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金觀濤先生《我的哲學探索》有感 ｜讀者來信

大家好，我是船長。

前不久，我們收到一位朋友的來信，表達了他對《我的哲學探索》一書的讀后感，寫得非常詳實、真誠。這篇讀后感從純哲學思辨能否跟上科技迅猛發展的話題展開，講述了他對于金觀濤老師、劉青峰老師一系列書籍的理解與啟發，他坦言：“如果這些看法被恰好同樣對這些點感興趣的朋友注意到，并且吸引大家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并一起閱讀金老師等思想家的著作，那就是我非常快樂的事情啦。”

讀金觀濤先生《我的哲學探索》有感

文/秦嶺

作為一名愛好哲學的普通人，在很早以前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在以理論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理論，以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純哲學”的思辨是否能夠“跟上”前二者的發展？

當我使用“跟上”一詞的時候，我所持有的先入為主的看法是，在“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現代哲學理論在“文”的方向上愈發的茂盛，從本體論、存在論、認識論、倫理學、政治學等各個維度深入而細密地展開，深刻地影響到現代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理論等通常被當做是“文科”的范疇，但視乎并沒有太多地吸收，甚至是提及現代理論物理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發展過程中所展示的以前不為人們所熟知的一些世界的圖景。作為一個被天經地義地認為與“世界觀”有關系的領域，哲學研究視乎是停滯或者自我限制了，以至于讓我感覺它沒有“跟上”。

但事實是，只是因為我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閱讀，導致了我很長時間以來并沒有意識到以金觀濤先生和劉青峰先生為代表的當代哲學家群體，早在 1980 年代以來就在不斷地探索這些問題，并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績。

這些探索是從系統的哲學出發走向真實性哲學，從科學真實出發，延伸到人文真實。金老師所論述的問題，讓我對我之前的一些疑問有了比較清晰的答案。

作為一個“民科”（the folk understanding to science）和“民哲”（the folk understanding toideas）野路子的 nobody，我所寫下的這個書評顯然無法成為金老師整個哲學探索的綜述，只能從我所感興趣的，和印象深刻的一些具體的點來發表一些零散的看法。如果這些看法被恰好同樣對這些點感興趣的朋友注意到，并且吸引大家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并一起閱讀金老師等思想家的著作，那就是我非常快樂的事情啦。

希望讀到本篇書評的讀者，能夠系統地閱讀金老師《我的哲學探索》一書，以及包括《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在內的其他著作、相關的學術論文，并且可以關注和觀看有關平臺上金老師的講課視頻，全面把握真實性哲學的所有學術話題。

第一個讓我深有感觸的話題是“常識理性”。金老師指出“常識理性是我和劉青峰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一書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又稱為‘常識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國文化以常識和人之常情作為合理性的最終根據”（金觀濤，2025.p.001）。

我的直觀感受是，當面對世界和個體人生時，很多人的行為反映出來這種常識理性的存在。一方面是對具體科學知識的“常識理性考量”，有趣的是這種考量往往是反科學“常識”的。比如，人們會談“輻射”（radiation）色變。2010 年代出現過一次搶購食鹽，另一次又搶購紙尿褲的行為，皆因為對“輻射”的恐懼而導致。

很少有人會稍加深入地研究九年義務教育初中物理就講過的關于“電磁輻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和“電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的區別。眾所周知，可見光、電臺發送的節目信號、手機基站的信號其實都是無害的電磁輻射。過度使用手機等電子屏幕只會對您的視力造成損傷，而輻射層面上幾乎沒有什么影響。電離輻射就非常的可怕，泄露的核反應堆、攝入過量的 X 光都可能會對人體造成致命的殺傷。

然而在現實中，人們一方面在醫院做體檢時蜂擁擠在胸透室門口焦急地等待，無視門口電離輻射危險的警告；另一方面又認為某款茶磚能吸收電腦顯示屏的“輻射”，并用高價買來放在自己的電腦桌上。

這種矛盾的“雙標”是因為在解釋人文問題時，很多人會僅從字面意思（在常識理性的驅動下）去遷移引用一些非常具體的科學術語。比如，在社會上隨處可見的以生活交友為主題的社群活動中，經常出現“高能量人士”“同頻共振的朋友”等說法，這些說法套用了科學的術語，卻使用的是遷移的“引申”意義。而這種引申，來自于對母語詞匯本身的常識理性判斷。

說到“來自于母語詞匯本身”的常識理性判斷，我們可以觀察到普通人（averagepeople）和職業學術家（academic pros）的一個有趣的呼應。金老師認為“從表面上看，自然語言包含邏輯語言，但作為符號系統兩種語言的真實性結構并不相同，也就是說‘自然語言包含邏輯語言’是混淆兩種語言帶來的假象。”（金觀濤，2022. p.XXXIV）上文所講的對于“能量”和“頻率”的認識問題反映出了這種呼應。

物理學家用術語指稱客觀，而社群活動成員們則用之指稱了別的東西。是什么東西呢？是社交達人們的“參與體驗”（experiencing） 。金老師認為“在科學真實中判別經驗真假的方法是看受控實驗是否可普遍重復。在此過程中主體必須懸置。在社會行動和歷史中，某一個人判別相應經驗是否真實，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參與行動，或者想象自己參與其中，由此確認該行動是否可重復。其主體不能懸置。”

在上述關于“能量”和“頻率”的使用里，物理學家們懸置了主體，而社交達人們沒有懸置主體。這種不懸置反而參與的方式，被一些人稱之為“接地氣”。（金觀濤，2022. p. XXXIII）金老師認為“人文學者只是感覺到人文世界不能化約為科學世界，卻不能對他進行證明”。有趣的是，普通人卻沒有去區分符號系統與經驗對象的真實，所以自我感覺活得更真實，這也是“接地氣”的踏實感的來源。

另一個重大的命題是“哲學的解放必須依靠科學理性”（金觀濤，2025.p.003）在從系統的哲學通向真實的哲學過程中，有三個比較重要的范疇。第一是人的哲學,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認知的物理基礎；第二是發展的哲學，其中比較吸引人注意的是不確定性原理。第三是整體的哲學，它涉及到整體性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關于認知的物理基礎。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討論發生在我與劉蘅博士之間。

劉蘅博士曾經問到，怎樣向一個還在讀幼兒園的孩子解釋什么是“宇宙大爆炸” （theBig Bang）？熟悉現代天文學理論的朋友們都知道，由于觀測到離我們越遙遠的星系遠離我們的速度越快，由此可知宇宙是在不斷膨脹的；既然我們的宇宙是一個不斷膨脹的模型，那就意味著在過去的某一個時刻它比現在要更小。

倒著往前推，一定會得到某一個時刻的宇宙一定是一個體積無限小的存在。大爆炸模型除了有星系紅移（thegalactic redshift）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the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CMBR）等觀測結果的支撐，還包括關于數學的證明，其中最有名的是亞歷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1888-1925）對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方程的求解。

關于大爆炸起始的奇點（Singularity）問題已經有了相對明確的科學解釋。可是普通人不禁還是要問在大爆炸奇點之前，我們的宇宙是什么？了解宇宙論（Cosmology）的朋友們會馬上回答，因為時間和空間本來就含在這個奇點里邊，所以在奇點之前什么也沒有。把時間看做是一個向前也無限，向后也無限的連續體（continuum），這是我們的一種常識的體會。我們不必為這種常識的體會而感到羞愧，因為當初牛頓（Sir Issaac Newton, 1643-1727）也是這么理解的。

而具備一定物理學知識的人會把時間理解成宇宙的一個維度（dimension） ，它與空間深度交織，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the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體系里存在。牛頓的理解更接近我們普通人對時間的看法，其實在牛頓力學體系里時間恰恰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物體的運動都會遵循恒定的物理法則，可以用精確的數學方法進行描述，只要你對當下的事物觀察得足夠精細，采集的數據足夠多，你就可以更加精準的預言他的未來，也可以看到他的過去，所以引入時間作為一個參照其實并不必要。而在廣義相對論體系里，時空就是宇宙的結構本身，宇宙的膨脹就是時空的膨脹，所以時間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它還在不斷的變化之中。

那么這些相互矛盾的科學認知是否也陷入了新的常識理性困境呢？我們試想一下，構成我們自身的基本粒子與宇宙的其他基本粒子別無二致；左右我們身體和精神運行的基本物理法則與宇宙里運行的基本物理法則也別無二致。也就是說我們是大爆炸的產物，必須在這個事件之內，我們的存在是它的長尾效應。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人類智識作為大爆炸的產物竟然可以提出“大爆炸之前的時間”這個概念呢？因為大爆炸既然包含了宇宙現存的一切，那么也包含了我們的智識。

至少是產生智識的前置條件，而這個智識現在構建了在前置條件之外的語義概念。那么是否應合了《圣經》（the Holy Bible）里邊兒的一句話叫做“In the beginning was theword” （John 1:1）也就是“太初有言（道）”呢？

如果這是真的，那么語言是否先于真實的？如果語言是先于真實的，那么上文關于“輻射”、“能量”，“頻率”等語言遷移到日常生活中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這些術語并不天然地必須指稱物理學的真實。于是語言學家們和道學家們就可以不必再為這些所謂語言的墮落而感到傷感啦。

但是更大的問題發生了：我們的大爆炸宇宙模型乃至于整個物理理論的真實是否都應該被重構呢？從這個角度想下去，金老師關于“科學真實”與“人文真實”的分野有可能被進一步地延展，和得到更多地思考。其他關于“數學真實”以及“邏輯語言和自然語言”的區別問題也值得做進一步的探究，畢竟這些概念都是從大爆炸產生出來的。

如果我們更極端一點，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和思想上找到特別多的例子，這些例子往深里邊去思考都會影響到我們對大爆炸理論的信心。對于認知的物理基礎更多的討論，金老師在書里提到過惠勒延遲選擇實驗（John Wheeler's delayed-choice thought experiment）以及關于貝爾不等式（Bell’s inequality）的數學解和實驗結果的差異，還有哥本哈根學派（theCopenhagen School）量子力學主觀唯心論解釋。從單電子雙縫干涉實驗開始到因果倒置的惠勒實驗，理論物理學的這些發現被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玄學愛好者所推崇。

人們驚訝的發現，我們竟然可以在可控制重復的科學實驗里重現結果決定原因的情況。薛定諤的貓（Sch?edinger’s Cat）一度成為了所有人口中的一個日常梗。

從薛定諤的貓既生又死狀態的話題出發，我們可以移步到《發展的哲學里》的不確定性原理。金老師的哲學體系里。對不確定性原理的引入是這樣的：“為了強調發展的重要，辯證法將變化和否定視為每一種存在內在的規定……互相依存的對立面的沖突無處不在，《發展的哲學》肯定了變化觀念對哲學的重要性，但用不確定性原理對其做了重新表述，認為矛盾會導致邏輯悖論和斗爭哲學的泛濫，必須用不確定性作為辯證法的新表達。”（金觀濤，2025. p.005）

純粹從術語的文字表面來看不確定性的原理。不僅讓人想到了量子力學里“海森堡測不準原理”（the Heisenberg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的問題。了解這個原則的朋友們都知道，一個基本粒子你無法同時測定它的速度和它的位置。有初中物理基礎的朋友們也知道，光是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有的時候它看起來像粒子，像一個個彈性的小球，有的時候它又像波會產生干涉的現象。這些與宏觀世界里邊兒的常識相悖的現象告訴我們。一定有什么東西隱藏在他的背后，我看來這種隱藏在背后的東西就是不確定性原理。

為什么測不準呢？在一部分理論物理學家的眼里粒子（particles）和作用于粒子的場（fields）其實是統一的東西。我先打一個不是很精確的比喻：物質能量的場就好比是水的平面，而粒子就是這個水平面濺起的水滴。粒子是場激發的產物，而粒子似乎又獨立于場在里邊運行。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場是一條高速公路，而粒子是在上邊通勤的車輛；有的時候我們又發現沒有什么高速公路，也沒有什么車輛，整個存在是渾然一體的。這種既分又合的狀態，既決定了薛定諤的貓既生又死，也決定了我們的宇宙觀是不確定的。

奇妙的是也許早期哲學家直覺地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比如中國傳統哲學里關于“混沌”、“道生于無”等概念是否就指的是這種原理呢？有可能不確定本身就是存在，而存在就一定是不確定的，我們在整個宇宙框架下的問題與矛盾似乎都存在于這種不確定性的基礎之上。

用這個思路去看待辯證法的二元對立統一論，就會發現是不確定性決定了矛盾，而不是矛盾決定了不確定性。理解了“測不準”的問題，就可以推行到下一個階段的《整體的哲學》討論中啦。

金老師認為，“整體的哲學用兩條基本公理來建立整體演化論。首先提出了任何存在都需要條件，只是整體分析必須立足的第一條公理。其次，根據《發展的哲學》用不確定性取代矛盾。把任何存在都處于不確定性擾動之下，作為另一條公理。用上述兩條公理推出整體存在的邏輯。” （金觀濤，2025. p.005）

從科學真實的角度出發，這個整體性是非常好理解的，因為主體被懸置了。那么我們可以從物理的基本真實得到這樣的一個概念：如果構成我們宇宙的場和粒子其實是同一個東西的兩種表現形式，那么也就沒有必要去區分運動的物體和運動物體所存在的時空。

在人文真實的領域，這個問題會變得非常復雜，因為我們知道人文真實是基于參與者的體驗的，那么難道說體驗和體驗的主體本來是一體的嗎？換句話來說就是，我就是我所有感受的集合嗎？是不是王守仁（1472-1529）的“心外無物”又得到了這樣的一種“民科”式的引申呢？關于這個話題，金老師對主體和客觀性的論述精彩至極。

金老師指出，“只要去分析受控實驗和受控觀察的結構，立即得到一個結論，主體不在上述神經網絡之中！為什么？因為只要主體不去實行控制，就沒有受控實驗和受控觀察。更重要的是受控觀察和受控實驗中的可觀察變量和可控變量中都沒有主體，主體亦不存在于輸入和輸出關系之中。”這個論述是跨入研究真實性的重要的門檻。

無論是對于自然科學家還是人文學者，無論是對于哲學理論家還是思想史的大師，僅僅做到上述的研究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了。然而令人驚嘆的是，金觀濤先生和劉青峰先生等人把對真實性的理解擴展到了人文歷史領域，其中最顯著的成果是《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一書。

基于唯物辯證法的理論認為歷史的必然就是必然的歷史。而基于科學真實與人文真實的分野，并將其框架延伸到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中去是金觀濤先生等人最了不起的學術方法論拓展。

1980 年代，金觀濤先生和華國凡先生在《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的序里講了一個關于幫助一位化學界的老教授用控制論來管理進行“的確良”合成的工藝實驗的趣事（金觀濤、華國凡，1983. p5-6） 。在這個實驗中，引入控制論方法，使得實驗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金觀濤先生認為“追溯控制論的思想源流發現它是由三條悠長的支流匯合的結果” （金觀濤、華國凡，1983. p6） 。他們是數學和物理的發展，生物學和生命科學的進展，以及人類對思維規律的探討。

我個人認為基于控制論和科學方法論的進展金觀濤先生做出了一個了不起的突破，就是在科學真實和人文真實間架起了一個方法論的橋梁。這個橋梁就是引用真實性哲學作為基礎，對人類的歷史發展規律做出了更有力的解釋。如果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金老師的《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此處我就不再展開。

我個人總是在虛無和意義之間拉扯，試圖尋找某種平衡，也可能是尋找一種站隊的決定。然而作為一個野路子的民科、民哲愛好者，無論是我的學養還是我本身的思維能力，都很難駕馭這個艱難的命題。然而生活總要繼續，這種思考也不會停止下來。我非常期待在某一天，我這個世界和自己的生命能有“系統”或者“真實”的答案？希望閱讀到這篇書評的朋友們，也能夠分享您的答案。謝謝大家！

秦嶺

2025 年 6 月寫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