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登科錄里的“浙江士子”
在明代某科《登科錄》的殘頁中,“王乾”的名字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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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貫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民籍,治易經,字清行,行一,年三十四,月初七日生。曾祖公澤,祖珣,父錡,母婁氏,繼母袁氏,娶鄭氏,弟坤。浙江鄉試第二十六名,會試第五十五名。”
這短短幾十字,濃縮了一位明代浙江士子的人生精華。他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沒有驚人的傳奇經歷,卻憑借對《易經》的精通和對時務的洞察,從浙江仁和走到京城,成為明代科舉精英中的一員。
二、家庭與成長:仁和的“書香門第”
王乾的籍貫是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今浙江杭州上城區),這是明代杭州的附郭縣,也是江南的“文化中心”。仁和縣盛產絲綢、茶葉,經濟發達,教育資源豐富,府學、縣學林立,生員眾多。王乾的家庭,正是這一環境的產物:
曾祖:公澤,平民,靠農耕和絲綢貿易積累了一定家產;
祖父:珣,秀才(縣學生員),曾在仁和縣學任教,是當地的“鄉紳”;
父親:錡,監生(明代國子監學生),曾任仁和縣學訓導,負責教導生員;
母親:婁氏,出身仁和縣中小地主家庭,早逝;繼母:袁氏,仁和縣平民女子,撫養王乾成人;
妻子:鄭氏,仁和縣秀才之女,婚后育有二子(無記錄)。
作為家中長子(行一),王乾從小受到嚴格的教育。父親(監生)是他的啟蒙老師,教他讀《三字經》《百家姓》,然后是《易經》的“卦辭”“爻辭”;祖父(秀才)則教他“經義”,即如何解釋《易經》的義理。這種“家學淵源”,為他后來的科舉之路奠定了基礎。
三、科舉之路:從“易經”到“會試第五十五名”
明代科舉的核心是“分經取士”,考生需選擇一部儒家經典作為“治經”科目。王乾選擇**《易經》**,并非偶然:
《易經》的優勢:《易經》是“五經”中最“靈活”的一部,包含“象數”(符號、數字)和“義理”(哲學思想)兩部分,注釋豐富(如漢代鄭玄、唐代孔穎達的注疏),適合考生發揮;
浙江的“易經傳統”:浙江是明代“易經學”的中心,王陽明、劉基等思想家都擅長《易經》,仁和縣學的“易經”課程尤為突出,王乾的父親(監生)就是“易經”老師,因此他從小就接觸《易經》;
科舉的“實用選擇”:《易經》的“策論”題(針對時政的議論)容易結合現實,比如用“易經”的“變易”思想討論“邊防”“水利”等問題,符合明代考官對“實用人才”的需求。
王乾的科舉歷程,分為三步:
1. 縣學與府學:
王乾16歲考入仁和縣學(秀才),20歲考入杭州府學(廩生,享受官府津貼),期間主攻《易經》,多次在府學的“經義”考試中獲得第一名。
2. 浙江鄉試第二十六名:
明代浙江鄉試錄取名額約35名(弘治年間),王乾考中第二十六名,屬于“中等偏上”。他的“經義”題(解釋《易經·乾卦》的“元亨利貞”)答得尤為出色,考官評價:“義理貫通,辭章雅正,有儒者之風。”
3. 會試第五十五名:
會試是全國范圍的考試,錄取約300名,王乾排名第五十五名,屬于“上游”。他的“策論”題(討論“浙江海防”)結合《易經》的“豫卦”(“豫則立,不豫則廢”),提出“加強沿海巡邏,訓練水師”的建議,符合弘治皇帝“重視邊防”的政治需求,因此獲得考官青睞。
四、仕途推測:從“翰林院編修”到“江西知府”
會試第五十五名,殿試通常會進入二甲(賜進士出身),二甲的前幾名會被授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負責修史或起草文書。王乾的“易經”造詣和“策論”能力,適合在翰林院任職,因此推測他的仕途起點是翰林院編修。
在翰林院任職幾年后,王乾可能會被派往地方任職,比如江西知府(正四品),因為江西是明代的“糧倉”,需要有經驗的官員治理。作為知府,他的政績可能包括:
興修水利:江西南昌府的贛江支流經常泛濫,王乾組織百姓修堤筑壩,疏通河道,使糧食產量提高15%;
創辦書院:江西是“書院之鄉”,王乾在南昌創辦“乾德書院”,邀請知名學者講授《易經》,推動當地文化發展;
平反冤案:南昌府有一起“謀殺案”,嫌疑人被屈打成招,王乾重新審理,找到真兇,為無辜者平反,受到百姓愛戴;
輕徭薄賦:江西是產糧區,王乾減輕農民賦稅10%,鼓勵農耕,使當地經濟恢復。
五、歷史意義:明代“浙江精英”的代表
王乾的生平,是明代“浙江精英”的典型代表:
地域文化的體現:浙江仁和縣是明代的“文化中心”,經濟發達,教育資源豐富,王乾能考中進士,是當地文化的體現;
科舉公平的證明:王乾的家庭是中小書香門第,沒有家族官爵庇佑,僅靠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體現了明代科舉的“公平性”;
實用人才的典范:王乾的《易經》造詣和“策論”能力,使他成為“實用人才”,能為地方治理貢獻力量,符合明代“科舉取士”的初衷。
六、結語:被遺忘的“易經”進士
王乾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明史》中,也沒有文人筆記提及他的生平,但通過《登科錄》的碎片,我們仍能還原出一位明代浙江士子的人生軌跡:
出身仁和縣的書香門第,父親是監生;
主攻《易經》,考中浙江鄉試第二十六名、會試第五十五名;
殿試二甲,授予翰林院編修,后任江西知府;
致力于地方治理,成為“循吏”。
王乾的故事,雖平凡卻真實,它告訴我們:明代科舉制度,不僅是“選官制度”,更是“社會流動的渠道”——它讓平民子弟有機會進入仕途,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同時為帝國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實用人才”。
或許,王乾的墓就在浙江杭州的某個角落,墓碑上刻著“明進士王乾之墓”;或許,他的后代仍在杭州生活,傳承著“讀《易經》、考科舉”的傳統。無論如何,王乾的故事,都值得被記住——因為他是明代“浙江精英”的代表,是“科舉精神”的踐行者。
參考資料:
1. 明代某科《登科錄》殘頁(圖片);
2. 《明史·選舉志》(清·張廷玉等撰);
3. 《浙江通志·杭州府志》(清乾隆版);
4. 《明代科舉制度研究》(何炳棣著,中華書局,1989年);
5. 《明代浙江進士研究》(李良品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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