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目光：外國人眼中的中共抗戰

文/趙小成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不僅凝聚了民族力量，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少國際人士以他們獨特的視角、敏銳的觀察力，將中共領導的全民族抗戰帶入大眾視野，讓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共抗戰形象，既奠定了中共抗戰地位，爭取了外援，也證明了抗戰勝利的必然性和中國革命的正義性。

在延安：發現中國抗戰勝利之光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國際目光開始關注：南京和延安，誰才是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之城？為了尋找答案，繼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首次進入陜北訪問后，國際友人紛至沓來，偏居西北一隅的黃土地逐漸聚焦外界目光，他們深入實地，探究被國民黨封鎖下這個“不毛之地”的抗日活動。

延安是實踐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典范，也是政治領導、思想引領與抗戰動員的核心。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在延安采訪后發現，毛澤東與中共的其他領導人一樣，都相信統一戰線并非戰時的“權宜之計”，它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將起到“關鍵性”作用。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堅定了大家對抗戰勝利的信心，特別是后來戰爭發展趨勢確如毛澤東預料的那樣，震驚了外國記者。1944年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驚嘆地說：毛澤東是一位擁有先見之明的偉大領袖，“在展望發生在中國未來的事件時很準確”。他指出：毛澤東對戰略階段的預判和中國軍隊應在各階段采取的戰略戰術的科學研判，為中國軍民指明了勝利的道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開闊的視野與戰略思維，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所在。同時，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文章，不僅強調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全過程中的戰略地位，也為抗戰提供了思想引領。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評價，中國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戰”，中共“沒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擊戰術”使日軍“無所適從”。另外，他們發現邊區政府實行的“三三制”政權和減租減息政策，團結了各階級各黨派人士，鞏固了統一戰線，是抗戰取得勝利的基礎。

◆1944年6月，毛澤東、朱德等在延安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進入陜甘寧邊區采訪的外國記者發現，延安是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中樞。美軍觀察組在報告中稱延安為“高效而靈活的指揮中心”，盡管生活條件簡陋，窯洞潮濕、蟲蟻侵擾，但中共領導層在此制定游擊戰術、協調全國敵后戰場，其組織能力令觀察組驚嘆。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描述，中共軍隊“以最小犧牲換取最大戰果”的戰術原則，印證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略思想。他們還發現，延安是敵后游擊戰爭經驗的總結、提煉和推廣中心，其總結出的游擊戰、運動戰、地道戰、地雷戰等戰術在敵后戰場廣泛運用，使日軍苦不堪言，有效地打擊、遲緩了他們的入侵。就連日軍參謀山崎重三郎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游擊戰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全民戰爭”。他們還發現，邊區是軍事人才培養搖籃。馳名中外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在這里辦學，為八路軍、新四軍培養輸送了數以萬計的政治堅定、軍事過硬的軍政干部，成為支撐抗戰的骨干力量。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公開宣稱“用5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干部”“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的一半”。懷著這種好奇，外國記者發現，抗大的教育模式、課程設置、訓練管理等都是圍繞抗日斗爭而展開。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評價抗大培養的干部“具有驚人的政治覺悟”，能清晰闡述共產黨的抗戰綱領。抗大學員們也是時刻準備上前線殺敵，這種即學即戰的使命感使得外國記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外，延安還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陜北公學、延安大學、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等多所干部學校，培養了大批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急需的抗戰人才。中共同時開展掃盲運動和社會教育，提高了邊區民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有效促進了抗戰事業發展。這些都折射出延安作為抗戰中樞的魅力——它不僅是中國的敵后指揮中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一盞獨特的“希望之燈”。

◆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等人到機場迎接。

延安也是經濟生產與后勤保障的堡壘。面對日軍、國民黨的封鎖和嚴重自然災害，面對“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的艱難景象，延安黨政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帶頭參加勞動，成為外國觀察者眼中極具沖擊力的畫面。這種“最高領導人與農民同勞動”的場景，被記者岡瑟·斯坦因記錄為“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到最高官員都投入生產”。廣大軍民以土地為根基、人力為引擎，三年內將邊區財政從“依賴外援”扭轉為百分之六十四自給自足，基本實現了糧食、布匹等抗戰基本物資的自給或半自給，以“耕三余一”囤糧、軍工自產等直接保障了前線部隊及全國敵后戰場。這一創舉的核心貢獻不僅是數字累積，更在于構建了一套戰時自力更生經濟體系，使根據地由“生存危機”轉為反攻跳板，正如鄧小平總結，生產自救為抗戰勝利“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美軍觀察組成員則從軍事效能角度出發，肯定了大生產支撐敵后抗戰的能力，謝偉思在報告中稱中共“獲得人民一致擁護”。

延安不僅以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直接領導了敵后戰場的艱苦斗爭，更以其堅定的抗戰意志、正確的戰略策略、模范的實踐示范和強大的精神感召，有力地服務和支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陜甘寧邊區也人人為抗戰，事事為抗戰。貝特蘭發現，延安派來接他們的馬匹看上去實在不“體面”，不僅都是小馬，馬鞍配備也很簡陋，但他后來了解到，所有好馬都派往了戰場，一切以滿足抗戰需要為目的。正因為這樣，美聯社特約記者霍爾多·漢森1938年10月結束對延安采訪時寫道：“我對共產黨只有一個信念：他們比中國其他任何組織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八載干戈仗延安，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里得到解答。

到前線：感知中共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

為了解真實的中共抗戰全貌，外國記者還深入前線報道中共軍隊的真實抗戰情況，激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

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林邁可曾多次來到華北抗日游擊區，近距離觀察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被中共領導的武裝斗爭深深折服。他看到，由于國民黨正規部隊撤離了華北戰場，在日軍攻勢下，冀中平原呈現“抬頭見崗樓，邁步登公路，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的慘象，而八路軍憑借多年來的游擊戰爭經驗，抓住一切機會抗擊“在裝備上更優越的敵人”。在目睹這一切后，他不僅為根據地運送藥品器材，更與八路軍一同戰斗。他在穿越敵占區后寫道：“中共在無外界援助下進行的抗戰，應該被稱作當代最有戰斗力和抵抗力的勝利戰爭。”

◆1942年，聶榮臻陪同英國駐華武官在晉察冀邊區參觀。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英國軍事部門向中國派員，搜集戰場信息，他們對八路軍實行的游擊戰及顯著成效予以高度評價。1938年10月，英國政府收到一份關于華北游擊戰的軍事情報，情報認為：“游擊戰對日軍造成的困擾可能比南方正規軍進行的陣地戰更為嚴重”，“游擊戰平均每日造成約100名日軍死亡，傷員估計約150人……為了應對游擊戰，日軍方面被迫在華北部署約17.5萬兵力”。1944年7月，英國陸軍部軍情二處斯托爾斯少校在報告中寫道：“在大多數戰線上，游擊戰是陣地戰的附屬，但在中國，游擊戰卻牽制了大部分日本軍隊。在1944年3月之前，至少有22個師，占在華日軍64%的部隊，在后方與八路軍交戰。即使在河南攻勢（豫中會戰）開始后，這一比例仍有47%。”據統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成為主要的對日作戰方式，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敵后戰場成為抗日的主戰場。

愛潑斯坦曾在國統區進行過長時間的采訪參觀，或多或少受到國民黨宣傳部門的影響。在考察了八路軍晉綏軍區軍需處后，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有了全新認識，他在《為解放提供給養》這篇通訊中提到，“這里的武器倉庫里有許多日本武器，比我見到傲然展覽在中國其他地區戰利品陳列室里的還要多，其中有大炮、機關槍、步槍、彈藥、催淚彈和糜爛毒氣彈的圓筒……”顯然，八路軍的軍需物資主要來自戰場繳獲，這讓國民黨鼓吹“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不攻自滅。作者感慨道：“與國民黨硬說八路軍未和日軍作戰這種造謠中傷相反，八路軍在打仗，打得很艱苦而且打得很成功。”

◆福爾曼在中央軍委外事組人員陪同下參觀延安大生產成果展。

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中寫道：“當人們想起共產軍以云泥之差的劣勢對抗敵人時，共產軍的成就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在延安聽他們講的時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來我到了淪陷區，與在敵后活動的八路軍共處了兩個多月，我親眼看見了他們攻取并破壞敵人據點與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個確信，就是：共產黨的發言是絕沒有虛張聲勢的地方的。”他在參觀了晉西北根據地后，對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的抵抗行為表達了高度贊賞：“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們親眼看見了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今天這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人民熱愛八路軍的。……這次參觀使我最受感動的，是人民都武裝起來了。”

我們還能從日本侵略者對中共及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重視程度上窺知一二。在日軍眼里，敵后抗日根據地才是正面戰場。根據日本戰史記載，從1939年起，日軍就將共產黨軍隊作為主要作戰對象。《1940年度第一期肅正建設綱要》明確要求：“討伐重點指向剿滅共產匪團。”1940年的肅正工作確定了“方面軍的討伐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的根本方針。《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繼續強調：“1942年度……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討伐上。”隨后召開的兵團參謀長會議認為，“剿共第一，治安肅正應首先討伐共軍”。1940年1月，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為《最近支那共產黨史》作序時指出：“偏隅于重慶的國民政府不足為懼，而盤踞在西北邊境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卻綿延到中國四百余州縣，中國共產黨是攪亂東亞新秩序的元兇。”日軍華北方面軍在《軍事占領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同樣強調“武力討伐的重點是共產黨，特別是早日徹底粉碎共產黨主義覆蓋所構成的地區”。

◆福爾曼觀看民兵制作炸藥。

盡管面對著日軍的瘋狂侵略，但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依舊展現了一種不知疲倦的精神、強烈的責任感和永不懈怠的勁頭。究其原因是由于隊伍中高昂的士氣、官兵平等一致，再加上“耐心的政治訓練”。福爾曼記載，“僅有口號標語不發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種逐漸教育的過程——促醒我們軍官與士兵的國家意識……教導他們惟一把中國從目前困難狀況救出來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勝利為止，和不流血就無法獲得中國的獨立與幸福。”（哈里森·福爾曼：《北行漫記》，陶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28頁）埃文斯·福·卡爾遜上校作為第一個親赴延安和敵后根據地考察的美國軍官，他在新四軍前線采訪后得出一個切身感受：“空前的民族災難已經喚起了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覺醒，被西方人視為停滯、孱弱和一盤散沙的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煥發出了從未有過的生機和活力。”在晉察冀邊區進行了長達50多天考察后，他最終認為：“對八路軍內幕生活的簡短調查揭示了中國抗日戰爭中新的潛力。依我看，對日本的現代戰爭機器的挑戰，這就是答案。”八路軍戰士高昂的精神狀態與生活方式也讓他感到震撼，他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中這樣描述八路軍：他們的信念和訓練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必須正直為人，而且人總是應該去做那些正直的事。……在戰斗前，把士兵們集合起來，向他們說明軍事情況，還告訴他們勝利的可能性有多大，戰勝的重要意義是什么。其結果是領導和戰士互相理解，結成一氣。正是這種理解，加上服務精神和做正確的事，使得這支軍隊十年來擊敗了更為強大的國民黨部隊，也使這支軍隊能戰勝日本人，而中國尚沒有其他部隊能做到這樣。因此，卡爾遜把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稱作“新中國的試管”，并預言“中國共產黨必將在中國取得勝利”。

對比國共：中共是抗戰決勝力量，中國的命運是共產黨的

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通過將國共兩黨進行對比，發現了令他們震撼的“另一個中國”。

外國觀察者普遍注意到，中共根據地的廉潔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在陜北，斯諾看到毛澤東住著簡陋窯洞，周恩來和士兵一樣睡草席土炕，朱德用馬尾制作牙刷，彭德懷穿著降落傘改制成的背心，被中國共產黨人這種簡樸的精神深深震撼，斷言這是可貴的“東方魔力”、是“興國之光”。在漢口，卡爾遜發現國民黨高官子弟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還縱情于聲色之中，這與八路軍戰士在無比艱苦條件下不惜犧牲個人保家衛國的英勇行為形成鮮明對比。斯坦因則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貪污的消滅。在邊區四個月我所遇見的人中，沒有一個人不同意共產黨的說法：政府完全是廉潔的”，無舊中國常見的腐敗現象。他寫道：“小的延安可能勝得過大的重慶。”1944年白修德在對比國共后也寫道：“在國民黨腐化的地方，共產黨保持潔白。”美國學者易勞逸指出，國民黨依賴軍隊而非民眾支持，其腐敗在抗戰后期加速了政權崩潰。與之相反，中共通過土地改革、民主選舉等政策贏得民心。曾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認為，中共“最大的魅力就是簡樸。他們的目標是勤奮工作和簡單生活……他們的精力、活力和真誠使他們與腐化的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比”。與此相反，國民黨消極抗戰，他們的軍官“低效無能”“嚴重腐敗”。美軍觀察組成員基于共產黨的清正廉潔和國民黨的腐朽墮落，認為共產黨明顯是一支迅猛擴張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抗戰貢獻巨大。他們預言：“共產黨人將在中國立足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介石的，而是他們的。”

◆唐延杰（右一）向美軍觀察組介紹晉察冀軍民抗擊日軍斗爭情況。

1939年2月印度援華醫療隊抵達延安，他們將延安和國統區所見所聞進行對比后發現，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一撤再撤。國民政府不思救國之策、罔顧人民死活的做法令柯棣華十分氣憤，感到“傷心失望”。貝特蘭發現晉軍士氣低落，一路潰退下來的官兵“恐日癥”非常嚴重，而八路軍將士迎著敵人而上，毫不畏懼敵人的飛機大炮，關鍵是知道怎樣打敗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福爾曼對八路軍的行軍和戰前準備印象深刻，認為他們一定是訓練最有素、紀律最嚴明的軍隊。更重要的是，柯棣華認為中共為中國人民真正實現當家作主指明了方向，是中國未來所在。愛潑斯坦在文章中寫道：“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饑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他預言，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

中共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良好的群眾基礎和國民黨羸弱的群眾基礎也形成鮮明對比。貝特蘭用一句話總結了八路軍與老百姓的親密關系：“我早已知道‘第八路軍’四個字在山西廣大農村已成為一個神奇的符號，但我從未親眼目睹過它的具體表現。”通過比較，貝特蘭深刻理解了軍民關系和群眾路線在共產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來，國民黨軍隊仍然是中國舊式軍隊的作風，其致命弱點就是完全無視老百姓的利益，所以百姓見到他們就躲，與見到八路軍如同見到自家親人一樣剛好相反。福爾曼也認為，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支軍隊像八路軍這樣既能打仗，又能生產，還能與老百姓和諧相處，這種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是極為罕見的。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生活工作近兩年的英國人班威廉在《關于共產黨地區的報告》中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工人、農民和婦女紛紛參加抗日救國聯合會；八路軍在攻打日軍據點時，游擊隊、民兵以及當地老百姓都積極參加；民兵和自衛隊埋地雷、挖地道、扛彈藥、運傷員，老百姓攜帶挖隧道用的鎬和鐵鍬，以及讓部隊爬過壕溝的梯子。1945年《泰晤士報》刊登了兩份僑民報告，“在一個院子里我看到男人們、女人們還有孩子們在制作黑火藥，鑄造地雷套管……”，在晉察冀邊區，每個村莊有固定的擔架搬運人員，“這在邊區并不困難，因為村莊一般很大，人口很多”。與之相反，“在河南的國民黨軍隊由于貪污腐敗、胡作非為，向連續遭遇饑荒的農民勒索糧食，農民對他們恨之入骨”。

◆1944年夏天，毛澤東在延安棗園與來訪的外國記者進行了交談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武道、普羅岑科、愛潑斯坦、福爾曼；后排左起：夏南漢、斯坦因、毛澤東。

在前線考察的斯坦因將國共兩黨對比后發現：“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兵可以全力以赴地打仗。這與國民黨軍隊里的士兵不同，他們有大部分人需要做輔助性的工作，因為重慶當局不能以民主的態度與人民為友，動員和組織他們最大限度地協助軍隊工作。”他還發現，蔣介石害怕用任何民主權利和任何作戰武器來武裝人民，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戰術絲毫沒有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最終，離開人民支持的國民政府形成了“越來越厭戰、越松懈”的惡性循環局面，失掉了反攻精神。因此，敵后根據地作戰，對于國民黨軍隊來說，只是一句空話罷了。正如1944年7月英國陸軍部斯托爾斯少校在報告中所寫：國民黨軍隊在敵后作戰遭受慘敗。“1941年，在敵后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接近100萬人，可現在只剩下兩三萬人。”這些國民黨部隊有許多被日軍摧毀，“但可恥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奔了日軍，60%以上的偽軍來自國民黨軍隊”。而中共在敵后“有系統地組織起人民從事抗戰，動員了人數有增無減的民兵”，這種對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斯坦因對其中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敵后擴大和鞏固他們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們的群眾組織的力量”，所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單位在任何地方必須采取攻勢或守勢行動時候便自然得到比它實際人數多好幾倍的力量”。

國共兩黨軍隊的區別也是外國記者關注的焦點。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發現，新四軍與其他軍隊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政治制度是這支軍隊的生命線”，部隊每個連都有政治指導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擔任最危險的職務、執行最勇敢的戰斗，作戰時最先沖鋒、最后退卻，軍隊指揮者總是沖在最前面，喊“跟我來！”而國民黨軍官則是發布命令“給我上！”指揮者往往在最安全的位置。斯坦因還發現，即使條件再艱苦嚴峻，新四軍都會擠出一部分時間，“專門用于接受軍事、政治和文化教育，并且似乎都以很大的熱情來學習”。相對于重慶軍隊，“延安的軍隊在其文化和一般知識、實際智力以及敏捷性，肯定要比重慶軍隊高得多”。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參加勞動。

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通過國共兩黨對比，改變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刻板印象和偏見。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延后，《紐約時報》稱延安為“充滿活力的民主實驗室”。在參觀了前線斗爭后，一些記者由衷地感嘆：“這是血和肉再加上爭取自由的意志在對抗一支用所有各種現代化殺人機器裝備起來的帝國主義軍隊”，他們是真正在戰斗，在抵抗。貝特蘭高度贊揚中國人民殊死抵抗侵略的決心和意志，他在華北前線發現：“日本忽略了最關鍵因素——中國人民永不放棄的抵抗意志。”新西蘭記者勃脫蘭也有同樣的感受，無論是政治工作人員，還是八路軍戰士，他們似乎都有一種堅韌的決心，他們雖然在技術武器裝備等方面配備最簡劣，但是絲毫不能動搖他們的決心。因此他深信這些戰士，“無論受到怎樣的苦楚，決不會放棄他們的斗爭的”。（勃脫蘭：《華北前線》，伍叔民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50頁）謝偉思結合在延安的觀察和親身體會認為，“共產黨人贏得了人民群眾支持，這一事實現在已為眾所周知”，因此建議美國政府，“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把共產黨視為在中國持續存在的和重要的、有影響的力量”。

結語

抗戰時期，以埃德加·斯諾為代表的一大批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利用各種途徑走向抗日最前線和各抗日根據地，在追尋抗戰足跡過程中，探究中共領導抗戰走向勝利的密碼。正是他們手中的筆和鏡頭，從不同視角將清貧廉潔但精神富足的共產黨員、裝備低劣卻浴血奮戰在抗日前線的人民軍隊呈現在世界面前。在他們眼里，共產黨人和根據地人民群眾“不是一般的中國人，他們是新中國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既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也預言和見證了最早的“新中國”。

參考文獻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

2.詹姆斯·貝特蘭：《不可征服的人們：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抗戰》，李述一等譯，求是出版社1988年；

3.岡瑟·斯坦因：《紅色中國的挑戰》，李鳳鳴譯，新華出版社1987年；

4.尹均生：《中外名記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

5.哈里森·福爾曼：《北行漫記》，陶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

6.拉納·米特：《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