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波斯紋樣遇上東方瑞獸：竇師綸與陵陽公樣傳奇

作者 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 作者 朱紫璇公元621年，竇師綸踏上了前往蜀地益州的道路。他的新頭銜是“大使”，肩負著為初生的唐王朝監制輿服器物的重任。此時的他或許并未意識到，這段旅程將催生大唐絲綢藝術史上的一顆明珠——陵陽公樣。

從皇親貴胄到陵陽公

竇師綸（593～671年）的一生從一開始就深深嵌入了初唐政治與文化的核心圈層。隋開皇十三年（593年），他生于扶風竇氏家族?！缎绿茣ぴ紫嗍老当怼酚涊d，竇氏自稱東漢名臣竇章之后，因避難流亡于鮮卑拓跋部，改姓紇豆陵氏。這個源自鮮卑紇豆陵氏的世家，在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中改姓竇，以軍功起家，從此融入中原士族之列，在北魏至隋唐的亂世中始終立于權力核心。

竇師綸的祖父竇榮定是隋朝左武衛大將軍，祖母更是隋文帝楊堅的姐姐安成長公主。這層皇親國戚的身份，讓竇家在隋代便躋身頂級權貴圈層。其父竇抗則為唐高祖李淵的至交，自幼與李淵情誼深厚，晉陽起兵時，他毅然率領家族子弟投奔李淵。竇師綸也隨父投身軍旅，起兵途中，李淵第五子李智云被隋軍捕獲殺害。當眾人畏禍避嫌時，竇師綸冒著生命危險收殮遺骸并將其秘密安葬。這一義舉感動了李淵，正如他詔竇師綸言“汝收我愛子，還冝事我愛兒”。這份忠義，讓竇氏獲得超越軍功的信任。竇抗也成為唐朝開國元勛，官至宰相。因此，后世有曰：“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此?！?/strong>

竇師綸自幼便成長于這樣一個坐擁頂級政治資源與工藝營造的門閥之中。而在竇氏家族中，美學似乎是一種家族基因的傳承。竇師綸的父親竇抗為隋朝幽州總管時，曾“創造五層大木塔，飾以金碧，扃舍利于其下”，到唐武德元年（618年）時擔任將作大匠。他的堂叔竇璡，曾在貞觀初年擔任將作大匠，修繕洛陽宮時“崇飾雕麗”。就連竇師綸身為襄陽公主駙馬的三哥竇誕也曾因“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放眼歷史，一個家族有這么多成員參與國家重大文物的建設，除了清代“樣式雷”家族外，恐怕再難找到能與之匹敵的了。

竇師綸所處的初唐，是一個宗教與政治交織的時代。李淵登基后頒布《先老后釋詔》，將道教置于儒教、佛教之上，在這樣的氛圍中，竇氏作為與皇室休戚與共的外戚，自然順應了皇室的宗教選擇而信奉道教。竇師綸也被李淵親口稱贊：“知汝少好長生之道，仙經有陵陽子，今因汝功封陵陽郡開國公，旌所好也?！绷觋柟姆馓柧偷糜诖?，這也為之后陵陽公樣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蜀都重任 結緣蜀錦

竇師綸出身士族，又從小接受工藝美學的熏陶，因此對工藝美學有著敏銳的感知。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記載他“性巧絕，草創之際，乘輿皆缺，敕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這也是竇師綸命運真正的轉折點。

唐王朝于武德三年（620年）在益州設行臺尚書省，由同為扶風竇氏的竇軌出任左仆射要職，為益州地區的最高長官，相當于現代的省長之職。竇師綸極有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到達了益州，加上其善巧思的過人本領，被任命為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如藤蔓般堅固的關系網也為竇師綸制造與推行陵陽公樣創造了條件。

武德四年（621），竇師綸以大使身份赴蜀地，掌管重新設計新王朝所用服物制度等方面的工作，這個看似臨時的任命，卻讓他與蜀錦結下了不解之緣。這里是當時中國的絲綢生產中心，蜀錦以“章彩奇麗”聞名天下。當時的益州，匯聚了來自各地的能工巧匠，保留著從三國時期延續下來的織錦傳統。任職期間，他不僅負責皇家輿服器械的制作，更有機會深入接觸蜀錦的織造工藝。

同時，絲綢之路這條橫跨歐亞大陸的貿易通道，在唐代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益州作為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聯珠紋、對獸紋等異域圖案在當地絲綢制品中屢見不鮮，為竇師綸提供了獨特的設計靈感。

絲路靈感：竇師綸的巧思三改

陵陽公樣的出現，并非偶然的工藝創新，而是在胡漢交融、四海來朝的時代中孕育而生。

唐朝皇室本身就帶著“混血”基因，隋煬帝、唐高祖的母親都是少數民族拓跋鮮卑的孤獨氏，唐太宗的母親也來自鮮卑族。這種血緣的交融，讓整個王朝對異族文化少了排斥，多了接納。胡旋舞、馬球風靡一時，窄袖胡帽成了時尚，裝飾紋樣里自然也多了些異族風情。這種民族大融合，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視野。

織錦技術也恰好迎來突破，斜紋緯錦和花樓織機的應用，使得絲綢花紋更加復雜多樣，色彩也更加華麗多彩。

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帶來中亞、西亞文化的深度交融。波斯的織錦、中亞的紋樣順著商路涌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又沿著同一條路遠銷羅馬、印度。開放的環境使得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藝術風格、紋樣題材大規模傳入中原。

其中就有兩種關鍵的外來紋樣沿著絲綢之路進入中原，成為陵陽公樣最重要的靈感來源。

波斯薩珊王朝（今伊朗一帶）的聯珠紋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紋樣之一。聯珠紋是波斯薩珊王朝最具標志性的紋樣，通常以20顆圓珠串聯成聯珠環，作為骨架，象征一種星象學層面的神圣之光。環內填充的一般都是動物紋樣，如豬頭、大鳥和狩獵騎士，它們帶有明顯的異域風格，造型古拙，雄健威猛。

波斯薩珊王朝聯珠紋豬頭紋錦

此外，還有中亞粟特地區（今烏茲別克斯坦一帶）的粟特錦。其圖案一類以變形聯珠紋或花卉作團窠環，填充獅、鹿、含綬鳥等動物紋，外飾稚拙的十樣花；另一類則無團窠。色彩分為以青、綠、黃為主的冷色系列和以紅、黃、藏青為主的暖色系列。

粟特錦

在這樣的背景下，陵陽公樣的出現，成了水到渠成的事。竇師綸在設計時，沒有生硬地照搬這些紋樣，而是對其進行了三重改造。

聯珠雙龍紋

首先是結構優化，將原本比較生硬、異域感強的單層聯珠環，創新為雙層聯珠環，淡化了波斯聯珠環原有的星象學或宗教神圣寓意，增強了層次感和裝飾性，使其主要作為一種美觀、規整的裝飾框架存在，更符合中國人的實用審美。

團窠對羊紋錦

??其次是題材創新，將窠內的單只動物改為成對的瑞獸，形成對雉、對鹿等對稱構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綸創“對雉、斗羊、翔鳳、游麟”，皆為中國傳統吉獸。這些成雙成對出現的瑞獸，不僅營造出強烈的平衡、和諧、圓滿的視覺感受，更契合了中國人“好事成雙”“圓滿和諧”的吉祥觀念。

團窠卷草對鹿紋錦

三是環飾升級??，將單純的聯珠環進一步本土化，在團窠外圍添加花卉、卷草等輔助紋樣，形成主次分明的視覺秩序。這種結構創新，使紋樣整體更加圓潤、繁茂、富麗，充滿生機，既保留了西域紋樣的異域風情，又符合中國人“花團錦簇”的審美取向。

竇師綸就這樣用波斯的“環”裝中原的“獸”，用中亞的“紋”搭中國的“意”， 最終造出一種全新的紋樣，迅速風靡蜀地。由于其官封“陵陽公”，因此將此類紋樣稱之為“陵陽公樣”。

環中萬象：陵陽公樣的樣式流變

陵陽公樣最根本的結構特征，是采用了“團窠紋”的骨架。所謂“團窠紋”，可以理解為一種圓形或近圓形的獨立裝飾單元，像一個個“花團”或“徽章”一樣，在織物或器物表面進行規律性排列。

一個標準的陵陽公樣團窠紋主要由兩大核心部分組成。一是外圈框架，即團窠環，這是界定圖案單元邊界、構成視覺核心的環形邊框。二是中心內容，即主題紋樣，它位于團窠環中心，是視覺焦點的核心圖案，通常是成對的祥禽瑞獸。這種“外框+中心”的結構，既滿足了裝飾的秩序感，又能表現華麗繁復的內容。根據團窠環形式的不同，陵陽公樣發展出三種主要且具有時代演變關系的樣式。

·早期樣式：聯珠團窠動物紋

聯珠對獸對鳥紋錦

唐代對馬紋錦

聯珠團窠動物紋是陵陽公樣的初始形態，直接反映了其對中亞、西亞，特別是波斯薩珊王朝的絲綢圖案的吸收。主要由20顆左右小圓珠串聯成閉合圓形邊框，環內是成對的或單個的動物紋樣。

不過，這種樣式外來風格非常強烈，造型相對規整但略顯單調，主要流行于初唐時期。由于其異域特征過于突出，難以融入唐代追求更本土化、更華麗飽滿的審美趨勢，到盛唐初期就很少用在官服上了。

武德四年（621年）高級官員常服上的“異文”圖案，很可能指的就是這種早期的聯珠團窠動物紋。因使用時間短，被德宗朝人蘇冕在《會要》中冠以“異文”之名。

·主流樣式：花環團窠動物紋

隨著時代發展和審美需求的變化，陵陽公樣逐漸本土化，其主流樣式演變為花環團窠動物紋。這種樣式完美契合了盛唐的自信、開放與富麗堂皇。

卷草鴛鴦紋錦

中窠蕾花立鳥紋印花絹

花環團窠動物紋用繁復的花卉、卷草或唐草紋取代了早期的聯珠環。花環不再是單調的圓珠，而是由盛開的花朵、纏繞的藤蔓、飽滿的花蕾等元素交織盤繞而成，形成一個極其華麗、富有生命力的環形邊框。花環的來源可能是波斯的花瓣環，但在中國，它更多地被理解為由本土的忍冬紋或卷草紋發展演變而來。卷草的枝蔓常呈現出流暢的“S”形盤繞，充滿了動感和韻律。

花環團窠內的動物紋同樣強調對稱式或中心式，但題材和風格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主要采用中國傳統的祥禽瑞獸，如獅子、麒麟、鳳凰、對龍、孔雀、仙鶴以及立鳥等，這些神獸仙禽象征著吉祥、尊貴和權力。造型也比早期的樣式更飽滿大氣，充滿了自信與活力，更具東方神韻。

“吉”字卷草葡萄立鳳紋錦殘片

“吉”字卷草葡萄立鳳紋錦（紋樣復原）

發現于敦煌藏經洞的“吉”字卷草葡萄立鳳紋錦殘片就是例子，團窠環為葡萄卷草紋，藤蔓穿插盤繞，宛轉流麗，葉瓣與果實造型豐碩，翻卷搖曳，形態自然。窠內的鳳紋殘缺較為嚴重，只有部分足、尾，但仔細觀察仍能感受到其尾羽富有動態，似是展翅欲飛。

花環團窠動物紋區別于早期樣式濃烈的異域感，與中國傳統紋樣完美融合，更契合盛唐時期浮華自信的社會審美心態。因此成為陵陽公樣的代表樣式，流行時間最長，貫穿盛唐，直至晚唐仍有余韻，影響力遠超早期的聯珠團窠紋。

·特殊變體：雙聯珠團窠紋

在聯珠團窠向花環團窠的過渡中，還出現了一種特殊形態：雙聯珠團窠紋。這種樣式采用雙層聯珠環構成，用于補充空白部分的賓花是唐草十樣花，視覺效果比單層聯珠更豐富。中心填充的主題則是非常中國化的祥瑞動物，最常見的是象征威嚴的對龍紋。

這類織物大量出土于絲綢之路沿線，西至俄羅斯境內的穆格山下的唐代遺址，東至日本奈良，中國境內則是在吐魯番、都蘭。

雙聯珠團窠對龍紋綺殘片

尤為關鍵的是，吐魯番出土的一件雙聯珠團窠對龍紋綺殘片，背面有“景云元年雙流縣折調細綾一匹”的墨書題記，證明它是初唐四川地區的產品，結合竇師綸曾在四川主持織造的經歷，這類紋樣很可能是他的設計。

雙龍唐草文綠綾

雙聯珠和龍紋樣雖然是當時常見的經典組合，但也存在其他變化。除了雙聯珠外，有花瓣聯珠、卷草聯珠等。環內的對龍紋樣也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特別的一件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斜紋地對龍紋綾——上面的對龍竟然沒有龍頭。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織造這塊綾的織工對龍的形象理解不夠深入，因此省略了相對復雜的龍頭部分。

斜紋地對龍紋綾

錦上詩痕：陵陽公樣的唐詩印記

陵陽公樣雖然實物和文獻記載較少，但唐詩作為唐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線索。透過詩歌，我們可以一窺陵陽公樣在唐代的風貌。

唐代詩人敏銳捕捉到陵陽公樣的獨特風采。盧綸所見“花攢騏驎櫪，錦絢鳳凰窠”，是團窠中麒麟與鳳凰的雍容華貴；杜甫贊嘆“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瑞錦上的團窠麒麟更顯尊崇；孫光憲描繪“團窠金鳳舞襜襜”??，金線織就的團窠鳳凰仿佛在衣襟上翩然起舞；韋莊詩中女子“鴛鴦愁繡雙窠”??，愁緒中仍不忘鴛鴦的意象。

團窠對獸紋夾聯珠對鳥紋半臂

這些詩句清晰地勾勒出陵陽公樣的特征：以花卉或聯珠構成團窠圓環，內部填充成雙成對的祥瑞動物。麒麟和鳳凰正是陵陽公樣中的翔鳳、游麟，而鴛鴦則是指對雉。這些紋樣結構飽滿，色彩絢麗，一改之前云氣獸紋的單一，融合西域藝術元素，成為引領唐代貴族服飾風尚的標桿，當時的貴族女子都以擁有一件“竇師綸款”錦衣為榮。

顧況筆下技藝超群的樂師獲賞時“銀器胡瓶馬上馱，瑞錦輕羅滿車送”?的場景，更印證了陵陽公樣與與西域銀器、胡瓶同列，價值連城。陵陽公樣作為四川織造專供內庫的珍品，隨著駝鈴西去，與銀器、胡瓶一同穿梭于東西方之間，成為盛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

竇師綸和他的陵陽公樣，就像初唐的一扇窗。透過那些織錦紋樣，能看見胡商的駝隊帶著波斯珠子走來，能看見巧匠的織機上，異域紋路漸漸融進中原的祥瑞寓意。從蜀地的作坊到長安的官服，從絲路的駝鈴到唐詩的詠嘆，這團窠里的瑞獸，早不是簡單的花紋。它藏著一位匠人的巧思，一個王朝的包容，還有不同文明相遇時的交融。

參考文獻

李劍平.唐代服飾圖形“陵陽公樣”的研究與設計應用[D].北京服裝學院,2017.

韓夢冉.唐代“陵陽公樣”圖案創新設計與應用研究[D].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24.

曹穎.陵陽公樣命名寓意考[J].美術教育研究,2023,(08):36-38+42.

圖片 | 朱紫璇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

免責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供參考、交流，不構成任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