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骨頭”為什么硬得起來？

咱們來比對一下民國時期教師的工資情況。1927 年頒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表明，大學教員的月薪標準為：教授 600 元 - 400 元，副教授 400 元 - 260 元，講師 260 元 - 160 元，助教 160 元 - 100 元 。教授的最高月薪可達 600 元，幾乎和國民政府部長的待遇不相上下。
20 世紀 30 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 220 元、120 元、30 元，而同一時期上海普通工人的月薪大約是 15 元，大學教授的月薪竟是普通工人的 20 倍還多，其收入之高不言而喻。經考證，當時像魯迅、胡適、陳獨秀這些知名教授，月薪有 500 元銀洋，此外還有大量的稿費、演講費等，換算成現在的人民幣可達 4 萬多元，也就是年薪 50 萬以上。
我們熟悉的魯迅先生，可不是窮困潦倒之人，而是實實在在的高富帥。據魯迅研究者計算，他一生所有的工資、稿費、演講費加起來，按現在的物價折算，購買力大約相當于 1995 年的人民幣 400 萬元，要是折合到當下，估計不少于 4 千萬。人家憑借腦力勞動就成為了千萬富豪。當時北京城里一套四合院價格如何呢？大概 1000 - 2000 現大洋，還不到這些大咖們一年的收入。1924 年，魯迅花一千大洋就買下了阜成門的一套四合院，即便如此，他還時常批評政府！王元化老先生曾回憶說：“當時的教授，對一般在國民黨當官的瞧不上眼。”社會精英尤其是海歸知識分子，更傾向于投身高校教書育人，而非進入體制內當公務員。
高收入為魯迅先生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提供了保障。在嚴峻的文化圍剿局勢下，魯迅能夠自給自足、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并樂在其中，始終堅守著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也因此，他永遠是文化人學習的楷模。
從我們小時候起，就在語文課上學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來的卻是牛奶和血。”在我們青少年的印象里，他總是穿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即便再寒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和圍巾，一年到頭都穿著一雙黑帆布面膠底鞋。頭發亂糟糟的，留得很長也不打理。聽老師講，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去大飯店吃飯，門童竟因魯迅衣著樸素而不讓他進去！許多回憶錄都提到，魯迅雖然生活節儉，卻節省下不少錢來支援革命。
“文革”時期，25 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僅沒有工資，每月僅給 15 元人民幣的最低生活費。穿著無產者的勞動服，還被戴上“資修反”的帽子。每天干著人拉犁、扛石料這樣牛馬般的重活，吃的如同豬狗食，即便如此，我這讀書人的習慣還是改不了：一到休息時間，就眼巴巴地想看書。當時只允許學習“馬恩列斯毛林江”。好在農場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給大家輪流自學的。

我作為“專政對象”，在傳閱這套“革命文獻”時，自然是排在最后。《魯迅全集》前面精彩的幾卷，比如《吶喊》《彷徨》等，都被那些問題相對較輕的人搶先拿去看了，就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等著看書的人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只有那嶄新精裝的上下兩冊《魯迅日記（1912 - 1936）》，大家翻一翻就不想看了，被扔在角落里。沒辦法，我只好在那冷冷清清的角落，自學這本冷冷清清的《魯迅日記》。
這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一千多頁，簡直就是枯燥、瑣碎、繁雜又無趣的流水賬。記得魯迅自己描述過：“我的日記……記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比如：二月二日晴，收到 A 信；B 來訪。三月三日雨，收到 C 校薪水 X 圓……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老是記不清楚，必須記筆賬，以便查看……”
百無聊賴之時我想：也罷，我本就是學數學出身的，那就來查查魯迅的賬吧。就這樣，“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這個自選研究課題開啟了。
首先我注意到，魯迅每年都會買大量的書，每年日記后面都專門附有一篇長長的“書賬”。從 1912 年 5 月魯迅到北京，到 1936 年 10 月在上海病逝，在這 24 年零 5 個月的漫長時間里，魯迅一共記錄了 25 篇書賬（每本日記一篇），共計購書 9600 冊，還有古碑、刻石、畫像等拓片 6900 張，數量相當可觀！一看那些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全是好書，其中還有許多珍貴的書籍！這實在讓我羨慕。
魯迅喜歡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也愛下館子、擺酒席，既要孝順母親，又要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雇有女工和車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還雇了兩個女傭，晚年全家常常乘出租車去看電影、兜風、赴宴……這么大的開銷，得需要多少錢呀？
中國文化人，向來因清高“恥于談錢”，或者出于隱私“忌諱談錢”。然而我在牛棚里，身無分文，才深知錢的重要性。魯迅在 1923 年曾給我們祖父母那一輩的莘莘學子做過“娜拉走后怎樣”的報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夢是美好的；否則，錢至關重要。錢這個字不好聽，或許會被高尚的君子們嘲笑，但我總覺得……錢，說得高雅些，就是經濟，是最為關鍵的。自由固然不是錢能買到的，卻可能因錢而失去。……為了避免淪為傀儡，在當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 161 頁）
那么魯迅一生到底掙了多少錢呢？沒人精確統計過，這太麻煩了！也只有我這樣的“傻瓜”，才會干這種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獲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 24 年零 5 個月，也就是 8000 多天的賬目。根據魯迅在日記中的自述，他的收入（若沒有遺漏的話）來自以下四個方面：
公務員收入
民國剛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邀，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 14 年，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
1912 年 5 - 7 月，每月津貼 60 銀圓；8 - 9 月，每月“半俸”125 銀圓；10 月后定薪俸 220 銀圓。
1913 年 2 月后薪俸 240 銀圓，12 月后僅發九成，即 216 銀圓。
1914 年 8 月薪俸增至 280 銀圓。
1916 年 3 月后又增為 300 銀圓。
1924 年 1 月（民國十三年 1 月）重繕的《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記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 銀圓。但 20 年代后教育部常拖欠工資，實際發放三分之二，平均每月大約 200 銀圓。
教學收入
“五四”之后，魯迅除了在教育部工作，還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兼職授課，時長 6 年（1920 - 1926）。1920 年 8 月，魯迅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講師，同時兼任高等師范學校（后為北京師范大學）講師，每周各授課一小時，講授《中國小說史》，月薪各 18 圓，共 36 圓大洋。魯迅兼職的其他六所學校分別是：世界語學校（1923 年起，月薪 15 圓）、女子師范學校（1923 年起，月薪 13 圓 5 角）、中國大學（1925 年，月薪 10 圓）、黎明高中（1925 年，月薪 6 圓）、大中公學（短期），還有一處“集成國際語”學校是義務授課。
但當時北京各校經常拖欠薪金。從 1921 年 4 月之后，《魯迅日記》才出現“往高師校（北京高等師范）取薪水”的記錄，9 月之后才有“往（北京）大學取薪水”的記錄。1921 年《魯迅日記》記載收入講課費 52 圓（并非全部）；1922 年日記缺失；1923 年《魯迅日記》記載收入講課費 129 圓；1924 年《魯迅日記》記載收入講課費 8085 圓；1925 年《魯迅日記》記載收入講課費 7283 圓。期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周，獲得講學費 300 圓大洋。

1924 年是魯迅經濟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在他的年收入構成中，首次出現本職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業余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占 59%，超過一半；而本職收入僅占 41%，不到一半。
1926 年 8 月，魯迅離開北京前往廈門大學，經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國幣 400 圓；1927 年 2 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國幣 500 圓。
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
從 1927 年 12 月到 1931 年 12 月，整整 4 年零 1 個月，經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月薪 300 圓大洋（1929 年 1 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教育部編譯費”，實際上是一回事）。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長達 49 個月，從未拖欠，共計 14700 圓大洋，折合黃金 490 兩。
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 - 1908 年，魯迅有《人之歷史》等多篇論文在東京《河南》雜志發表，稿酬約為千字 2 銀圓大洋，共得約 100 銀圓；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也獲得了約 200 銀圓的稿酬，主要用于補貼家用。
但 1918 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詩歌、論文、雜感，都是無償奉獻（詳見下文）。直到 1923 年，他的日記里才開始有稿酬收入的記錄。
后期魯迅在上海（除領取大學院津貼外）主要靠“賣文為生”，也就是作為自由職業者，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生活。一開始，北新書局每月支付給魯迅的版稅是國幣 100 圓，《奔流》雜志編輯費 100 圓；他在報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 5 - 15 圓，魯迅每月收入至少 500 圓，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不少。然而，北新書局經理克扣了大量版稅，1929 年 8 月魯迅找律師與之談判，維護了自己的著作權，索回 2 萬多圓應得版稅，折合 2009 年人民幣 140 多萬元（詳見后文）。
到 1932 年“大學院”津貼取消后，版稅和稿酬成為魯迅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我統計得出：1912 年春至 1926 年夏魯迅在北京期間，共收入銀洋大約 41000 圓（其中 1922 年日記殘缺，為估計數），月平均 245 圓；1926 年夏至 1927 年秋，魯迅在廈門和廣州期間整一年，共收入教學費國幣 5000 圓，月平均 417 圓；1927 年秋至 1936 年，在上海期間，他共收入國幣（法幣）75278 圓 4 角 1 分，月平均 697 圓。
魯迅時代銀圓（銀洋或國幣兌換券）的購買力：
從 1912 年到 1936 年，國內物價基本穩定，波動較小。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購買力計算：
1901 年銀洋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73 元，2009 年人民幣 146 元；
1912 年銀洋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50 元，2009 年人民幣 100 元；
1921 年銀洋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44 元，2009 年人民幣 88 元；
1925 年銀洋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38 元，2009 年人民幣 76 元；
1930 年國幣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35 元，2009 年人民幣 70 元；
1936 年法幣 1 圓約合 1995 年人民幣 30 元，2009 年人民幣 60 元。
魯迅 24 年間收入的銀圓，相當于如今多少錢？
那么，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魯迅 24 年間的收入相當于今天多少人民幣呢？根據歷史資料換算，1912 年 1 圓銀洋約合人民幣 1995 年 50 元、2009 年 100 元，1927 年 1 圓國幣約合人民幣 1995 年 35 元、2009 年 70 元；1936 年 1 圓法幣約合人民幣 1995 年 30 元、2009 年 60 元。由此可以算出魯迅歷年收入對日常生活用品的實際購買力，給出一個較為真實的描述。
也就是說：
魯迅前期（北京時期）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 年的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164 萬元、2009 年 328 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9000 多元、2009 年人民幣近 2 萬元。
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 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17.5 萬元、2009 年 35 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1.4 萬多元、2009 年 3 萬元。
后期（上海時期）完全以自由撰稿人身份，9 年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226 萬元、2009 年 452 萬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2 萬元、2009 年 4 萬元左右。
若不算 1922 年的收入（日記缺失），則 23 年間共收入 1198733 圓，相當于 1995 年人民幣 408 萬元、2009 年 816 萬元以上。
從公務員轉變為自由撰稿人，他完全憑借自己的能力掙到了足夠的錢，超越了“官”的權勢，擺脫了“商”的束縛。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
錢，是他堅持“韌性戰斗”的經濟基礎。
魯迅的收入，除了足夠維持全家（包括母親等）中等水平的生活費用外，還有剩余；他為了寫作、譯述、教學、研究等購置的圖書多達 16 萬多冊（幅），24 年間共計花費 13 萬多銀圓，相當于 1995 年 45 多萬元、2009 年 90 多萬元人民幣，約占其總收入的九分之一。然而，即便擁有這么多財富，他始終不為金錢所左右，始終保持著勤儉奮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賬目，這才看明白：脫離了錢去談魯迅，就不是完整、真實的魯迅。

在那無數個于牛棚度過的夜晚，燈光昏暗如豆，我對著 1000 多頁滿是密密麻麻銀錢賬目的算草，細細探尋著魯迅與錢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后來，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與 90 年代，我又依據《魯迅日記》及相關資料，兩次進行反復的驗算與核實，最終得出了大致精確的數據。
令人欣慰的是，憑借腦力勞動，魯迅的總收入折合成 1995 年人民幣相當于 408 萬元，到 2009 年更是在 816 萬元以上，當之無愧地成為了 “中間階層”，也就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完全擔得起這份所得。
自 “而立之年” 起往后的 24 年，魯迅平均每年的收入，換算到 2009 年約為人民幣 34 萬元，每月大致在 2 萬 - 4 萬元之間。這般收入，為他在北京的四合院與上海的石庫門樓房，營造了良好的寫作環境。
魯迅在北京居住的四合院（據記載，1924 年他花費一千大洋購得阜成門的一套四合院），在上海住的小洋樓，倘若放在當下，那可都是價值上億的豪宅。
在殘酷的文化圍剿局面下，魯迅始終能夠做到自食其力，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享受其中的樂趣，堅守著自由思考與獨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永遠都是文化人心中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