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這次不是AI來了，而是國家系統開始升級。“人工智能+”行動全面啟動，六大方向、十四項任務、明確時間表，一場靜悄悄但影響深遠的系統切換已經發生。
編輯：前沿在線 編輯部
昨天傍晚，朋友圈突然刷起一條官方通知。
不是哪個大模型發布，也不是哪個明星創業，而是：
《國務院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
這是一份來自國務院的“國發〔2025〕11號”文件，不是建議，不是試點，而是行動指南，屬于國家層面的正式部署文件。
它的分量，足以影響接下來十年：
AI如何真正嵌入產業
如何融入社會系統
如何重構政務、經濟、組織等操作邏輯
沒有熱搜，沒有發布會，也沒有“劃時代”標簽。
但我們應該警覺：它正在悄悄改寫我們所處的世界。
一份“國發”文件意味著什么？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份文件的編號是“國發〔2025〕11號”。
在中國政策體系中，“國發”是國務院正式印發的最高級別政策文種之一，不同于某部委的建議性通知或階段性試點安排，而是具有全國統一部署、統籌協調執行的行動綱領。
過去“互聯網+”“新基建”“AI發展規劃”等重大戰略，也都是以“國發”文件形式發布。
簡單來說，這是是國家系統正式啟動執行。
“人工智能+”這次真的要落地了
“人工智能+”這個說法，其實早在五六年前就提出過。
但那時更像是趨勢判斷或發展愿景，距離現實還有不少落差。
這次不一樣。
文件明確設定了路線圖：
從 “普及率” 到 “系統級更新”，三步走進智能時代
到2027年，人工智能與 6 大重點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超 70%；這意味著：去政務大廳辦事時，AI助手會自動幫你梳理材料、匹配流程；農民操作的智能農機將實時上傳作業數據到農業管理平臺；社區養老站的智能設備可以主動識別風險、預警健康問題。“無AI不服務”，將成為社會運行的新共識。
2030年，這一數字達到90%，并使智能經濟成為主要增長極；智能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那時的AI，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會成為產業組織方式的“底層邏輯”：工廠不再是“人+機器”的拼接，而是“智能系統+人機協同”的柔性網絡；企業也不再是“用AI來提效”，而是從成立之初就以AI作為運作底座的智能原生組織。
2035年，全面進入“智能社會”階段，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支撐。這是國家系統升級的 “終局圖景”。當我們回頭看2025年的今天，就會發現：正是這張清晰的時間表，把“智能”從一個技術概念，推進為社會系統的默認設置，為中國式現代化打下了真正的數字底座。
注意，這里的“普及”，并不只是大廠用了AI、城市建了模型。
它指的是一種系統級的全面更新，涵蓋政務流程、生產體系、公共服務、終端設備乃至組織結構的重構。
換句話說：
Agent 不再只是產品demo，而是將成為基礎服務節點；
AI 不再只是“提高效率”的插件，而是推動系統演化的構建力量。
這份《意見》，沒有喊口號，沒有夸張敘述，
它真正罕見之處在于：它寫清了指標、列出了路徑、給出了時間表。
它不是在問：“AI還能做什么？”
而是在提醒整個社會：
“我們準備好用它了嗎？”
不是討論“AI能做什么”，而是：我們要怎么準備好去用它
相比技術能力的突破，這份《意見》真正關心的是：
整個國家系統，如何重新組織起來，以適配AI成為主力工具的時代。
它的結構非常清晰，可以拆成三個關鍵模塊：
模塊
內容
六大融合方向
科技、產業、消費、民生、治理、全球合作
十四項系統任務
模型、數據、算力、開源、人才、立法、安全、應用生態等
明確時間節點
2027年（70%普及）→2030年（90%普及）→2035年（智能社會）
這不是抽象概念的排列組合，而是一次全景式的系統施工圖：
具體到場景、組織形態、用戶體驗，甚至企業的產品架構和運營邏輯。
比如：
支持構建智能原生企業，也就是從組織結構到產品設計，天生以AI為底座運轉；
推動MaaS（模型即服務）、AaaS（智能體即服務），讓AI真正變成企業服務的“入口”；
在教育領域落地“智能學伴”“AI教師”等新范式，實現真正的大規模因材施教；
把AI嵌入政務、應急、生態治理等關鍵系統工程；
搭建起從立法到風險預警的完整AI治理機制。
可以說：
六大方向，就是國家在AI時代的“系統升級說明書”，目標不再是“讓AI更強”，而是：
如何改寫我們的社會運行邏輯，讓AI成為核心支撐。
六大方向：AI如何全面嵌入國家系統
《意見》提出的六大行動，本質上是國家系統適配 AI 的 “施工圖紙”。它不再討論 “AI 能做什么”，而是明確 “我們要怎么調整產業、民生、治理的邏輯，讓 AI 成為核心支撐”。
（一）“人工智能 +” 科學技術：讓科研從 “經驗驅動” 轉向 “智能驅動”
過去，科研人員面臨數據處理繁瑣、試錯成本高、跨學科協作難等問題，這種 “靠人力堆效率” 的模式，將被 AI 徹底改變。
《意見》提出建設應用科學大模型、推動科研平臺智能化升級，本質是給科研體系裝 “智能引擎”，實現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社科研究的全流程效率提升，讓科研邏輯從 “經驗主導” 轉向 “智能驅動”。
（二）“人工智能 +” 產業發展：從 “用 AI” 到 “AI 原生” 的產業革命
這部分最核心的信號，是《意見》首次明確提出 “培育智能原生企業”。什么是 “智能原生”？不是 “給傳統企業裝個 AI 插件”，而是組織架構、流程設計、產品形態從誕生起就默認 AI 為底層。
在工業領域，“全要素智能化” 不再是 “機器人替代人工” 的簡單升級，而是設計、生產、服務全環節的智能聯動：AI 實時監測設備數據預警故障，工業軟件自動優化生產參數，供應鏈系統動態匹配供需：這是工業體系的 “智能重構”。
農業領域則是 “數智化轉型” 的落地：智能農機精準播種、無人機 AI 識別病蟲害、育種大模型加速良種培育，讓農民從 “看天吃飯” 變成 “靠數據種地”。
（三）“人工智能 +” 消費提質：從 “智能產品” 到 “全場景智能交互”
《意見》的布局遠不止 “智能單品”，而是要推動 “新一代終端生態”：眼鏡、穿戴設備、汽車、家居、辦公系統不再是孤立的 “智能單品”，而是能協同交互的 “智能環境”，實現 “萬物智聯” 的真實落地，完成消費領域的 “系統級升級”。
（四）“人工智能 +” 民生福祉：AI 不是 “替代人”，而是 “成全人”
《意見》對民生的布局，始終圍繞 “人” 的需求展開。在高危行業，AI 機器人代替人工從事高風險作業，是讓工人遠離危險；在教育領域，“智能學伴”“AI 教師” 通過個性化學習計劃實現 “大規模因材施教”，是讓優質資源觸達更多群體；在醫療和養老領域，智能設備監測體征、輔助診療、預警風險，是讓民生服務更有溫度、更精準。
（五）“人工智能 +” 治理能力：讓城市和社會 “會思考、能自愈”
《意見》給出的 “社會治理人機共生” 圖景，核心是讓 AI 融入城市運行：智能交通系統動態調節信號燈，政務智能辦理機提升辦事效率，生態監測 AI 追蹤環境變化：這不是 “技術點綴”，而是治理體系的 “智能重構”。
在安全治理和生態保護上，AI 的作用更關鍵：安全生產監管識別違規操作，防災減災提前預警災害，國土空間規劃優化資源利用：讓社會治理從 “被動應對” 轉向 “主動預防”，這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路徑。
（六）“人工智能 +” 全球合作：中國 AI 不是 “技術壁壘”，而是 “公共產品”
不同于某些國家的 “技術封鎖”，《意見》明確提出 “將 AI 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建設 AI 能力，分享開源技術，彌合 “智能鴻溝”。同時，中國支持聯合國主導 AI 全球治理，與各國共同制定倫理準則、安全標準，以科技擔當推動全球智能時代的 “共贏邏輯”。
八大支撐：為國家系統升級筑牢 “基礎設施”
如果說六大行動是 “施工圖紙”，八大支撐就是 “建材與工具”。
《意見》用整整一章明確這些 “基礎設施”，正是為了避免 AI 發展 “空中樓閣”。
（一）提升模型基礎能力：讓 AI“更聰明、更可靠”
針對當前部分 AI 模型 “只會答題不會解決復雜問題” 的現狀，《意見》提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建立模型評估體系，讓 AI 能處理工業故障診斷、醫療疑難雜癥等 “硬任務”，擺脫 “聊天助手” 的局限。
（二）加強數據供給創新：給 AI “喂飽優質糧食”
AI 發展離不開數據，但 “數據孤島”“數據安全” 是老大難問題。《意見》通過完善數據產權制度、培育數據服務產業，推動數據合法合規流動，讓企業和科研人員能安全獲取高質量數據，為 AI 發展提供 “源頭活水”。
（三）強化智能算力統籌：解決 AI “算力卡脖子”
針對 AI 發展中 “算力不足” 的制約，《意見》支持 AI 芯片攻堅、優化智算資源布局，建強 “算力底座”，讓企業和科研機構能便捷獲得算力支持，不再因 “算不起、用不上” 耽誤發展。
（四）優化應用發展環境：讓 AI 技術 “落地不踩坑”
為解決企業 AI 落地 “技術與場景不匹配、試錯成本高” 的問題，《意見》提出建設國家 AI 應用中試基地，搭建技術與市場的 “橋梁”，同時通過場景激勵政策，為率先落地 AI 的領域提供支持，加速技術落地。
（五）促進開源生態繁榮：讓 AI 發展 “眾人拾柴”
開源是 AI 技術快速迭代的核心動力。《意見》支持建設國內開源社區，建立開源貢獻激勵機制，讓更多開發者參與開源建設，避免我國在 AI 底層技術上 “受制于人”。
（六）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解決 AI “缺人” 的根本
針對 AI 人才缺口大、復合型人才少的問題，《意見》提出 “全學段 AI 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構建完整的 AI 人才培養鏈條，同時完善人才評價體系，打破 “唯學歷論”，讓企業 AI 人才憑項目成果獲得認可。
（七）強化政策法規保障：給 AI 劃清 “安全紅線”
為避免 AI “野蠻生長”，《意見》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安全管理條例》，明確 AI 應用安全評估要求，規范 AI 倫理，比如要求醫療 AI 不得替代醫生做最終診斷，讓 AI 始終在 “服務人” 的框架內發展。
（八）提升安全能力水平：防范 AI “潛在風險”
針對 AI “算法黑箱”“惡意攻擊” 等風險，《意見》建立 “AI 風險預警平臺”，實時監測 AI 應用安全狀況，同時制定應急響應預案，確保出現安全事件時能快速處置，減少損失。
這事跟你有什么關系？
如果你是科技從業者、企業負責人、產品規劃者或者研究者，看到這份文件時，最該問自己的一句話是：
“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是不是政策正在啟動的任務之一？”
這不等于“轉向To G”，而是要看清楚：
哪些賽道即將被納入重點資源；
哪些組織架構將成為“示范模式”；
哪些系統能力（如智能體部署、Agent交互閉環、開源貢獻）會成為新的基本門檻。
尤其是以下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從“嘗試AI”到“默認AI”
越來越多行業將不再問“能不能用AI”，而是默認 AI 是核心組件。組織是否“AI原生”，將成為評價標簽
不只是用不用AI，而是組織運行方式是否能嵌入智能體、支撐自動進化。算力 / 模型 / 數據 / 應用，將由私有能力走向公共底座
包括支持開源、建設數據平臺、服務中試基地等，這些方向將迎來政策支持與基礎建設落地。
說到底，《國務院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這份文件，沒有在講“AI有多強”，而是在講：
我們必須怎么組織國家資源、社會結構和產業邏輯，來適配一個AI成為主力工具的時代。
這不是某個風口的命名儀式，而是一場操作系統級的組織重寫。
未來已來，它不在熱搜的頭條上，而在這份 “國發 11 號” 文件的字里行間。
讀懂這場國家系統升級的信號，才能在智能時代找準自己的位置，不被時代落下。
點「在看」，給前前加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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