又堅韌。在我看來，調查人的生命軌跡，調查中國家庭，把許許多多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變化軌跡匯集在一起，就像物理學研究物體運動軌跡一樣，如果樣本足夠多，也許可以描繪出一個時代的背景和歷史。

用反推、調查、口述實錄的田野調查法來記錄歷史，可能不那么權威和縝密，但卻是真實的、第一手的，也許能為我們的現代歷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補充。

▲大約拍攝于1981年夏，何峰的父母在黃梅縣糧食局宿舍。由于需要組織一些文藝演出，糧食局給何父配了一臺海鷗120照相機，他用這臺相機，在家里用自拍功能，留下了這張照片。

北青報：每一張家庭照片都是時代的切片，當將這些私人影像串聯起來時，會發現某些看似偶然的家庭瞬間（如婚禮儀式的變化、住房條件的改善），暗合了國家政策或社會思潮的變遷，這種“私人記憶”與“公共歷史”的互文關系，你是如何通過文字的解讀讓讀者感知的？

郭婷婷：確實如你所說，每一篇文章都是這么做的。要反映時代，就必須有證據，需要用證據說明一切，并不需要夸張的情緒宣泄。詮釋時代，角度可以各種各樣，家庭只是完成這項工作的一個載體。

既然是家，首先得有人。家庭或大或小，必須得有人承擔起家庭這個稱謂。所以我們首先要講好人的故事。用人的活動變化軌跡、與這個人相關的一些事情的敘述，來進一步寫清楚這個人。

除了人的軌跡，就是物，包括房子、衣服、用品等。不同時代的印記一定是不一樣的。舉個例子，喬金秋的《父母兵團往事》一文中，講父母為了能吃飽，從河南去了遙遠的西部城市，老大老二老三是女兒，老四是兒子，老三和老四在河南老家出生。畫面上的老三和老四穿著臟兮兮但保暖的小棉襖，紅紅的小臉。仔細看，那哪兒是紅色小臉啊，分明是嚴重的凍瘡。多年后，這對姐弟和兩個姐姐與父母才終于站在一起，有了一張完整的家庭合影。后來父親意外離世，母親一個人把四個孩子養大，有的讀到碩士，有的讀到博士。講故事的人不可以哭，一定要理性冷靜地把故事講完，因為故事后面就是歷史和時代。

這樣的表達方法貫穿整本書。只有“私人記憶”介入到“公共歷史”中，才會引起讀者的共鳴。我們不是為了討好讀者而寫作，但表達方式必須是專業的。寫書是一件專業化的事情，讀者意識和公眾意識是必須具備的。

▲2006年7月，北京平谷金海湖鎮，楊偉的父母參觀桃園后，坐著三輪車下山。

用業余的力量做一件專業的事

北青報：書中收錄的家庭影像跨越了不同年代、地域和社會階層，你是如何將這25位攝影師挑選出來的？

郭婷婷：2022年，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圖書《街拍中國》，那是我帶領全國128名攝影師共同完成的一本圖文書。在策劃、撰寫、組織這本書的過程中，讓我感受到來自全國各地攝影師的力量和熱情。

我看大家聊得這么起勁，想找點事情給大家做，便提議做這本《中國家庭影像志》，當時這個選題叫《我的父親母親》。

每個家庭可追溯的歷史都長達百年以上，不可能沒有動人的故事，一切事在人為。我不挑攝影師，也不挑家庭，只對參與者的意志品質有要求，不努力、堅持不了的別來。

時間就是最好的試金石，寫書三年，能堅持到最后的，也就他們25位了。他們都是最棒的，無可挑剔的。這25位攝影師，只要說寫稿需要，無論是找照片，還是補充信息，沒有一個人偷奸耍滑，都是竭盡全力地去完成。可以說，我們用業余的力量做成了一件專業的事。

最早報名的攝影師是30多人，有幾個因為不能堅持而退場。最可惜的是還剩26人的時候，讓一位作者繼續補充故事和圖片，無論怎么鼓勵她，她都表示無法堅持，做不到，其實她離終點已經很近了。

特別感謝我的女兒石清泓，她也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整個三年中，學業那么忙，還要陪我去醫院看病治療，幫我收稿子，整理圖片，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冬日周末，江潔霞一家人在杭州花港觀魚的牡丹亭前合影。

北青報：和這25位攝影師工作，有什么讓你難忘的故事嗎？

郭婷婷：我的這些攝影師，50后、60后居多，大部分人少年時期沒有很好的教育條件，成年后要忙于生計，無暇繼續學習，但他們不服輸、努力拼搏的精神從未泯滅。

有一位攝影師，他祖上的照片隨葬品埋進了地里，我說要補充照片，他遲疑了一下，我趕緊說“不要了”。如果我堅持，我都害怕他真的去掘地三尺。雖然他不一定會真的這么干，但肯定會把這事一直放心上，天天去想，那樣他就太辛苦了。

還有一位攝影師，家里圖片不夠，知道堂姐家里有照片，提前打好電話，拎著水果等禮物過去。堂姐得知是出書用，馬上臉色一變，說照片沒有了。攝影師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心里特別難受。我自己的家族史早就寫好，始終不敢拿出來，因為我無法取得全家族人的同意和相對一致的口徑。我都沒有做到的事情，我的攝影師們卻一直在想方設法地做，有些真的做到了，在我看來他們非常了不起。

刁大姐年輕時追隨自己的理想，從廣東跑到新疆當老師。父親含著眼淚勸她不要走，她狠心離開，沒想到到新疆還沒一年，父親就去世了，刁大姐沒能見上父親最后一面，這成為她一生永遠的痛。

電視劇《亮劍》人物原型和發生的故事，正好是張紅衛父親所在的部隊，張紅衛父親母親的故事，簡直就是《亮劍》的再現，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家庭保留了大量的珍貴史料。

封面照是蔡正茂的父母，父親是上海一位音樂家，母親在羊毛衫廠工作。圖片拍攝于1975年的上海復興公園，迄今正好半個世紀，俊男靚女，沐浴在愛河之中，仿佛人間所有的美好，都浸潤在這張圖片里……

成書的時候，大量的工作是做減法，文字和圖片太富裕了，因為每家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

目前圖書中呈現出來的圖片，主要是跟著文字走的，故事講好了，需要什么圖，直接上圖。這是文字主導圖片的一本書，也有個別地方因為有了好圖，特意挑出來，因為這張圖而去講一個故事。

攝影師何峰，他的父母結婚時唯一的家具是一個五屜柜，這也是當時全家最貴的財產，請縣城家具廠定制。當時父親推著二輪小板車，走了兩天路，往返百余里拉回家。五屜柜至今保存完好，故事也比較清晰，所以我們就特意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相信看到這張圖，一定會有讀者產生共鳴。

北青報：在與不同家庭溝通影像使用時，是否遇到過隱私與公開的矛盾？你如何在尊重個體感受的前提下，讓這些故事為更多人理解？

郭婷婷：一定是有的，我一再跟攝影師說，做這本書，不方便寫的一律不寫。寫了之后可能引起家庭糾紛的，一律不寫。我們不能為了圖書好看，什么都寫，什么都說。做人要有標準，寫作也是這樣。

具體寫到什么程度既好看，又不惹麻煩，攝影師是第一責任人，他們拿不準的時候，一定會跟我商量。

雖然大家是業余選手，但做的是專業的事，一定要以最高專業標準來要求自己。我甚至把這些內容寫到了條文里，讓攝影師簽字畫押。

▲何峰的母親（左二）初中畢業時與同學在也垅鎮合影。她們的同學友誼保持了60多年。

經常后悔

卻從未真的想過撤退

北青報：這25篇故事中，讓你最感慨的是哪些，為什么？

郭婷婷：這本書一共做了三年，讓我感慨，也是最難過的事是：書中的主人公，至少有四位離開了人世，沒能看到這本書最后出版。書中講的很多都是老人的故事，我們已經很努力地跟時間賽跑，最終還是沒能趕上他們離去的步伐，這是讓我最難過的。

北青報：這三年來有哪些艱辛或有趣的，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郭婷婷：最艱辛的事情莫過于經常生病，還要完成艱難的改稿、采訪和寫稿，我的合作伙伴中50后、60后居多，大家可以腦補一下采訪和寫稿的場景。

我希望多招募年輕攝影師，這樣溝通成本要低一些，但年輕攝影師并不愿意跟我玩兒，發了帖子也無人應征。

北青報：過程這么艱辛，你是否有打退堂鼓的時候？

郭婷婷：在做這本書的三年時間里，經常后悔，但始終沒有真的想過撤退。我的職業習慣和職業道德不允許自己隨隨便便開始，隨隨便便結束，再難寫的故事，只要沉下心來，一點點抽絲剝繭，總能完成。

身體不好的時候，緩一緩再寫，可以慢，但是不可以斷。除了身體上的原因，組織一群業余作者寫出一本像樣的書，這個難度是我之前沒有想過的。

如果說我傻，這20多位攝影師，好像比我更傻。他們是如此可愛，從不懷疑地跟隨，并無條件地信任我。我想這也是三年來，無論多難，我們都沒有走散的最大原因。

我的工作方法是，用一個人盡量去教育其他人。每次改稿的時候，我會把改稿會議鏈接提前掛在群里，希望全項目組成員參與。和以前我在報社做編輯時一樣，拿到稿件后，我都盡量保留作品原貌，句子一個字一個字改，一個標點一個標點改，改完了讀，讀完了改，調整段落、提煉主題，一遍一遍改。三年來，這樣的改稿培訓大會估計進行了上百場之多。

這件事做成比做大更有意義

北青報：完成這本書后，你個人對“家庭”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否發生了改變？有哪些新的認識或感悟？

郭婷婷：我的小家是四口人，這個小家庭又是大家族中的一分子，其實感覺挺累的。我的工作需要相對安靜和穩定的環境，因為家庭責任和工作室各種雜事，不得不經常被打斷。我只能在各種繁雜中尋找平衡，也許這就是人生的意義吧。

北青報：如今，手機攝影讓家庭影像的產生變得極易，但也面臨著“海量存儲卻輕易遺忘”的困境，你認為這種變化會對未來的“家庭記憶”傳承產生什么影響？

郭婷婷：我想短時間內，人類可能會迷茫，會遺忘，但經歷過短暫的電子時代沖擊后，人們會慢慢開始需要冷靜思考的文字，認真整理的圖片和視頻資料，家庭記憶的恢復是早晚的問題，現在讓子彈先飛一會兒。

北青報：你對文字和圖片的前景還是充滿信心。

郭婷婷：我的公眾號只有200粉絲的時候，單篇長文閱讀量超過了兩萬。這個數據堅定了我的信心，說明愛看文字的人還是存在的，只不過躲在各個角落里，如果有好的文章出現，一定能把他們激活、喚醒。圖片故事也是這樣，如果真的做得好，大家還是喜歡看的。這本書也給讀者們整理各自手上的圖片和故事提供一些參考。

我是傳媒工作者，攝影師個人情緒和故事，一定要與大時代、大背景、與他人情緒和境遇關聯。做大眾傳媒不是卡拉OK廳里的自嗨，作為專業選手，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幫助攝影師從海量的記憶和思緒中，挑選出適合大眾傳媒的內容。

簡單說，如果作品做出來，大家不愛看，如同廚師做的飯沒人吃，那還不如不做。

北青報：你如何看待新技術，如AI修復老照片、數字存檔等對保存和解讀家庭影像的影響？

郭婷婷：這本書由著名的圖書設計師朱麗娜親自設計，整體溫暖、細膩、平和、娟秀、大氣。為了修復攝影師們提供的老照片，麗娜的手都快掉了。用AI做圖，出來的效果特別假，不能隨便把圖交給AI。真正好的做法是利用AI技術，把老照片修到好像昨天拍的一樣，這樣才是高手。這種感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需要比較高的審美和平衡感。麗娜既是圖書設計師，又是修圖師，她帶領設計工作室，整整兩個星期沒日沒夜加班，才把幾百幅圖修好。

北青報：《中國家庭影像志》是一個持續性的項目嗎？是否有計劃推出續集、舉辦展覽或進行其他形式的延伸？你未來的研究方向或關注點會是什么？

郭婷婷：現在寫作基本看心情，這個選題可以持續，也可以不持續。一個好的項目，一定是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并存的，只有介入良好的商業行為，項目才能走得更遠。

目前《中國家庭影像志》還處于萌芽狀態，商業化有一點，社會價值也有一點，至于后面發展成什么樣都可以，都開心。這件事做成比做大更有意義，我們把這件事做成了，先驕傲一下再說。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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