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安基因“三重門”

近日，一則湖北省縣級醫院檢驗科主任的貪腐案判決，再次將IVD（體外診斷）龍頭企業達安基因卷入了商業賄賂漩渦。判決書顯示，其時任區域總監曾向該主任行賄20萬元。這并非達安基因首次與行賄產生關聯，歷史判決文書中，其員工的身影多次出現。

行賄丑聞只是達安基因當前困境的一個側面。這家曾在疫情期間豪賺百億的公司，如今的經營正深陷虧損泥潭。根據最新發布的2025年半年報，公司營收持續下滑，虧損依舊。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主營業務承壓的背景下，公司大幅削減研發投入近三成，而營銷支出卻反向激增超七成。

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也正經歷劇烈動蕩。一場持續三年的“府院之爭”，最終以創始技術團隊的全面出局和新股東“金融派”的徹底接管而告終。

行賄風波、經營巨虧、董事會內訌，這“三重門”讓外界對達安基因未來的走向充滿了疑慮。

行賄羅生門

近日，《經濟觀察報》報道的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人民法院的一則判決，揭開了一樁橫跨十三年的醫療系統腐敗案。案件的主角是公安縣人民醫院原檢驗科主任董華，其在2010年至2023年間，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了多家單位和個人的賄賂，總額高達650萬元。

在這份長長的行賄者名單中，A股上市公司達安基因赫然在列。檢方指控，在董華的幫助下，達安基因順利向公安縣人民醫院銷售了醫療設備并獲得了耗材、檢測試劑的供應業務。為此，達安基因時任區域總監喬鵬，分別于2019年和2021年，向董華行賄5萬元和15萬元，共計20萬元。

這起案件的細節頗具戲劇性。董華為隱藏贓款，將錢存入自家保姆郭志香名下。保姆意外發現后，竟掛失補辦新卡，取現350萬元用于購買豪車、打賞男主播。一樁嚴肅的醫療腐敗案，最終以一種荒誕的方式被牽扯出來。

事件曝光后，達安基因方面對《每日經濟新聞》回應稱，公司此前已了解此事，涉事人員為“時任銷售人員”，其行為屬于“個人行為”，公司未涉案，因此不涉及需要披露的事項，并強調公司“一貫堅持合法合規經營”。

然而，將商業賄賂歸結為“員工個人行為”，似乎已成為部分涉案上市公司的標準說辭。梳理公開的司法文書可以發現，這遠非達安基因首次卷入行賄案件。

判決書記載，2014年，達安基因招商部員工歐某，為感謝時任馬鞍山市特種設備監督檢驗中心主任張正友在業務上的關照，并尋求未來的合作機會，曾向其贈送一部 iPhone 5S手機。

另一份案號為（2018）黔2301刑初841號的刑事判決書則顯示，貴州省興義市人民醫院檢驗科原主任吳世木在2004年至2018年間，多次收受醫療設備及耗材供應商的回扣。其中，就包括于2009年5月收受中山大學達安基因公司員工程某的賄賂4萬元。

從數萬元現金到一部蘋果手機，再到如今的20萬元，達安基因的員工一次次出現在行賄名單中。盡管每次涉案金額不大，且公司層面均能以“員工個人行為”與案件進行切割，但這背后，都折射出了公司在內控缺失和合規方面的問題。

在醫療行業，“帶金銷售”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檢驗科、設備科等關鍵科室的主任意見，往往能直接決定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采購訂單的歸屬。這種“專業話語權”的變現，為商業賄賂提供了土壤。企業若想從根本上杜絕此類事件，僅靠一紙聲明遠遠不夠，更需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內部合規審查和風險控制體系。

業績“過山車”：砍研發、增營銷

達安基因的經營業績也正在經歷“過山車”行情。

作為國內分子診斷領域的龍頭企業，達安基因在2020年至2022年的疫情期間，迎來史無前例的業績爆發。憑借核酸檢測試劑的巨量需求，公司三年間歸母凈利潤分別高達24.49億元、36.18億元和54.12億元，累計凈利潤超過115億元，賺取了其上市二十年以來超九成的利潤。

然而，隨著防疫政策調整，市場需求驟減，達安基因的業績神話轟然倒塌。2023年，公司營收從前一年的超120億元斷崖式下跌至不足12億元。進入2024年，情況進一步惡化，全年實現營業收入僅8.53億元，同比下降27.76%；歸母凈利潤更是巨虧9.25億元，同比暴跌983.98%，成為IVD行業的“虧損之王”。

進入2025年，虧損仍在持續。8月29日發布的半年報顯示，公司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3.39億元，同比下滑15.44%；歸母凈虧損1.82億元。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相較于去年同期虧損3.99億元有所收窄，但這主要是得益于參股公司股價波動帶來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屬于非經常性損益。如果看扣非凈利潤，則虧損額從去年同期的1.79億元進一步擴大至2.65億元，這表明其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仍在惡化。

公司將業績下滑歸因于行業集采、檢驗收費降價及增值稅率調整等外部政策因素。但財報中一些費用的反常變動，揭示了達安基因在內部經營策略上也有調整。

報告期內，達安基因研發投入1.32億元，同比大降29.66%。與此同時，其市場營銷支出卻同比大增70.16%。這種“一邊砍研發，一邊加營銷”的資源搭配，反映出在市場下行周期中，公司似乎更傾向于通過加大營銷力度來維持市場份額，而非通過持續的研發投入來構筑技術壁壘。

此外，疫情期間的應收賬款問題，也成為了侵蝕達安基因利潤的包袱。2024年，公司計提了高達4.8億元的資產減值準備，其中僅應收款項減值就達到4.18億元。這表明，疫情期間的部分銷售收入，最終可能無法轉化為真實的現金流，成為了壞賬。

面對業績持續滑坡，達安基因果斷“降本增效”。公司員工總數從2022年巔峰時期的2549人，驟減至2024年的1051人，優化比例近60%。高管薪酬也遭遇“膝斬”，總經理黃珞的年薪從2021年的近600萬元降至2024年的67.5萬元，降幅近90%；董秘張斌的薪酬也從2022年的533.74萬元降至60萬元，降幅同樣達到89%。

董事會內訌始末

比業績虧損和行賄風波更深層次的，是達安基因內部長達三年的控制權之爭。這場圍繞董事會席位的博弈，最終以創始技術團隊的全面出局和國資新股東的徹底接管而告終。

達安基因脫胎于中山大學的校辦企業，長期以來由具備深厚技術背景的管理層主導。轉折點發生在2020年，中山大學將其持有的達安基因控股股東股權，無償劃轉給廣州國資委旗下的廣州金融控股集團（簡稱“廣州金控”）。自此，擁有強大資本實力的“金融派”與公司原有的“技術派”管理層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

第一次正面交鋒發生在2022年的董事會換屆。當時，包括時任總經理周新宇、副總經理張斌在內的3名管理層核心成員在選舉中集體落選，取而代之的是多位具有廣州金控背景的董事。

而最終的“攤牌”則是在2025年5月。在當月董事會換屆提名中，廣州金控提出了一份幾乎完全由“自己人”組成的候選人名單。在這份名單中，除了三名獨立董事，其余六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里，僅有一人具備IVD行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其余五人均為金融、財務背景。

這份名單遭到時任董事、總經理黃珞和副總經理、董秘張斌的公開反對。兩人均在董事會會議上投下反對票。反對理由直指新一屆董事會的專業能力缺失。黃珞認為，公司需要的是能把握行業技術方向的戰略型掌舵人，而非“同質化純金融背景為主”的團隊。張斌則直接指出，這樣的董事會構成，讓公司能否保持行業競爭力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性”。

然而，胳膊終究擰不過大腿。在隨后的股東大會上，這份提名名單獲得通過。任職超過10年的黃珞和任職長達19年的“老臣”張斌雙雙出局。新一屆董事會由1985年出生的韋典含擔任董事長，并聘任了1995年出生的曾俊擔任董秘。至此，廣州金控完成了對達安基因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全面掌控。

這場“技術派”與“金融派”的內斗，背后是雙方對公司未來發展路徑的分歧。原管理層更強調技術創新和產品競爭力，而作為國資股東的廣州金控，則可能更看重資本運作效率和財務回報。如今，隨著董事會的“大換血”，達安基因的未來戰略走向，無疑將更多地體現出新控股股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