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閱兵期間，德國總理在哪里呢？”

德國《柏林報》最近發表了一篇由該報編輯撰寫的評論，標題是“中國閱兵式：默茨（德國總理）應該敢于比菲佐做得更多”。

菲佐是斯洛伐克總理，應邀來京出席了閱兵式。

由這篇評論，想到了最近被中國媒體廣泛批評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的言論。

這位歐盟的“外交部長”在9月3日在講話中，嘲諷俄羅斯聲稱中俄共同贏了二戰是“一件新鮮事”，并將中國與俄羅斯、伊朗、朝鮮的互動描述為“專制聯盟”。

這一表述引發了中國的強烈批評。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歐盟的外交代表怎么會對歷史如此無知呢？

其實，卡拉斯將中俄的二戰敘事稱為“新鮮事”，不僅是在有意扭曲歷史，更是在有意為當下歐盟的政治和外交議程服務。

從這個角度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歐盟今天的外交，也可以看到歐盟對華關系為什么總是疙疙瘩瘩的一些原因。

從歷史準確性來看，這是一種簡化甚至扭曲的二戰史觀，實質上就是一種“選擇性遺忘”。

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背景下，卡拉斯的言論更多是針對俄羅斯的“反俄敘事”的延伸。

卡拉斯來自愛沙尼亞，一些中東歐國家（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政治家的視角常常被本地歷史創傷所塑造。

愛沙尼亞等國從原來的蘇聯獨立出來之后，這種“受害者敘事”在他們的教育體系中就成為基本的歷史知識。無論是學校和媒體，都更強調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斗爭。甚至在講述二戰史時，也不會更多地講全球反法西斯抵抗和斗爭，特別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整體貢獻。

中東歐的教育受冷戰遺產影響，強調西方民主與東方專制的二元對立，而對亞洲戰場（如中國抗日）的細節介紹極少。這并非因為教育水平低、實際上愛沙尼亞的教育在歐洲排名還比較高，而是視角更本土化、歐洲中心化和本民族化。

這導致有些來自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在國際舞臺上，會將民族情感投射到更廣闊的語境中，比如將對俄羅斯的敵意擴展到任何與俄相關的合作，包括中俄在二戰紀念上的互動。

當卡拉斯這些政治家進入歐盟高層時，這種“民族感覺”就會滲透到歐洲整體的外交觀中，讓歐盟的國際視野顯得碎片化，難有一個統一的“歐洲聲音”，而成為不同國家歷史包袱的混合體。

某些個別國家的領導人在本國加入歐盟之后，感覺自己好像真的就成了“西方俱樂部”的領導成員，會在意識形態等問題上，顯得比傳統歐洲大國更“講究”。

歐盟的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一直是弱項。歐盟在處理全球事務時，尤其是在對華關系方面，總是受舊歷史觀的牽制，缺乏包容和戰略性的全球視野。

歐盟內部國際視野的分化，也增加了中歐關系的復雜性。

比如在對華政策上搖擺不定，既想推進經貿合作，又想在人權問題上顯示自己的“地位”；既想有獨立的政策，包括安全政策，很多時候又不得不跟著美國走。

可以說，歐盟整體上還沒有找到一個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策略，原因之一就是其內部對華看法是分裂的。甚至還有像立陶宛這樣的中東歐小國，一度還想挑釁中國的底線，用自己的政策“綁架”歐盟。

由于各成員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重點不同，尤其是受美國關系影響的不同，歐盟常常無法有效協調各國采取一致的立場。

歐盟總有人指責中國利用了歐盟內部的不同。其實，真正利用這種不同來達到“牽引”歐盟的，恰恰是歐盟的盟友美國。

中國發展與歐盟國家的關系，現在主要還是以務實為主，只不過中國的全球分量已經今非昔比。

在這樣的變化中，歐盟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有全球視野，怎么會有全球能力呢？

菲佐是唯一出席中國閱兵式的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他就對歐盟的政策表示不理解。

菲佐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個人感到遺憾，我承認我也不明白為什么，歐盟國家中只有斯洛伐克派（領導人）前往北京。新的世界秩序、多極世界的新規則、新的權力平衡正在形成，這對世界穩定至關重要。”

《柏林報》的評論針對德國領導人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歐洲人需要在地緣政治問題上更加務實地思考。想要解決全球危機，就繞不過中國。但是，在北京閱兵期間，德國總理在哪里呢？”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