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無線電廣播發表“終戰詔書”，聲音顫抖，語調遲緩，一段用文言夾雜訓讀體的玉音，在全國范圍內播出。可無論天皇的辭令如何試圖委婉、遮掩，這天無疑是一個節點，標志著日本長達十四年甚至更久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以全面的、徹底的失敗而結束。

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是苦難壓頂后的一道微光，是數千萬生命和家國破碎之后的遲到正義。但對于日本來說，這一天至今仍未被寫完。歷史翻了頁，卻沒有真正合上；鐘聲響起了，但回音仍在空中盤旋。因為這個國家，從來沒有真正說出那句該說出口的話——對侵略戰爭的道歉。

戰爭結束了，但反思并未開始。

像大雄和哆啦A夢的歡呼雀躍，在日本中屬于“少數派”“另類”。《哆啦A夢》是戰后日本文化中最溫柔、最具有普世共情力的代表。它不是英雄敘事，也不是科技狂想，而是一部獻給所有理想主義者的童話。

大雄是典型的“非主角”：懦弱、遲鈍、不善言辭、考試不及格、打架總輸，幾乎集中了社會對“廢柴”的所有想象。而哆啦A夢——這個來自22世紀、失去了耳朵的貓型機器人，也不是冷冰冰的超級武器，也不是救世主，更不是“科技即力量”的化身。他只是一個朋友，一個試圖用未來的發明修補現實不完美的朋友。

他的“法寶”經常失敗，引發新的問題；他自己也會發脾氣、恐懼、逃避責任。他不是神，是人類情感的延伸。整部作品沒有權力，沒有強者，沒有民族優越論，只有反復試錯、不斷修復的日常。

而這種日常，正是一種溫和的左翼精神的體現：它不崇拜勝利，也不嘲笑失敗，而是理解、同理、支持，并努力在人類有限的條件中尋找出路。這與日本戰后那一批真正反思過戰爭、深刻思考人性與暴力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是一脈相承的精神血脈。哆啦A夢，毫無疑問，是“少數派日本”的一員，是那一群戰后良知者的文化遺孤。

哆啦A夢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與藤子不二雄A是一對摯友，他們的青年時代居住在一間宿舍中，共用一個筆名，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仰，長期交流創作理念和故事。藤子不二雄A一部廣為人知的作品是《毛澤東傳》。

創作哆啦A夢這個形象，也融合了兩位摯友共同的思想結晶。在漫畫第13卷之前的一些連載中，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畫風不同的一些章節，比如圓頭發個子高的小夫和粗脖子的哆啦A夢，這就是藤子不二雄A的代筆創作的。

《哆啦A夢》不是“日本制造”的吉祥物，也不是主流文化對未來的消費童話；它是日本戰后左翼文藝的一塊偉大的基石。

這部作品從未宣揚強者勝利，從未貶低弱者尊嚴，也從未將幻想用作逃避現實的麻藥。它構建了一個溫柔的倫理體系：失敗的人并不該被笑話，軟弱的孩子也有被愛的權利；權力不會帶來幸福，科技也不能代替同情。哆啦A夢的所有“道具”，本質上不過是對大雄心理短板的一次次修補，對人性脆弱的一次次寬容。他們不想塑造一個英雄，更不想歌頌某種勝利，他們只想通過一只笨拙的貓與一個迷茫的少年之間的日常，對抗那個冷漠的社會秩序。

這一切，與藤子不二雄A在《毛澤東傳》中所表達的對人民意志覺醒的尊敬、對壓迫結構的反抗、對“新世界可能性”的文學想象，根本是一致的。他們的作品雖然風格各異，但精神的底色始終相通。

我們之所以會對“歡慶日本投降圖”圖產生共鳴，正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現實中真有日本人能這樣坦率地面對歷史，那將是一種值得珍視的清醒與勇氣。

但遺憾的是，這樣一種作品和其所代表的精神，在今天的日本，是極為罕見的。在政治舞臺和公共生活中，那些在戰后曾短暫浮現過的良知與懺悔，如今大多已經沉沒了。那并非偶然。在經歷了短暫的戰敗羞恥與道德重建之后，日本迅速轉向另一個方向：經濟至上、技術強國、文化輸出。而與之相伴的，則是對戰爭責任的淡化、對歷史記憶的選擇性回避。

從1980年代起，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改稱為“進入”，南京大屠殺從30萬人縮水為“存在爭議”，731部隊被有意忽略，慰安婦問題被指為“缺乏證據”，靖國神社重新成為政治表演的舞臺。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構成了一種沉默的共識——不提那段歷史，不等于否認；不承認過錯，不等于沒有錯；只要國家強大了，就沒人會追究細節。這種“鴕鳥式”的國家記憶，才是當今日本社會真正的主流。

更令人警惕的，不是極右翼那些高舉軍旗、否認罪責的少數瘋子，而是廣大中產階層的漠然。他們不參加游行，也不必然支持修憲，但他們不再提問，不再在意。他們享受動漫、消費歷史、習慣和平，卻從未認真地想過，他們的祖輩到底在亞洲做過什么。他們的孩子在學校里讀不到真實的戰史，在電視劇里見不到加害者的影像，在博物館里看不到那段戰爭在中國、韓國、菲律賓所留下的慘象。

在日本主流文化中，戰爭是一場他們“也很慘”的災難，而不是一場他們“首先應當負責”的罪行。這種“受害者中心主義”的國民敘事，抹去了加害者身份，把原子彈與廣島成為遮蓋侵略中國與太平洋戰爭的遮羞布，成為道德豁免的護符。久而久之，“不談”成為了一種制度，“忘記”成為了一種美德。

他們說他們反戰了。他們拍原子彈爆炸的紀錄片，他們建廣島和平紀念館，他們讓小學生每年默哀一分鐘，他們說“我們再也不要戰爭了”。他們在演講里反復出現“和平”“憲法”“世界公民”，他們自稱是“唯一一個遭受過核打擊的國家”，他們在世界舞臺上展現克制與理性。他們的文化輸出——從宮崎駿的森林、細田守的夏天、乃至哆啦A夢的口袋——仿佛都在描繪一個戰后的、溫柔的、徹底悔改了的國家。

可他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們侵略了別人。

他們從不反思那場戰爭的初衷，也從不承認它的本質。他們不承認自己發動了戰爭，只說“戰爭來了”；他們不承認自己是殺人者，只說“大家都死了”；他們不承認那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吞噬鄰國、奴役人民、屠殺平民、制造人間地獄的全過程。他們只是反對“戰爭”這個詞，就像在反對一個自然災害。他們痛恨原子彈，卻不提當年日軍在重慶日復一日的地毯式轟炸。他們為被俘軍人哭泣，卻忘了白骨在中途島下沉。他們為“戰犯的靈魂得不到安寧”感傷，卻對南京三十萬人沒有一句交代。

他們從未在集體意義上真正承認過：那是一場侵略戰爭，而他們，是那場戰爭的主動發起者、組織者、加害者。

日本所謂的“反戰”本質是“反戰敗”——是反對作為失敗者的悲劇，不是反對侵略者的殘忍。他們所悼念的不是他們奪去的生命，而是他們自己失去的命運。他們哀悼的不是被屠殺的百姓，而是自己國運未竟的幻夢。他們不是真的在反對戰爭，而是在哀傷——哀傷自己的戰敗。

他們一邊說“我們不會再打仗”，一邊在教科書里偷偷改掉“侵略”的字眼；他們一邊在廣島呼吁和平，一邊讓首相年年去靖國神社鞠躬；他們一邊播放《火垂るの墓》，一邊把慰安婦說成是“自愿從軍”。

他們要的不是正義，而是自欺欺人的以往。他們想要用反戰的面具，掩蓋侵略者的真身。他們要世界記住他們的悲慘，卻要求世界忘記他們的罪行。

而日本民族性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正是這種表面自律、內里傲慢的扭曲。他們習慣把暴力包裝成紀律，把屠殺解釋為“執行命令”，把一切人類罪行都歸結為“體制的悲劇”或“歷史的洪流”。他們不會說“我錯了”，他們只會說“很遺憾”；他們不會說“我們殺了人”，他們只會說“戰爭中總會有犧牲”；他們不會低頭道歉，只會以“保持沉默”的方式宣布“我們已經受罰”。他們從未為自己的侵略真正懺悔，只是在不斷訓練自己如何忘記。絕大多數日本人從無反省，只有僥幸心理；從無愧疚，而是刻意回避。

你很難想象，什么樣的國家和國民，是如何地無恥、如此輕盈地說出“讓我們放下過去”。一個真的“反戰”的人，怎可能在南京問題上說出“沒有確鑿證據”？怎可能把731部隊的歷史稱作“無從考證”？怎可能讓《永遠的零》這樣的作品成為票房冠軍，讓參拜戰犯的首相成為民意代表？

日本有美學，有禮貌，有次序，有效率，卻沒有良知。他們的城市干凈，他們的社會安全，他們的語言溫柔，卻只有在“歷史”這件事上，露出那種冷得徹骨的、完全不肯面對的虛偽。

所以，日本沒有真正反思過。反戰不是反侵略，反對失敗不是反對邪惡。他們沒有面對那場戰爭的本質，也沒有面對自己國家民族在那場戰爭中所釋放出的獸性。他們只是把那段歷史收藏在密室里，把鑰匙丟進道德沼澤，然后對世界說：“我們已經走出來了”。不，他們沒有走出來，他們只是學會了掩耳盜鈴地活著。

我們或許能釋懷一個戰敗者，但我們無法原諒一個撒謊者。和平不是姿態，反戰不是護身符，真正的和解，不是轉過頭去不看，而是正視那段歷史里最黑的深淵。而日本，至今不肯直視。至今沒有直視過。

雖然還有一些有識之士在堅持真正的反思與謝罪，他們的名字并不全是陌生的——大江健三郎、本多勝一、吉見義明、山田洋次、水木茂、村上春樹……這些人有人得過或貸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有人拍過人人傳頌的電影，也有人只是靜靜在教室里講清楚一節歷史。但只要他們碰了“那段歷史”，就會有一張無形的網開始收緊。右翼團體會在他們家門口貼上辱罵海報，媒體評論員會在節目中嘲諷他們“不顧現實”，網友會叫他們“出賣國家”，出版社會悄悄減少他們的印數。甚至連昔日的朋友，也會溫和地勸他們“不要再提了”。

所以今天的日本，其文化之畸形，不在于民眾冷漠，不在于右翼囂張，甚至不在于首相參拜靖國，而在于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地接受了一種“干凈的虛構”——我們是一個和平的國家，我們沒有義務道歉，我們已經受夠了歷史的指責。

這種姿態本身，就是一種道德退化。而比退化更可怕的，是它還看起來文明、理性、有教養。日本用一個完美的皮囊包裝住了尚未結痂的靈魂，它的技術與秩序之美，遮掩了記憶與正義之丑。它用美少女戰士的微笑掩蓋731的哀號，用櫻花的飄落覆蓋三光政策的血泊。它向世界輸出“日式美學”，但拒絕輸入哪怕一絲真實的歷史懺悔。

但是，如果把戰后日本的反戰圖景調暗、再調暗，我們會看見一條細到近乎要斷的光：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左翼人士成立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正是這樣一群人。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因為這些革命者們認為日本有罪、日本侵略者是反人類的，他們要反對這個日本，幫助日本謝罪，再造一個新日本。

我在講過這一段歷史：左翼戰士們銘記歷史的方式是簡單粗暴的爆炸——物理意義的爆炸，同樣也是象征的爆炸、記憶的爆炸、敘事的爆炸，也是現實的人命與秩序的爆炸。

他們的方法我完全認同，并且深深地敬佩，如果日本人都是這樣謝罪的，那這態度至少是能放到桌面上討論的，我們原不原諒另說。他們逼著日本社會面對一句被長期回避的事實：日本不是抽象的“戰爭受害者”，日本曾經發動侵略、實施暴行，并且把戰時的利益與戰后的繁榮連成了一條鏈。

1971年冬天，靜岡縣熱海市的“興亞觀音”與“殉國七士之碑”——供奉東京審判甲級戰犯的紀念組合——在深夜被炸出裂縫。那是這一系列行動的開端，行動者很清楚地把“給戰犯立碑”當作戰后記憶的遮羞布，先動手撕開第一道口子。

1972年4月，橫濱曹洞宗總持寺的納骨堂被引爆，那里安置著殖民時期駐朝人員的遺骨——這一次選擇的不是“敵人的象征”，而是日本國內一直習慣悼念的“己方亡者”。真正被炸裂的，是“只悼自己”的記憶結構。

秋天，他們把爆點北上，炸毀了北海道旭川常磐公園里那尊《風雪之群像》，并同時襲擊北海道大學北方文化研究設施。那尊群像以“開拓”為名、以“風雪”為喻，四個殖民者圍著一位老年阿伊努，銅像下是把帝國擴張改寫成地方美談的文案。爆炸讓雕像倒下，碑文從此帶著補丁站立。

1974年8月30日，東京丸之內三菱重工總部門前發生爆炸，8人死亡、376人受傷，這是戰后日本最致命的城市爆炸案之一。行動聲明把目標指向“在二戰與亞洲擴張中牟利的綜合企業”，把“帝國的手”從軍旗移到財團。社會輿論強烈反彈，血與玻璃渣讓一切辯解都顯得蒼白。

同一條線上，“蝎子戰斗小組”在1974年圣誕前夜于東京江東區對鹿島建設實施爆破，并以“花岡作戰”命名——矛頭直指戰時強征勞工與戰后建筑巨頭之間的倫理黑洞。三井物產、鹿島、間組（今安藤哈扎馬）一些歷史也開始浮出水面：秋田“花岡事件”里，986名中國勞工被強征至礦場，至少137人死于虐待與饑餓。半個世紀后，鹿島在東京達成和解，設立5億日元基金向受害者及家屬給付并致歉——這是日本大企業就強征勞工達成的先例之一。

他們還試圖把天皇重新拉回歷史的審判。1974年8月14日，警方記錄“御召列車爆破未遂”（行動代號“彩虹作戰”）：目標是載著裕仁的鐵橋與專列。無論技術層面是否成熟，這個選擇都把“無害化的象征天皇”扯出了安全區——不說明天皇制與侵略的制度性關聯，戰后和平敘事就始終不完整。

組織上，他們并非松散的偶發小團體，而是分為“狼”“蝎子”“大地之牙”三支，白天上班、夜里潛伏，1974年3月還印行了地下冊子《腹腹時計》，把“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理念與城市游擊作法、爆炸教范系統化，后來這本小冊子反過來成了破案關鍵。

結局是注定的。1975年5月起主要成員相繼落網，核心人物大道寺將司終身在死刑囚室，2017年病逝；“蝎子”系桐島聰潛逃近半世紀，2024年在神奈川病房自報身份、數日后離世。日本警方與媒體在訃告式的報道里重申“1974—75年連環爆破、12起、三菱案最慘烈”的年表，而更大的公眾記憶，仍被固定在“恐怖”二字上。

但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為什么支持這些“日本義士”的謝罪方式：因為正是這些極端的、邊緣的、被日本主流社會稱為“最不合群”的人，第一次讓“日本是侵略者”這句話在冷卻的街道上重新發出聲。他們把戰后“只悼己方”“反戰敗不反戰”的溫柔外衣扯開，讓公眾看見碑、骨、像、企、帝之間隱約相連的暗線——那條線從“軍旗”接到了“財團”，從“國策”接到了“生活”，從“受害者敘事”接到了“加害者事實”。這不是為暴力辯護，而是承認一個難堪的真相：在一個系統性遺忘的社會，很多時候首先說出真話的人，恰恰站在最邊上。

半個世紀后回望，日本社會在強征勞工問題上出現過遲到的和解與道歉，在教科書與公論上也反復浮沉。可如果說“反戰”只是悼自己、只談核爆、只講受難，那么它從來沒觸及問題的核心——不是反戰，而是反侵略；不是反失敗，而是反作惡。而那一批以最極端方式“反作惡”的人，至少讓這句核心命題再次變得具體。

歷史有時候只能靠炸藥雕刻，正義有時候只能靠槍炮去實踐。這些日本共產主義者們，他們把真話說出來，這才叫反思；承認加害、落實清算，這才有出路。

回望那批七十年代以爆破歷史神龕為己任的日本左翼，不難看出，他們之所以能跳出“戰敗國”那套自憐的敘事邏輯，是因為他們曾真正接觸過一種與日本民族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特別是毛澤東思想。

在那個年代，毛澤東不是一句口號，不是電影海報上遠眺山河的輪廓，而是一種徹底批判現存秩序、揭穿歷史謊言、號召人民覺醒的現實力量。他不僅在中國掀起改天換地的人民戰爭，也在日本的青年、工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中，激發出另一種對“歷史責任”的感知。他們不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反戰”，而是以亞洲被壓迫者的立場審判日本自己——這是戰后日本思想史上極為稀有、也極為清醒的一刻。

正因如此，我們今天有必要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現代史的革命動力，更是中國在有史以來影響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文化輸出。從《哆啦A夢》到日本左翼反戰運動，都可以看到毛澤東思想不滅的火種。

它在日本激起的不是仇恨，而是責任；不是簡單的左翼反體制，而是讓他們直面國家罪行的思想自審。那一代“反日”的日本人，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少數真正想讓日本成為一個可以被寬恕的國家的人。他們不對外求寬容，他們知道，只有自我否定、自我揭露、自我推翻，才有重新獲得亞洲鄰國信任的可能。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對日本偉大的顛覆。

真正的反思不是在紙上，而是在行動中。當靖國神社仍矗立在東京市中心，仍以“英靈”之名供奉那一批侵華元兇；當戰犯的骨灰仍被供養、講解詞仍溫吞含混、年輕人仍可以“沒聽說過南京”；當右翼作家能大言不慚地篡改歷史、而講真話的學者卻被排擠沉默，這個民族的罪，就遠未清算完。

我們并不需要用烈火去燒盡這些碑與骨，但如果有那么一天——日本人民自己站出來，把靖國神社炸毀、把戰犯的紀念碑砸碎、把供養他們的祭壇夷為平地，不是為中國復仇，不是為政治表態，而是為他們自己的子孫建立最低限度的倫理地基；那么那一天，才是日本真正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一天。

無論是《哆啦A夢》還是桐島聰，這一切的思想線索，從本質上說，都匯聚到一點：真正的反思，只有在否定自我時才成立。日本民族只有在敢于否定自身罪惡歷史的那一刻，才開始具備重新獲得他人信任的可能。

而日本，至今未能跨出這一步。他們的教科書還在刪減，他們的首相還在參拜，他們的輿論還在粉飾，而他們的人民，大多數依舊對“我們曾在南京干了什么”一無所知，甚至不感興趣。歷史沒有結束，它只是被關進了安靜的盒子里。

所以，我們還不能原諒。

不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自省；不是因為我們不寬容，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行動。只有等到他們自己親手炸毀靖國神社，把戰犯的名字從碑上刮掉，把“我們也是受害者”的溫情扔進焚化爐里，讓下一代日本孩子在課本第一頁就看到“我們曾經犯下罪行”這幾個字，我們才可以談原諒。那時，魯迅說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才不至于變成某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赦免儀式。

而在這之前，記憶必須繼續，清算必須繼續，寫作必須繼續。

因為忘記，是他們的國家選擇的事情；而記住，是我們民族必須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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