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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2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電影《南京照相館》終于為我們揭開了一段真實的歷史,讓“山川異域,不共戴天”的真相不再被遮蔽。
在這部電影里,沒有刻意塑造的“良知未泯”的日本兵,沒有虛假的“幡然醒悟”的劊子手,更沒有為“無辜日本普通人”洗白的說辭。影片擲地有聲地宣告:我們與日本,從來都不是朋友!
壹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但凡對中國態度稍顯克制、不那么極端殘暴的政府,都會被日本民眾推翻。侵華戰爭,根本就是日本全民戰爭意志的火山噴發!
1932年,主張對華克制的首相犬養毅,在官邸被代表底層民眾意志的中下級軍官亂槍射殺。消息傳出,日本民眾舉國歡呼“天誅國賊”,如同過年般歡慶,兇手的審判席竟成了“英雄演講臺”。
據日本法務省檔案(文件號:1932-刑特-47)記載,兇手被捕后短短幾天,日本各地民眾向東京地方裁判所寄送的請愿書超10萬封,其中不少是血書,要求立即釋放兇手。大阪府警察部記錄顯示,日本青年團體“愛國勞動黨”成員柴田三郎,在難波車站前當眾切斷左手小指,連同請愿書寄往法庭;此后兩周內,無數日本人效仿斷指,向法庭施壓。
而主張嚴懲兇手的日本法務大臣鈴木喜三郎,幾天內收到數百封死亡威脅信,每日被民眾圍堵威脅“陪犬養毅”,住宅被圍得水泄不通,玻璃全被砸爛,有人甚至踹門要將他拖出處死。最終,鈴木喜三郎在恐懼中辭職。
刺殺犬養毅的兇手古賀清志在獄中,每天收到的食物、清酒、鮮花等慰問品堆滿監獄。獄卒對他崇拜至極,大量民眾聚集在監獄外,只為一睹“英雄”風采。庭審時,古賀清志宣稱“刺殺阻撓圣戰的首相是清除國賊”,旁聽席上的日本民眾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法庭外數萬民眾集會要求釋放他——而所謂“圣戰”,正是罪惡滔天的侵華戰爭。
最終,日本法庭在壓力下僅判處古賀清志4年徒刑,判決書竟稱“被告動機出于憂國,情狀可憫”。需明確的是,犬養毅并非“好人”:作為日本精英,他認為日本實力不足,提出“蠶食”中國的策略;而代表普通民眾的中下級軍官則憤怒反對,主張“鯨吞”中國,不給中國任何機會。
貳
刺殺犬養毅后,日本民眾仍不滿足,決意鏟除所有對華克制的官員。1936年,日本中下級軍官發動“二二六事變”,占領東京市中心,刺殺內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等相對克制的元老,喊出“誅殺蠹賊,徹底解決支那問題”的口號。事變成功后,日本再次舉國歡慶,民眾紛紛聲援叛軍。
大阪市民通過《大阪每日新聞》捐款熱線,短期內募集巨款,每筆捐款都注明“支援清君側義士”;東京小商人團體兩天內,向叛軍所在的日本陸軍省大樓運送2.3噸飯團、味噌及清酒。日本女性同樣瘋狂:事變第二天,東京世田谷區主婦藤田佳子率300名婦女制作1580個“愛國飯團”,由中學生送至叛軍占領的國會議事堂;吉原游廓妓女團體籌集巨額現金捐贈,聲稱“愿為將士暖榻酬國”——言外之意,只要日軍侵華,她們愿以賣身支持。
自此,日本進入“舉國一致內閣”時期:所有主張“蠶食”中國的精英被民眾推翻,無人再敢違背民眾意志,而日本民眾的共同訴求,就是立即開戰、滅亡中國。
二二六事變后,日本內務省警保局1936年3月的民意調查顯示,76.8%的民眾支持對中國全面開戰;《社會運動月報》依據日本陸軍省宣傳課1936年4月的調查顯示,93.5%的民眾愿意為國參戰;針對“刺殺首相是否違法”的問題,97%的民眾認為合法,因這“代表日本民眾意志”。這些報告至今仍存于日本防衛省戰史研究中心。
需注意的是,剩下的23.2%、6.5%、3%的民眾,并非反對侵華,只是在“蠶食”與“鯨吞”的策略上存在分歧。
叁
日本當然有反戰者,但需“打著燈籠找、拿著放大鏡尋”——1000個日本人中,或許能找到幾個反戰或愛好和平的人。可問題是,99.9%好戰的日本人,與0.01%反戰的日本人,究竟誰能代表日本人民?
對日本投放原子彈的美軍軍官蒂貝茨活了92歲。1955年接受美國電視臺采訪時,他說:“我從不后悔投下原子彈,一秒都沒有。看到廣島廢墟照片時,我知道這避免了更多盟軍登陸日本的傷亡。”2005年二戰結束60周年,他重申:“若重來一次,我仍會執行任務,我們結束了戰爭,而非延長屠殺。”
他之所以毫無愧疚,是因為廣島被炸的10萬日本人中,無辜者最多僅100人。當時日本拒絕投降,叫囂“一億玉碎”,若不用原子彈,盟軍以常規戰法登陸日本,至少要戰死10萬人——要知道,戰爭末期的硫磺島戰役,美日傷亡比已接近1:1。在100個日本人和10萬名盟軍士兵之間,孰輕孰重顯而易見。蒂貝茨在自傳《飛行:戰爭與和平中的一生》中寫道:“我每晚都睡得安穩,因為我知道使用原子彈阻止了日本本土決戰,否則按計劃登陸九州,雙方將多死百萬人。”
肆
歷史的真相終究無法掩蓋:日本所謂的“下克上”,是全民戰爭意志的爆發;侵華戰爭,是日本全體民眾的共同選擇。
事實上,自甲午戰爭起,日本民眾就瘋狂支持侵略:大阪工人團體組織“報國社”,集體賣血籌款1.2萬日元捐贈陸軍省;長野縣農婦山本千代賣掉祖傳田地,得400日元全數捐作“吉野號”巡洋艦建造費;日本妓女成立“婦人愛國會”,以賣身收入共籌8.7萬日元捐軍。當時日本民眾獻金總額約740萬日元,剩余民眾還瘋狂認購戰爭國債,總額達2.3億日元——這筆巨款,足以支撐日本甲午戰爭的全部軍費。
日本大學生踴躍參軍,38%的學生入伍赴華掠奪;剩下的62%并非不愿去,而是日本政府要求他們“留待研發武器”。甲午戰爭勝利后,日本舉國歡慶游行,因秩序混亂竟造成231人踩踏致死。
如此看來,“日本人民是無辜的”純屬謊言。日本政府的罪責,甚至不及民眾——軍國主義本就是日本民眾的共同意志。甲午戰爭時,日本政府尚可控局;此后數次政變,日本徹底失控,全民瘋狂要求侵華掠奪:精英要“蠶食”,民眾要“徹底滅絕”。
伍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國內迅速掀起百萬民眾大游行,逼迫政府“全面征服支那”——這不是軍部綁架國民,而是國民用“刺刀頂著軍部脊梁”向前沖。當時近衛文麿內閣還在盤算“以戰逼和”,日本平民已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標語刷滿街頭;民眾僅4小時就向陸軍省捐贈2.3萬日元“恤兵金”,要知道當時90%的日本家庭月收入僅50日元。北平淪陷前十天,軍用機捐款達299萬日元,捐贈者涵蓋學生、老人,甚至99歲的石塚松子;東京小學生集體上街募捐,硬幣裝滿230個竹筒,兌換2030日元送至陸軍省;京都女學生寄送慰問袋,上面寫著“圣戰已開始,凱歌皆屬我”。
上海淪陷時,50萬日本民眾在上野公園集會,護送陣亡軍官骨灰至靖國神社;南京陷落后淪為血海,日本主婦卻將慶祝戰爭勝利的糯米糕塞進孩子飯盒——當時的日本舉國上下,同懷一念:“殺光、燒光、搶光”,妄圖將中國土地變為大和民族的“新牧場”!
1931年,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為激勵丈夫井上清出征中國而自殺,遺書稱“以死盡責”,被媒體奉為“軍人妻子典范”;士兵東史郎出征前,母親贈予家傳短刀,叮囑“好好殺人,殺光他們所有人”。在這樣的氛圍下,日本政府若敢對侵華有半分猶豫,民眾的子彈就會射穿首相的胸膛。
這就是日本——一個將全民獸性鍛造成國家意志的戰爭機器。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一部舉國一致的戰爭絞肉機:從天皇到平民,從財閥到農婦,每個“螺絲釘”都緊密咬合在國家戰車上,將整個民族的生存意志壓鑄成屠刀。這不是政客的陰謀,而是日本民族賭上國運的侵略之戰!
陸
中國百年屈辱史中,雖遭多國侵略,但日本與其他列強截然不同:英國要的是錢,俄國要的是地,日本卻是既要錢、又要地,更要徹底滅絕中華民族。其他列強“欺軟怕硬”,而日本無論強弱,都執著于侵華:公元663年大唐盛世,倭寇發動第一次侵華戰爭;公元1592年大明盛世,倭寇再次侵華。日本實力強時,必然侵華;即便實力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會賭國運發動侵略——因搶劫與掠奪,早已刻進其民族基因。
日本作為千年島國,火山、地震、海嘯頻發,資源枯竭如絞索勒頸。資源匱乏、條件惡劣的環境,讓日本人骨子里長滿侵略性;四面環海、獨處孤島的環境,使日本人產生民族優越感和“日本中心論”觀念。這種唯我獨尊的民族特性本身就帶有擴張的自大性質。明治維新之后,躋身列強,日本依舊窮兵黷武,日本這種極端民族主義逐漸走向軍國主義勢力,這種勢力蘊含了太多的日本特色于其中,已成為影響日本的一種綜合性的歷史積淀,這在短時期內是難以消除和改變的。它就像飄蕩在靖國神社周圍的幽魂一樣,在日本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舉國如瘋魔,萬民皆兵痞。在每個日本兵眼中,中國人不是人,而是必須鏟除的雜草、必須騰空的“生存空間”——唯有徹底滅亡中國,他們才能鳩占鵲巢,將華夏五千年沃土據為己有。
以往的相關電影,卻總在塑造“文盲、不了解真相的日本兵”——可他們本是刺刀見紅的野獸;刻畫“能吟漢詩、癡迷中國文化的愛華者”——可這類人是更致命、更狡猾的豺狼,精美偽裝下藏著更貪婪的占有欲。
而《南京照相館》的突破,正在于直面真相,告訴世界“我們與日本從來不是朋友”。影片借攝影師伊藤的優雅皮囊,血淋淋撕開文化侵略者的畫皮:當他用流利漢語贊美秦淮風月,卻用鏡頭定格南京的人間地獄時,眼底的冰冷算計,比屠刀寒光更令人膽寒。
這,就是歷史的真相:山川異域,不共戴天!
(本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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