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混改”英特爾

2025年8月22日，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與特朗普政府共同宣布，雙方已達成一項協議，美國聯邦政府將向這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巨頭注入89億美元，換取其9.9%的股權。

這9.9%的持股比例非常微妙。在美國，持有超過10%股份的股東，即所謂的“主要股東”（Principal Shareholder），被視為公司“內部人”（Insider）。根據《證券交易法》，成為主要股東的10天內，的10天內，必須向SEC提交Form 3，公開披露其在該公司的持股情況。

同時主要股東還必須遵守“Short-Swing Profit Rule”，該規則禁止內部人在任何六個月的期間內，通過“買入后賣出”或“賣出后買入”同一家公司的股票來獲利。如果產生此類利潤，無論其動機如何或是否利用了內幕信息，都必須將全部利潤返還給公司。這一規定旨在防止內部人利用其信息優勢進行短期投機。

據路透報道，這筆交易是美國政府對單一科技公司最大規模的直接股權投資之一。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份結構清晰的投資協議。美國政府將以每股20.47美元的價格，購買英特爾新發行的4.333億股普通股，總金額為89億美元。這個價格相較于公告當日（周五）英特爾24.80美元的收盤價，存在約17%的折價，這使得政府的入股成本相對較低，也為納稅人的這筆投資提供了一定的安全邊際。交易完成后，美國政府將成為英特爾的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達到9.9%。

然而，這筆資金的來源卻揭示了交易的真正本質。這89億美元并非全新的財政撥款，而是對現有政府補貼計劃資金的重新安排。其中57億美元，來源于此前根據拜登政府時期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已批準但尚未支付給英特爾的贈款。

另外32億美元，則來自一個名為“安全飛地”（Secure Enclave）的項目撥款，該項目旨在為美國國防部提供可信和安全的半導體產品，同樣是在前任政府時期授予的。

換言之，特朗普政府將前任政府承諾的、以無償贈款或項目補貼形式發放的資金，巧妙地轉換成了一筆直接的股權投資。

對于英特爾來說，這意味著原本預期中的現金流入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從單純的補貼變成了需要出讓公司所有權的資本。同時，協議還規定，先前已發放的22億美元《芯片法案》贈款所附帶的“利潤分享”和“資本收回”（claw-back）條款將被廢除。

這些條款原本旨在確保政府補貼不會被企業用于股票回購或分紅，并要求在企業超額盈利時與政府分享部分利潤。取消這些限制，無疑為英特爾未來的資本運作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和確定性，也體現了政府希望這筆資金能作為“永久性資本”支持其在美國的長期投資計劃。

為了進一步安撫市場對“政府干預”的擔憂，協議明確規定，政府的持股將是“被動所有權”。這意味著政府不會在英特爾的董事會中擁有席位，也不享有公司治理或信息方面的特殊權利。在需要股東投票的重大事項上，政府同意其票權將與公司董事會的建議保持一致，僅保留了“有限的例外情況”，但英特爾并未詳細說明這些例外具體指什么。

此外，協議還包含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附加條款：政府將獲得一份為期五年的認股權證。該權證允許政府在未來五年內，以每股20美元的固定價格，額外購買英特爾5%的股份。

然而，這份權證的行使條件極為苛刻，只有在英特爾對其核心的芯片代工業務失去至少51%的控股權時才能觸發。旨在確保英特爾的戰略核心——芯片制造能力，能夠長期掌握在公司自己手中，防止其被分拆或出售，從而保障美國在半導體制造領域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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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交易的達成，離不開白宮與英特爾高層之間一段緊張而戲劇性的互動。就在交易宣布前不久，特朗普總統曾公開對英特爾首席執行官陳立武表達不滿，甚至要求他因其與中國企業的關聯而辭職。這種公開的施壓，讓外界一度認為英特爾與本屆政府的關系已降至冰點。

然而，僅僅十幾天后，情況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

據白宮官員透露，特朗普在周五與陳立武進行了會面。這次會面顯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朗普本人在事后不無得意地描述道：“他（指陳立武）走進來時是想保住自己的工作，結果他給了我們美國100億美元（指股權）。所以我們就收下了這100億美元（同指股權）。”

盡管特朗普的言辭帶有其一貫的夸張風格（實際投資額為89億），但這番話清晰地勾勒出了交易背后的權力動態：一方是面臨巨大經營壓力、急需政府支持的科技巨頭，另一方是手握政策和資金、意圖強力推行產業議程的總統。

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則在社交媒體上以更為正式的口吻為這筆交易背書，稱陳立武達成了一項“對英特爾公平，也對美國人民公平”的協議。英特爾CEO陳立武本人也發表聲明，對特朗普總統專注于美國芯片制造業表示贊賞，并感謝政府對英特爾的信任。他強調，作為美國唯一一家同時進行尖端邏輯芯片研發和制造的公司，英特爾致力于確保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在美國制造。

從劍拔弩張到握手言和，這場高層博弈的結果，對雙方而言似乎都找到了一個臺階。陳立武保住了職位，并為公司爭取到了資金和政府背書；而特朗普政府則通過將補貼轉化為股權。不僅在賬面上為國家“賺”了一筆，更將英特爾這家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企業，更緊密地與國家戰略捆綁在一起，展現了其強硬而務實的執政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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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英特爾為何愿意接受這樣一份出讓股權的協議，就必須審視其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這家曾經的半導體霸主，近年來正經歷著公司成立以來最艱難的時期之一。

首先是財務上的巨額虧損。財報顯示，英特爾在2024財年188億美元的年度虧損，這是自1986年以來的首次年度虧損。公司的現金流狀況同樣堪憂，自2021年以來，其調整后的自由現金流一直為負。持續的“失血”狀態，讓英特爾在需要進行巨額資本開支的當下，顯得力不從心。

然后是市場競爭的全面失利。在AI芯片市場，英特爾幾乎完全將主導地位讓給了英偉達。在其傳統的中央處理器業務上，由于13代和14代CPU暴雷時間，導致被競爭對手AMD蠶食市場份額。技術上的落后和產品路線圖的延誤，使得英特爾在與臺積電等頂尖制造商的工藝競賽中處于下風。

為了扭轉頹勢，陳立武自今年三月上任以來，啟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復興計劃，其核心就是大力發展芯片代工業務。這意味著英特爾不僅要為自己設計和生產芯片，還要開放其制造能力，為其他芯片設計公司（如英偉達、高通等）提供生產服務。

這是一場豪賭，旨在直接挑戰臺積電和三星在全球代工市場的統治地位。然而，建立和運營先進的芯片制造廠（Fab）需要天文數字般的資金投入。英特爾已經宣布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用于在美國各地（如亞利桑那州、俄亥俄州）擴建和新建工廠。

正是在這樣“燒錢”的背景下，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變得至關重要。

但正如一些行業分析師指出的，英特爾的問題遠非僅僅是資金問題。Synovus Trust的高級投資組合經理丹尼爾·摩根（Daniel Morgan）就直言不含糊地表示，英特爾的問題“超出了現金注入所能解決的范疇”。

他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持續支持或另一個財力更雄厚的合作伙伴，英特爾的代工部門很難以合理的速度籌集足夠資本來建設更多的工廠。更重要的是，英特爾“需要在技術上追上臺積電，才能吸引到業務”。目前，英特爾在吸引外部大客戶方面仍然面臨巨大挑戰。

因此，這89億美元的政府股權投資，對英特爾來說，更像是一劑續命的強心針。它提供了寶貴的喘息空間，讓公司可以繼續推進其龐大的建廠計劃，但并不能保證其最終能在技術和市場上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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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美國政府入股英特爾的事件孤立來看，或許會低估其重要性。事實上，這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干預企業行為中的最新一例，反映出一種獨特的、以國家利益為名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的治理模式。

路透社的報道就將此次交易與近期其他幾起不尋常的政府企業協議聯系起來。

例如，美國政府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其降級版的H20芯片，但交換條件是政府將獲得這些銷售額的15%。而在兩國角力之下，英偉達暫停生產H20。在關鍵礦產領域，

五角大樓通過投資成為小型礦業公司MP Materials的最大股東，以推動稀土磁鐵的國內生產。在備受關注的日本新日鐵（Nippon Steel）收購美國鋼鐵（U.S. Steel）案中，美國政府最終以獲得擁有特定否決權的“黃金股”為條件，為這筆交易放行。

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個趨勢：聯邦政府正在越來越多地利用其監管權力、財政資源乃至國家安全審查機制，深度參與到特定行業和企業的戰略決策中。這種做法打破了美國長期以來信奉的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傳統。

美國政客們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正在創造“新型的企業風險”。當政府的決策不再僅僅基于普適的法律和監管規則，而是基于與特定公司的談判、交易甚至總統的個人偏好時，商業環境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就會大大降低。

企業可能會被迫在商業利益和政治壓力之間做出艱難選擇，甚至可能因為不符合政府的產業戰略而被“穿小鞋”。這種由政府“挑選贏家和輸家”的做法，長遠來看可能會扭曲市場競爭，抑制創新，并引發尋租行為。

不過其中也不泛一些支持者，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尤其是在半導體這種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國家必須采取更積極的產業政策。

這些支持者認為，單純依靠市場力量無法確保關鍵供應鏈的安全和技術的領先，政府的適度干預是必要之舉。從這個角度看，入股英特爾，確保其制造能力留在美國并持續發展，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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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成為英特爾的股東，這無疑是美國科技產業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連報道原文都是用來“Historic Agreement”這樣的字眼來對此次交易進行定性。它不是一次簡單的金融投資，而是一場融合了產業自救、政治博弈和國家戰略的復雜實驗。

對于英特爾而言，這筆資金是其龐大復興計劃得以延續的關鍵燃料，但未來的道路依然充滿荊棘。它能否在技術上實現突破，追趕上競爭對手的步伐，并贏得市場的信任，仍是巨大的未知數。政府的背書或許能帶來一些信心，但最終決定其命運的，還是自身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

對于美國而言，這次交易標志著其產業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具干預性的階段。這種模式能否真正有效地重振本國制造業、保障供應鏈安全，并最終在與全球對手的科技競賽中勝出，還有待時間的檢驗。與此同時，它所帶來的關于政府與市場邊界、公平競爭以及企業經營獨立性的深刻問題，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引發美國社會內外的激烈辯論。

當政府的資金與企業的命運如此深度地捆綁在一起，成功將是共同的榮耀，而失敗，也可能意味著納稅人的巨額損失和國家產業戰略的挫敗。這場高風險的實驗，已經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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