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溥儀在蘇聯被俘后的5年監禁生活揭秘！

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攻入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國地區，日本的潰敗已成定局。

緊接著在六天之后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美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隨即下令：停止太平洋戰場上的一切對日作戰。

8月19日的凌晨，溥儀一行九人乘坐著小型飛機從長春抵達沈陽機場，他們準備在這里乘坐大型飛機去日本。

可就在飛機落地的那一刻，蘇聯紅軍占領了機場，溥儀一行人等隨即被蘇軍俘虜。

隨后，溥儀等人還被送到了蘇聯，開始了長達五年的俘虜生活。

我們現在把時間線拉回到十天前，詳細還原溥儀被俘的全過程。

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攻入中國東北，次日，溥儀得知日本軍隊準備退守偽滿洲國南部。

溥儀本人也將被從長春緊急轉移至中朝的邊境城市—通化。

于是溥儀開始收拾金銀細軟，他親自監督著將珍貴文物裝箱，共有五十七只大木箱備用。

隨后他更是銷毀了部分絕密文件，還有十四年以來所寫的一些日記，以及在不同場合下拍攝的家庭紀錄片。

焚燒膠片和日記的進程非常緩慢，直到正午時也只處理了近1/3。

8月11日的晚上，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吉岡安直催促著溥儀趕緊動身。

此時，溥儀的兄妹和侄子等都早已被送往了火車站，只剩下了他和皇后婉容，以及福貴人李玉琴三人。

他們在火車里顛簸了近三天，最初想著是取道沈陽，后又為躲避蘇聯空襲，決定改行吉林至梅河口的線路。

由于倉皇出逃，沒有備足干糧，所以他們一路上只吃了兩餐，饑腸轆轆餓得不行！

8月13日，他們住進了通化縣大栗子溝煤礦的日本礦長家中。

那里與朝鮮隔江相望，隨后吉岡安直將日本投降，但仍然保留天皇的消息告訴了溥儀。

溥儀聽后雙膝跪地并磕了幾個響頭后說道：“感謝上天，天皇一切安然無恙”。

但吉岡安直接著又告訴溥儀，他必須在幾天后抵達沈陽機場，然后乘飛機前往日本本土。

再說日本這邊，盡管日本天皇早已經宣布了投降，但日本關東軍卻仍在負隅頑抗，到了8月16日，日本的軍隊的個別部隊甚至還轉入了“反攻”。

為迅速地占領“偽滿洲國”的重要城市，蘇軍紅軍指揮部決定大規模地使用空中力量來殲敵。

8月19日凌晨，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向普里圖拉將軍下達了動用空軍的決定。

準備攻下沈陽城內的一切重要設施，以此逼日軍司令部宣布無條件徹底投降，并找到溥儀。

就在一小時后，普里圖拉將軍與副官趕到了機場，那里早已有225名的空降兵待命，攻占沈陽的重要任務也落在了這些將士的身上。

按照計劃，他們將在日軍控制的沈陽機場內降落。

數十架蘇軍飛機朝著沈陽城飛去，當時的形勢要求空降部隊要采取最果敢的措施來執行。

執行此次任務的蘇軍飛行員個個都經驗豐富，飛機上的炸彈艙也裝的滿滿的，他們將向沈陽的軍事工業重地發動毀滅性打擊！

在飛越一座山頭時，戰機卻遭遇了雷雨，指揮部于是決定提前降落并加油，再增加多幾架戰機，等雷雨過后再繼續前進。

隨后，蘇軍飛機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就抵達了沈陽上空。

飛機并未減速并徑直地降落，從駕駛艙里往下看，日本炮兵忙作一團，卻一直都沒有開炮。

也許是因為蘇軍的動作太過于神速，日軍來不及反應，又或者是害怕蘇軍扔下炸彈來予以還擊。

蘇聯紅軍迅速地解除了機場守衛日軍的武裝并包圍了機場，僅有四名日本飛行員僥幸逃脫。

他們當時離飛機不遠，一見情況不妙便迅速地爬上飛機升空逃離，隨后，這幾架飛機似乎約好了一樣，同時墜毀落地。

當時，機場大樓里走出來了一位身穿日軍軍服的銀發男人，隨后他找到普里圖拉將軍后自我介紹地說道：

“將軍閣下，我是俄羅斯移民，現在是機場的衛隊長，我向您報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及其仆從此時正在政府候機廳里”。

當蘇聯紅軍士兵聞訊趕到擺放著軟椅和沙發的政府候機廳時，那里正坐著20多個人，桌上放有果汁，威士忌和啤酒，但誰都無心暢飲。

他們在看到突然出現的蘇軍士兵后，全部都被嚇得澀澀發抖，還趕緊站了起來，只有溥儀一人一直坐著。

最終，溥儀將尚未喝完的水放在了桌子上，也站了起來。

這時候，普里圖拉將軍走進了大廳中央，并且大聲說道：“我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要求諸位投降，請交出武器”。

話音剛落，“偽滿洲國”的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便交出了武器，溥儀最后一個走到沙發前，他掀開了靠墊，取出了一把相當精致的手槍。

溥儀在手上還把玩了片刻，便將它扔到了武器堆里。

普里圖拉將軍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溥儀當時似乎閃過自殺的念頭，我不知道他為何突然改變了主意，他肯定意識到一切都完了，政治、精神和身體也都被摧毀了！

溥儀神經質地扯著夾克衫的紐扣，過了好久后，才用驚惶的語調詢問著他是否能保全性命。

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溥儀平靜了下來，開始仔細地回答著問題。

他介紹了在場的每位內閣成員，并說出了“為滿洲政府”文件的藏匿之處，以及沈陽衛戍部隊的人數。

溥儀還簡要地介紹了日軍司令部和“偽軍”的最新情況，更對蘇軍情報部門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作了一一的答復。

在溥儀的幫助下，蘇軍發現了日軍的細菌武器庫，這些細菌武器一旦流出，后果不堪設想。

關于溥儀被捕一事，除了以上這種說法，同時還有另一種說法：“那就是湊巧被蘇軍撞上”。

曾于1945年到1946年擔任沈陽衛戍司令的俄羅斯退役少將安德烈·科夫通·斯坦克維奇曾在自己的日記里回憶道：

“當我們的飛機在沈陽機場降落后，我們并不知道溥儀正在那里，他大概是想飛往日本，我們在機場發現了一架已經做好起飛準備的飛機。

這很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位身穿軍服的清瘦男子朝飛機走去，我們截住了他，通過盤查后我們才知道他是溥儀。

于是我下令將他逮捕，還通過翻譯與他交談，并且不動聲色地將他逼到了蘇軍飛機的跟前，然后禮貌地解除了他的武裝，并將他押上飛機前往赤塔，這一切都發生得如此突然”。

當然，以上兩種溥儀如何被俘的說法有歷史學家也表示出了一定的異議，他們認為：

這一切并非這么簡單，真相是蘇聯與日本達成了某項秘密協議，溥儀疑似是被日本人暗中出賣了。

日本人以溥儀為籌碼，跟蘇聯做了私下交易，所以他們才莫名其妙地讓溥儀去了沈陽。

在通化時，他完全可以迅速地逃往朝鮮，再趕往日本，而不必坐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到沈陽，讓蘇聯人甕中抓鱉。

還有一個疑點便是，蘇聯空軍雖然具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但卻沒有向溥儀所乘坐的飛機立即發起進攻。

最后溥儀的飛機與蘇軍飛機幾乎是同時地在沈陽機場降落，而蘇軍部隊顯然是知道溥儀此時正在沈陽。

在被捕的第二天，溥儀與隨從便被送往了外貝加爾方面軍位于赤塔的司令部。

在那里，蘇軍正式向溥儀出示了逮捕令。

溥儀在赤塔呆了半個月后，然后就被押往至哈巴羅夫斯克，與他同被關押在那里的還有日本的一百四十二名將軍和兩名海軍上將。

溥儀也是首批被押往蘇聯的“偽滿洲國”戰犯。

根據1945年8月23日的第9896號密令：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和朝鮮俘虜的所有日軍戰俘，都被送往了蘇聯服刑。

當時的日軍戰俘共計639635人，根據當時負責情報工作的蘇共中央委員貝利亞的指令：所有日軍戰俘都在遠東和西伯利亞充當勞工。

工作內容就是建設著名的“貝加爾—阿穆爾鐵路”以及砍伐木材、采掘煤礦等等。

但溥儀與他的隨從則相當幸運，蘇共中央委員貝利亞在1945年8月22日呈給斯大林的報告中這樣描述著溥儀的服刑：

“他們被關押在條件良好的囚室中，墻外有專門挑選的士兵把守，內部由戰俘事務管理局的工作人員看守”。

每一間囚室里都有竊聽裝置，情報人員在一個專門的房間內翻譯竊聽到的談話內容，并記錄下來。

溥儀在那里度過了五年的鐵窗生涯，后來他被移交給了新中國的政府，隨后離開了蘇聯。

后來，溥儀一直在撫順的“戰犯管理所”里接受著改造，一直到1959年被特赦出獄，最終在1967年因癌癥不治去世。

溥儀在蘇聯被囚禁時，一個叫格奧爾基·佩爾米亞科夫的人擔任溥儀的翻譯工作，根據他的回憶：

“溥儀在蘇聯當俘虜的時候，曾多次給斯大林寫信，想永遠留在蘇聯”。

下面是這位俄語翻譯的具體回憶：

（自述）“溥儀的頭發濃密，戴著黑框眼鏡，他會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在當俘虜的五年間，他天天都在普通練習本上寫日記，我現在就收藏著幾本他的日記。

在1945年的八月，溥儀在沈陽機場被捕后被押往哈巴羅夫斯克，他需要一名翻譯，于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的少校亞澤夫便找到了我，請我去哈巴羅夫斯克擔任高級翻譯，并答應分給我住房。

當時我并不知道是給溥儀當翻譯，在1945年11月，我來到哈巴羅夫斯克的第45號收容所，杰尼索夫上校把我叫了過去，并且問我中文是否相當好。

我回答一般，隨后他神秘的告訴我，隔墻關的是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我吃驚的說不會吧，他最后說你去和他認識一下，告訴他你是派給他的翻譯人員，順便問問他有什么要求？

我穿過走廊走進囚室，房間很大，窗臺上放著幾盆花，旁邊擺著三張士兵床，雖然他曾是中國的皇帝，但如今卻是俘虜，所以并不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一位身材較高的中國人從角落里站了起來，向我伸出手，用生硬的俄語說道您好，我就這樣與溥儀相識了。

我既是溥儀的翻譯，也是他的俄語老師，他有了學俄語的念頭，并且學的還不錯，他似乎有很高的語言天賦。

到了1946年的八月，我們將溥儀送至了日本的東京，并讓他作為證人，隨后在遠東的軍事法庭上作證。

我是翻譯組的一員，在審訊過程中，一些事情真相大白，也因此差點要了他的命。

人們一直以為，他是被逼接受“偽滿洲國”皇帝之位的，但中方證人卻指出他是自愿充當傀儡的，他們還出示了當時溥儀寫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親筆信。

在信中，溥儀感謝著日本方面對他的信任，還聲稱日方要他來當滿洲的“皇帝”，是正確而明智的選擇，并表示要死心塌地效忠天皇。

為了掩蓋這一事實，溥儀當庭發誓稱，這封信是偽造的。

中國人要求進行筆跡鑒定，結果證明這封信的確就是溥儀所寫，這也意味著他將和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一樣被處以極刑。

然而對于蘇聯代表團而言，溥儀是個相當重要的證人，他的口供對于蘇聯的情報工作幫助極大，所以我們竭盡全力保住他的生命。

我們與中方商量，最后決定不予公布筆跡鑒定的結果。

溥儀其實不想回到中國，他還曾多次給斯大林同志寫信，感謝蘇聯對他的照顧與支持，他甚至表示愿意留在蘇聯學習社會主義，并且加入蘇聯共產黨。

他還愿意將隨身攜帶的所有的存款和珍寶文物捐出，以支援蘇聯經濟的復興。

可是到了1950年這一年，斯大林同志還是決定了，要將溥儀歸還給中國，讓毛澤東主席來處置溥儀。

溥儀知道斯大林的決定后相當地失望，他曾在回國途中上吊自殺，后被士兵及時發現而救下了性命”。（自述完畢）

接下來，回到中國后的待遇是溥儀萬萬沒想到的，毛澤東主席并沒有傷害他，反而在后來還赦免了他。

溥儀經過再教育后，先被安排在了北京植物園工作。

一年后，溥儀又被調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資料專員”，同時還擔任了第四屆全國政協的政協委員。

從清朝的末代皇帝到平民，再由平民到“偽滿洲國皇帝”，最終又變回平民。

溥儀的一生充滿著“無奈”，他不僅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個人悲哀的承載者，對于這樣的一位人物，我們要客觀地去評價，同時從中吸取教訓以啟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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