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少將副司令員逝世，悼詞卻說他的職務級別是團級

1976年12月，山西省軍區副司令員蘇魯少將逝世。在治喪委員會的悼詞里，卻說蘇魯少將的職務級別是團級。

少將副司令員怎么可能只是團級？可治喪委員會的悼詞也不能有假呀？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蘇魯少將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打開蘇魯少將的檔案，去追尋他走過的歲月。

蘇魯是湖南省瀏陽人，1902年出生在一個窮苦人的家中，原名叫蘇達余。透過名字中達余這兩個字，能夠感受到他父母對他未來生活的期許，也是那個時代窮苦人對生活的期許。

蘇魯這個名字，薄一波開玩笑改的，蘇魯特別滿意，就改叫蘇魯了。

1937年5月，組織把他派到了太原，在軍政訓練班當教官。

這個訓練班是以閻錫山的名義開辦的，學員的吃穿都是閻錫山負責，閻錫山成了名副其實的長官。

閻錫山

蘇魯心里很不舒服：閻錫山公開反共，可以追溯到1921年。長征時，閻錫山還公開支持蔣介石剿共，曾經派出一個師的兵力，從山西遠赴江西圍剿中國工農紅軍。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陜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這時的閻錫山把“思想防共，民眾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當成他的反共政策。

多少戰友犧牲在閻錫山的槍口之下，他現在居然成為自己的長官，蘇達余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和他一樣想不通的還有其他戰友，他們都想要離開這個訓練班，去大部隊打日本。

我黨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書記薄一波知道了這件事后，把蘇達余找來談話。

薄一波特別能夠理解大家心里不舒服、想不通的情況。為了不讓蘇達余緊張，就跟蘇達余開了個玩笑。薄一波說蘇達余跟蘇大魚很像，把名字改成蘇魯吧，日上魚是魯字，讓他這條大魚踩到小日本頭上。

蘇達余一聽，這個名字有踩到小日本的頭上的意思，立刻就來了精神，蘇魯這個名字就這么叫起來了。

薄一波見蘇魯沒了情緒，就從戰略上給蘇魯講了一些道理。這個訓練班，正是我黨同閻錫山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我黨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擊日的決心。

經薄一波這么一講，蘇魯就想通了。

蘇魯有抵觸情緒不奇怪，他十幾歲時，就離家到長沙討生活。跟別人合租一輛黃包車，靠拉黃包車養活自己。合租人是王震，就是那個未來的開國上將。

窮人家的孩子，不僅早當家還早立志。

那個時期，軍閥混戰，百姓生活窮困潦倒。雖然蘇魯生活在社會底層，卻心明眼亮。他加入了工會，參加工人運動。

在參加工人運動的過程中，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才是勞苦大眾的希望，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勞苦大眾。

1927年，他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他來到湘贛革命根據地，參加了王震領導的湘東游擊隊，擔任司務長。

后來，蘇魯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之一的紅六軍團成員，王震依然是他的首長。長征時的戰斗中，蘇魯敢打敢沖，有勇有謀，多次受到首長贊譽。

蘇魯的軍事指揮才能也逐漸顯露出來，他一步一個腳印，職務一路從排長、副連長……直到代副團長。

多年以后，王震上將這樣回憶道：“我與蘇魯一同拉車子，后來又一同打仗，當時，他職位不高，功勞可不小咧。”

王震上將

長征結束后，蘇達余于1936年12月到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也就是抗大進修學習。

1937年5月，蘇魯結束了在抗大的學習進修，和一位戰友一起，被派往山西。

在乘小火車前往太遠的途中，蘇魯有意談論起有關抗日的話題。臨座的一位老大爺提醒他：年輕人說話要注意場合，讓日本人聽見了，會遭到報復。

蘇魯的戰友就說起西安事變的事情，告訴老大爺，日本人沒什么了不起，蔣介石已經答應聯共抗日了！

另一位青年乘客，情緒激動地指責蘇魯和他的戰友是共產黨，為共產黨宣傳！

蘇魯好脾氣地大聲地解釋，自己沒資格當共產黨，只是不想當亡國奴而已。

車廂里立刻有了“不想當亡國奴”、“不想當漢奸”議論聲，議論聲越來越大。那個青年乘客看情況不妙，灰溜溜地走了，估計不是是特務就是漢奸。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閻錫山開始擁護抗戰，同意由“犧盟會”組建新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并發放武器裝備。

“犧盟會”1936年成立，原來叫“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狡猾的閻錫山，既不想得罪日本人，也不想讓蔣介石進駐山西，就把共產黨員薄一波請來主持工作，他把“抗日”兩個字改成“犧牲”，簡稱“犧盟會”，自任會長。

閻錫山心里打著自己的算盤，軍事方面的負責人讓晉綏軍將領出任，政治方面的負責人是我黨黨員，蘇魯就擔任一縱隊三大隊大隊長。

閻錫山妄圖利用晉綏軍將領，拉攏青年抗敵決死隊成員，為他所用。蘇魯和他們斗智斗勇，挽留了我黨方面的3名政工干部的生命，粉碎了他們想要消滅青年抗敵決死隊的陰謀。

這種安排問題很大，晉綏軍將領講究吃喝玩樂、升官發財、等級觀念強；我黨黨員又以軍紀嚴明而著稱，他們關愛士兵、講究官兵平等。不同的帶兵理念，讓普通的官兵無所適從，矛盾頻發。

有一次，擔任決死隊的總隊長的晉綏軍將領徐繼章，竟然開“公審大會”，要把我黨方面的3名政工干部處死。

我黨方面的這3名政工干部，只是在刷抗日標語時掉了隊。徐繼章就把他們抓起來公審，判死刑，還要立即執行。

當蘇魯站出來，為3名政工干部據理力爭時，徐繼章居然囂張到要以蘇魯“頂撞上級”之罪，連蘇魯一起槍斃。

千鈞一發之時，蘇魯大喝一聲：“我看誰敢！”，幾十個黑洞洞的槍口就齊刷刷地對準了徐繼章的腦袋。

隨后，徐繼章灰溜溜地離開了青年抗敵決死隊。閻錫山不死心，又派來魯應麟接替徐繼章。

這個魯應麟，比徐繼章更險惡，想趁薄一波外出開會，借日軍的手消滅決死隊。沒想到，他的詭計很快被蘇魯識破，也像徐繼章一樣，狼狽地回到閻錫山那里去了。

從那以后，新軍成為我黨的一支抗日有生力量。蘇魯晉升為新軍25團團長，在百團大戰中15次出戰，15次全勝，一戰成名。

到了解放戰爭，蘇魯已經是副旅長。在徐向前副司令員的指揮下，蘇魯親自帶領1個團的兵力，對抗閻錫山9個團的兵力，硬是在4天4夜的時間里，讓敵人寸步難行。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戰役結束。從2月起，全軍開始大改編。改編后，蘇魯擔任18兵團第62軍184師副師長。

4月20日，是我軍發動太原戰役的第6個月第16天，距太原戰役結束還有4天，凌晨2點，我軍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軍發起攻擊。

蘇魯率領的184師的任務是，攻打太原外圍的紅房子據點。

閻錫山號稱山西王，在山西經營38年，說太原城固若金湯顯然夸張，但閻錫山做了充分的防御：鐵軌比外面小一號、據點林立、明暗碉堡不計其數，想要攻破一定有難度。

紅房子據點的周圍是開闊地，根本找不到掩體，難攻易守。184師連續攻打10幾次，都失敗了，損失嚴重。

蘇魯沖出指揮所，率領突擊排，再一次向紅房子據點發起攻擊。政治部主任時云峰也跟著他一塊沖向了前沿。

突擊排長排出了兩顆地雷后，踩響了敵人的連環雷，排長、時云峰同志和沖在前面的戰士不幸犧牲。

蘇魯的右手已經沒有知覺，用左手摸了一下右臂，左手都是血，右臂也沒有知覺，他也身負重傷。

這時候的蘇魯已經紅了眼，哪里還顧著受傷，他帶領戰士們猛沖。隨后的大部隊趕到，終于拿下了紅房子據點。

蘇魯拒絕躺在擔架上，堅持和其他受傷的傷員互相攙扶著走出陣地，來到戰地救護所。因為蘇魯覺得，那些沖鋒在前的傷員，比自己更需要擔架。

因為蘇魯傷勢嚴重，醫生們為他做了截肢手術。蘇魯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右臂。

蘇魯的警衛員鄧天順來醫院看望他，看到那空空蕩蕩的袖管時，難過得流淚。

蘇魯卻一點也不難過，好像缺了胳膊的不是他似的，反過來還安慰警衛員。他告訴警衛員，一只胳膊也能干革命，還讓警衛員幫自己多消滅點反動派。

蘇魯養傷期間，他所在的184師已進軍大西北。傷愈后，他提出要回到部隊。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裴麗生的再三挽留，蘇魯才留在了山西工作。

1949年10月，蘇魯被任命為長治軍分區司令員，正師級待遇。雖然錯過了上陣殺敵的機會，心里癢得很，但他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從未改變。

5年后，上級領導的一個決定，讓他措手不及，難以接受。

1955年春天，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來跟他談話：考慮到他戰傷在身，身體已經大不如前，準備照顧他一下，讓他離職休養。

對蘇魯而言，這個消息可謂晴天霹靂。他對部隊的熱愛，到了離不開的程度。從來沒想過，要離開部隊。

雖然蘇魯的心里百般不愿意離開部隊，可他更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的決定，自己要無條件服從。

蘇魯陷入沉思中：從年齡上看，自己53歲了，跟比自己年輕的人比，確實不夠年富力強；從體力上看，自己少了一只胳膊，的確有諸多不便。這個位置上，一定有更適合的人選。

可是自己還能吃能喝，能工作，啥都不耽誤，又是一名有著28年黨齡的老黨員，還有余熱能夠發揮。想著想著，蘇魯有了主意：司令員可以不當，只要能夠在部隊工作，干啥都行。這個想法，讓上級領導為難。

蘇魯找到了省軍區的領導，說自己是個閑不住的人，退休閑下來的話，會閑出病來。他提出了去看倉庫的要求。

省軍區領導犯了難：倉庫主管是團級干部，讓蘇魯這個師級干部去看倉庫，相當于把他降級處理了；不讓蘇魯去看倉庫，又怕蘇魯閑出病。

蘇魯看到省軍區的領導考慮自己的職務級別，那么為難，就翻來覆去跟領導解釋：自己不在乎職務、級別，只在乎不離開部隊，能夠為部隊多做貢獻。

經過蘇魯的軟磨硬泡，省軍分區領導終于同意了他的想法，讓他擔任了解放軍軍械部495倉庫的庫長。

軍械倉庫里的武器裝備，受潮了不行、損壞了不行、丟失了更不行，這個庫長的工作量和要承受的壓力其實都不小。

倉庫都在窯洞里，冬天冷夏天熱，蘇魯卻覺得無所謂。在他心里，只要能為革命干工作就好。他迅速從司令部的宿舍搬出來，搬到了庫房的宿舍。

倉庫成了蘇魯的家，他每天定時定點巡邏和檢查，風雨無阻。庫房的人手不夠時，他就來個全家總動員，夫人和孩子一起上，都是巡查隊伍中的一員。

榜樣的力量悄無聲息地改變著一些人，在蘇魯一家人的影響下，不安心工作的人安心了，不認真工作的人認真了，大家都在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9月份的一天，蘇魯正在倉庫里巡查時，突然接到軍委的命令，讓他立刻進京，接受少將授銜。他火速趕到了北京。

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蘇魯接受總理授銜。總理緊緊握著蘇魯的左手說：“蘇魯同志，你為人民立了大功，我代表人民感謝你呀！”

蘇魯卻堅定地答道：“我做的還很不夠！人民給予我的實在是太多了！”

授銜儀式結束后，華北軍區任命蘇魯為山西省軍區副司令員。回到山西后，軍區司令員立刻給他安排了辦公地點，還專門派人去495倉庫，把蘇魯的家從倉庫大院搬進了軍區大院。

從那時起，蘇魯就在副司令員的位置上工作，這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5年正式離休。工作中，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從來沒有一點司令員的架子，心里就是為好好干工作。

1976年12月，蘇魯因病在山西逝世。

一輩子不給別人找麻煩的蘇魯，逝世后卻讓處理后事的治喪委員會犯了難：按照寫悼詞的慣例，需要對蘇魯少將的一生進行高度概括，這其中包括功績、履歷。在蘇魯的履歷表中，他的職務級別僅僅是團級，就是495倉庫的庫長。

工作人員不相信這件事，他們仔仔細細地反復查找，確定一個事實：蘇魯在山西省軍區副司令員的職位上工作了整整20年，可是他的檔案中，沒有任命的記載。能夠查到的，就是21年前，他被任命為495倉庫庫長的命令。

這種情況，治喪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怎么能夠不犯難：按照檔案中記錄的團級寫吧，那不是事實；按照事實寫吧，又有悖于檔案記載。

這可如何是好？難道悼詞中真的要把少將副司令的職務級別寫成團級？

回顧蘇魯的一生，他對職務級別這件事從來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能不能上戰場殺敵，能不能為部隊多做工作。

所以在太遠戰役時，蘇魯雖然已經是副師級干部，仍然帶領戰士們打沖鋒，失掉一只胳膊；在組織考慮到他身體情況讓他休養時，他完全不考慮級別，去495倉庫做了庫長。

蘇魯的老警衛員感慨他對當官沒癮；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一心撲在工作上，不計較個人得失深有感觸；家屬更是覺得蘇魯不在乎級別，只在乎是不是為黨為人民做事。

結果，治喪委員會撰寫的悼詞，就按照團級來寫的。縱觀蘇魯的一生，他不會在意，哪怕方案中記錄他只是一個兵。

這件事的發生，是個小概率事件，葬禮過后，上級有關領導已經跟家屬致歉。

話說回來，軍委的授銜標準是達到準軍級。而蘇魯被授少將，一定是夠資格。

悼詞按照檔案記載寫，也沒毛病。重要的是，蘇魯將軍不會在意。

向蘇魯將軍致敬！向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貢獻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