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今天的國際地緣政治氛圍中,西方重回種族化敘事,將世界劃分為“野蠻”與“文明”陣營,并將這種二元邏輯套用于中國,把中國塑造為戰略對手和文化異類,渲染“中國威脅”。這種做法將戰略競爭異化為文明對抗,卻忽視了中國以經濟外交為主的和平崛起這一事實。中國提出的一系列倡議理念契合后殖民時代訴求。國際社會亟需培育多元主義,構建多極化新秩序,以實現共同繁榮的美好愿景。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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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斯坦丁諾斯·格里瓦斯
(Konstantinos Grivas)
希臘軍事學院戰爭理論與分析部主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地緣政治較量,也是一場道德對抗,是兩種水火不容的世界觀之間的沖突。最終,代表自由、人類尊嚴和平等原則的一方,戰勝了試圖以種族劃線,重新安排全球等級秩序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種族滅絕思想的另一方。
隨后的冷戰,雖然是由戰略對抗驅動的,但也被裝進了“道德對抗”的框框,即“自由民主”與所謂的“極權主義”之間的較量。然而,即使在如此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背景下,西方的話語體系也通常不會將矛頭指向俄羅斯或更廣泛的斯拉夫民族身份。
相比之下,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地緣政治氛圍中,種族化的敘事再次出現,只是更加隱蔽,披上了現代外衣,令人不禁聯想起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年的意識形態對立格局。反對地區沖突、捍衛國際法固然是合理的,但西方戰略界的部分人士把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文化,連同俄羅斯這個國家,一股腦地放在了文明本身的對立面。這種“本質主義”標志著冷戰時期尚存的一絲戰略理性也被西方所拋棄,昔日的種族等級思想借尸還魂。
然而,更深層次的擔憂并不在于俄羅斯本身,而在于西方戰略思想中排他主義和文明沖突論的復蘇。將“野蠻的東方”與“文明的西方”對立起來,夸大前者對后者的威脅,這樣的敘述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缺陷,更是地緣政治上的輕率之舉。這種二元對立模式正越來越多地被套用于其他非西方大國——尤其是中國身上,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經揭示了這種冷戰復興思維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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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實力強大、外交風格自信,且深度融入世界的國家,在塑造新興世界秩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關鍵是,中國沒有采取基于種族優越論的修正主義立場;相反,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全球文明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為基礎,勾畫出了一幅多極共存的愿景。它反對“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倡導文明多元,與西方日益道德化、同質化的戰略話語形成鮮明對比。
這些中國理念構筑起了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框架,使國際體系能夠避免重蹈意識形態陣營對立的覆轍,重回20世紀最黑暗的時刻。事實上,中國所倡導的不結盟、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等理念,契合了后殖民時代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訴求。
當前西方的戰略環境特別熱衷于編造神話和歪曲歷史。其中經常被引用的一個類比是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當時英法兩個歐洲大國為避免戰爭,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放任納粹德國吞并蘇臺德地區。然而英法的綏靖政策不但沒能換來和平,反而為二戰爆發埋下禍患。他們援引這個歷史典故來證明溫和政策存在風險,對對手必須采取強硬立場。
然而,這種類比忽略了重要的歷史和戰略區別。西方把今天的新興地緣政治大國,尤其是中國與過去的擴張主義相提并論,這種類比是錯誤的,是危言聳聽。事實上,中國優先考慮的是經濟聯系和基礎設施外交,而不是軍事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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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今天的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兩極”,在此情況下,西方試圖挑起“新冷戰”式的二元對立,可能扭曲全球力量平衡。與當年意識形態僵化、經濟發展停滯的蘇聯相比,中國的崛起具有根本上的區別,不可能單靠遏制戰略把中國“解決”掉。真正的風險在于,西方的戰略敘事與文明本質主義日趨融合,不僅將中國視為戰略上的“對手”,更將其塑造為文化上的“異類”。在某些西方智庫和政治精英的推波助瀾下,這一趨勢的危險性被進一步放大。
此外,這種將世界劃分為“文明”和“野蠻”陣營的趨勢與過去種族主義話語如出一轍,打著“道德正義”的幌子為對外強制干預找到了借口。在當前這個誤解和妖魔化言論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時代,這種邏輯在政治話語中再度出現,尤其令人不安。
為防范危險局面的出現,國際社會亟需培育一種以多元主義、歷史意識和戰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國際話語體系。在這方面,中國的作用至關重要。它有力駁斥了目前西方戰略界一些人士深入骨髓的同質化道德主義思想,呼吁建立一個多極化、文化多元的國際體系,有望成為抵御意識形態絕對主義和種族化對抗的屏障,避免這些極端思想再次將世界推向深淵。
二戰的硝煙早已散去,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也在80年前被徹底擊敗。然而時至今日,世界并未真正走出對抗的陰影,人類再次面臨著被西方拖入”新冷戰”的風險。與此同時,中國則提出了另一種愿景:在這個世界上,地緣政治競爭雖難以避免,但卻可以調和,前提是要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對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建設性認知,以及跨文化合作,最重要的是在“人類命運與共”這一深刻洞見的基礎上,現實地解讀全球性事務。但是如果我們再次陷入非此即彼的對抗性兩極格局,這樣的美好愿景恐將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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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Strategic mythmaking"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杜娟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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