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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的新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已由三聯書店出版,前天剛拿到樣書,預計月底將在各大平臺以及實體書店銷售。
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有不少圍繞這一主題的圖書出版,所以,不少朋友以為我這本也如此。
其實不是。
此書寫作時間,斷斷續續,竟持續了9年之久。
寫作的起因,源于2016年為央視的一部紀錄片撰稿。那部紀錄片講述竺可楨先生與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的故事。為此,我既采訪了竺可楨先生的兒子竺安老師,也仔細閱讀了竺可楨的日記。
眾所周知,竺可楨除了是著名氣象學家外,還是著名教育家,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就是在他的領導下西遷并鳳凰涅槃的。
于是,我重訪了當年浙大西遷的一些重要遺址遺跡,寫下一篇長文《苦難催生奇跡》,發表在《南方周末》上。后來,《新華文摘》等媒體作了轉載,并獲得了眾多好評。(關于這些,我在《山河萬里》自序中有更細的敘述)。
從浙大發軔,接下來幾年,我陸續走訪了多所當年的內遷大學,先后又寫了九所內遷大學的故事,按順序,分別是:武漢大學,復旦大學,華中大學,廈門大學,西北聯大,東北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和中央大學。
每個大學獨立成文,每篇從13000字到2萬余字不等,先后刊發在《南方周末》《四川文學》《花城》《雨花》《山花》等報刊上。在此,謹向編輯這些作品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謝。
三聯書店是近幾年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書尚未寫完前,我在朋友圈曬了有關情況,我的《少年中國史:我們的故事》責任編輯王海燕,立即表示對此書有興趣。于是,我們又合作了一次。在此,表示感謝。
出書前,我對入選的十篇文章,進行了一定量的充實,使之更完整、更豐富。成書字數為235千,另有照片45幅(前插為彩圖,內文為黑白)。
此書出版前夕,新華社旗下的《新華每日電訊》給我作了一個專訪,用大半版篇幅刊出該報記者王京雪的報道。隨即,新華社客戶端作了轉發,閱讀量超過56萬。
7月底,《南方周末》APP以網絡連線方式,就抗戰大學內遷這段特殊歷史,讓我和主持人做了一個60分鐘的訪談。
《新華每日電訊》和《南方周末》都是100多萬發行量的有影響力的大報,也是這幾年我刊發作品最多的媒體。在此,向兩報的朋友致謝。
本書寫了十所內遷大學,但抗戰時期內遷的高校近百所,包括名氣最大的西南聯大,本書并沒涉及。
原因在于,寫西南聯大的已經太多,在沒有新的發現和思考前,我不想再重復。至于還有許多沒寫的大學,我可能還會繼續再寫十所,屆時再出一本,作為本書上下篇吧。
南周訪談的最后一個問題,主持人問我:
你認為抗戰中的這些大學,對后來乃至現代中國的大學精神文化建設有怎樣的貢獻?對當代大學有什么啟示?
我的回答是——
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經部分地藏在我前面的回答里了。至于全部答案,它們藏在我寫內遷大學的系列文章里。這些文章,目前已經結集為一本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三聯書店很快將出版。答案,就在書里。
另外,我還想多說一點,蔡元培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我們的大學教育,它是一種精英教育,它培養出來的是社會精英。只有這個精英階層他們都能夠求真、求實、求發展,我們的整個社會才有希望,整個民族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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