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內娛開始搞“世襲制”，星二代為何執著入圈

文 | 李蛋?

如果說早年的娛樂圈還保留著草根逆襲的想象力，那么近幾年，星二代們的集體亮相無疑宣告了內娛“世襲制”的崛起。

董璇的女兒小酒窩在社交媒體上的高頻亮相，憑借甜美外形和天賦唱功迅速吸粉，“姨母粉”們在評論區一片“我要守護小公主”；黃磊女兒黃多多不僅在賴聲川話劇舞臺上與一線演員同臺，還傳已在程耳新片中與湯唯、王一博搭戲；小沈陽的女兒沈佳潤干脆跨國出道，在韓國以K-pop solo歌手身份亮相；梅婷女兒曾慕梅、邵兵兒子邵子恒等也紛紛走上熒屏，以藝人身份自居。

這一連串名字和案例，讓人不禁發問：從小小童星到未來頂流，明星的孩子為什么幾乎清一色地還是在當明星？這種資源傳承正在怎樣重塑演藝圈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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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二代批量進場

在內娛，每隔幾年總會冒出一個顯眼的關鍵詞：頂流、待爆、次頂……今年的高頻詞條則是換成了星二代。最新這批星二代們，不再滿足于當觀眾熟悉的萌娃，而是正在借助父母的資源優勢，用多元化的方式闖入了公眾視野。

小酒窩高舒喬就是典型案例。作為董璇和高云翔的女兒，自出生起就是娛樂新聞的常客，董璇在她還牙牙學語時，就帶她上節目、曬日常。今年董璇參加《姐姐當家》后，小酒窩更是成為網友討論的焦點。軟萌可愛的小酒窩，也已經憑借自身性格收獲了一大批“姨母粉”。

而且與普通小孩不同，小酒窩很早就開始訓練聲樂、舞蹈等特長，在音樂比賽和兒童舞臺劇中展現自己的才藝，甚至有媒體評價她“內娛未來的多棲小花”。這種話在別人身上顯得荒唐，但在她身上卻有些順理成章，畢竟她從小就被放在聚光燈下培養。

再看黃多多，這位國民閨女在公眾視野中的成長就像一部連續劇。2014年參加《爸爸去哪兒》時，她還是那個戴著眼鏡、帶著書卷氣的小姑娘，如今已是紐約大學戲劇與視覺藝術專業的高材生。回國后的資源配置更是可以寫進教科書，不僅直接主演參演賴聲川話劇，程耳導演新片也有她的身影，搭檔湯唯、王一博這樣“實力+流量”的陣容。

有網友戲稱，黃多多實習期還沒結束就已經升正，這放在任何普通新人身上幾乎不可能，但她的父母黃磊、孫莉多年積累的人脈和口碑就是最硬的敲門磚。黃磊自己曾在節目里說“多多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但事實上，多多還未正式宣告進軍娛樂圈，就已然一舉一動都自動引發熱搜，自帶腥風血雨體質。

相比之下，梅婷的女兒曾慕梅走的是低調滲透的路線，雖然沒有頻繁上熱搜刷存在感，但父母在圈內積累的資源依然給她鋪平了道路。

曾慕梅繼承了梅婷的氣質，外形和鏡頭感俱佳，已經在一些電影演出中試過水。2022年特別出演的犯罪類電影《斷·橋》，2024年領銜主演由邵藝輝自編自導的電影《好東西》，2025年1月，憑借電影《好東西》獲得2024中國視頻榜-年度新人獎 、榮獲第31屆上海影評人獎年度新人女演員獎和2024中國銀幕風云榜年度新人演員稱號。

而邵兵的兒子邵子恒也是“父輩人脈”的受益者，2015年便與父親邵兵及妹妹共同參演電影《寶貝，對不起》，2024年在愛奇藝國際版與韓國SBS聯合制作的選秀節目《星光閃耀的少年》中以總決賽第一名C位出道。參加選秀時，他的最熱出圈話題正是“邵兵的兒子”。

還有小沈陽的女兒沈佳潤。小沈陽是喜劇演員出身，國內觀眾對他和他的喜劇形象早已形成固化認知，如果女兒也在國內發展，難免被“喜劇二代”的標簽綁架。沈佳潤于是聰明地選擇去韓國當solo歌手，以K-pop的練習生體系包裝自己，從舞臺到MV都走韓流審美路線，這樣一來既繞開了國內觀眾的固有印象，也把自己塑造成“國際范”的新偶像。

即便在韓國練習生競爭激烈，她依然可以借父母的人脈、國內媒體的追蹤報道獲得額外曝光。她在韓國出道消息剛一傳回國內，立刻被各大娛樂號爭相轉載，上熱搜不在話下。這是典型的“在別處當新人、在國內當熟人”的策略，恰恰打破了以往星二代只能在本土發展的局限。

這五位星二代的成名路徑看似不同，底層邏輯卻出奇一致，都是“父母資源+早期曝光+專業團隊+天然流量”。他們從起跑就擁有專業訓練和曝光機會，不必像普通新人那樣經歷漫長的摸索和無數次拒絕。他們不僅僅是個體藝人，更是“父母IP”的延伸，是一場資本、媒體和家族共同塑造的“接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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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拼爹”成為常態

事實上，公眾這幾年對拼爹二字的敏感程度已經大不如前，甚至隱隱有褒獎之意。尤其在娛樂圈，拼爹幾乎成了默認的捷徑。有資源、有背景，機會就會自己送上門，大家早已不再相信寒門出貴子的浪漫敘事，而是在星二代身上看到“階層固化”的現實投影。

從陳凱歌給陳飛宇在《妖貓傳》劇組量身定制導演助理崗位開始，星二代們的“起步價”就高到離譜。

陳飛宇17歲就主演青春片《秘果》，被包裝成最具潛力的青年演員，這種資源扶持幾乎是普通藝校學生十年磨一劍都難以企及的。吳剛在《狂飆》中為兒子岳陽安排角色，即使播出后被觀眾痛批“擠眉弄眼像小丑”“到他的戲份就跳過”；張光北擔任《覺醒年代》監制時，女兒張思樂同樣演技遭群嘲，仍能穩占角色。

更現實的是，這種模式在短視頻、直播和粉絲經濟的催化下愈發穩固。昔日懷才不遇的演員或許還能靠一個角色翻紅，如今想在星二代的層層包圍中突圍幾乎比登天還難。由此導致，內娛的選角邏輯也在悄然改變，在拼演技之前，先拼資源，在拼資源之前，先拼父母。

當然，這種階級固化不只表現在起點高低，還表現在行業心態。曾經的演藝圈還有一絲“草根逆襲”的可能，大家愿意相信“只要夠努力就能紅”，但現在，任何一個新人想要出頭，都離不開資本的推波助瀾。這種風氣對整個行業的創作力無疑是致命打擊，當新人們的努力方向從磨煉技藝轉向攀附資源，作品質量和原創精神自然式微。

有意思的是，星二代自己也在這種矛盾里掙扎。一方面，他們得以享受父母資源、輕松進入大眾視野；另一方面，他們也背負著“靠父母”“不配”的罵名，作品一旦稍有瑕疵便被放大十倍檢視。

就像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一點看，星二代的形象演變本身就是一部價值觀變遷史。十幾年前，當星二代這個標簽還帶著調侃意味時，很多明星的孩子其實在刻意與父母保持距離，想要擺脫“靠爸靠媽”的質疑。

竇靖童是典型例子，她拒絕在公眾場合借王菲之名炒作，堅持自己寫歌、演出、組樂隊，音樂風格叛逆到甚至不太好商業化。陳佩斯之子陳大愚在話劇舞臺上蟄伏15年，一直在小劇場演到凌晨，觀眾一排排地數過來，幾乎沒人認出他是“陳佩斯的兒子”。

曾經那些年，星二代更像是帶著隱形負擔的特權邊緣人，他們既享受父母資源又害怕被質疑，一直在用作品證明自己配得上這份關注。

而如今，隨著娛樂工業化和粉絲經濟的發展，拼爹不再是羞澀的小心思，反而成了可以堂而皇之亮出來的資本。社交媒體上，明星父母公開為子女站臺、帶流量、推項目已是常態。品牌方、制作公司也主動在宣傳物料里強調“XX的女兒”“XX的兒子”，仿佛血統就是品質保證。

曾經“去標簽化”是必須的修煉，現在“標簽化”反而成了最大的賣點，甚至有人把拼爹包裝成榮譽，讓“繼承”聽上去有點像“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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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二代的光環背后

這種價值觀的轉向背后，實則是整個行業競爭邏輯的變形。當拼爹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最先受損的是行業的專業性。

真正有才華、有抱負的年輕人很容易被這種環境帶偏，認為與其閉門苦練臺詞、鉆研戲劇技巧，不如去琢磨如何進入一個“圈子”、如何和“老師”拉關系。這并不只是“公平”的問題，更是創造力枯竭的問題。

一個生態要想充滿活力，就得不斷有新鮮血液、異質背景的人才進入。星二代的集體涌入如果意味著多樣性，那還好，但目前的趨勢是資源高度集中，審美趨同，冒險精神下降。當一大批作品都用同一類面孔、同一類背景、同一類成長經歷的人來演，觀眾自然會疲倦，作品質量也會不可避免地滑坡。反過來，資本為了降低風險會更加不敢啟用新人，形成惡性循環。

部分網友對星二代的逆反心理，也正源于對這種惡性循環的本能抗拒。大家并非討厭某個孩子，而是討厭“機會只有他們有”的不公平感。尤其在短視頻時代，網友扒資料、比家境、算資源，一清二楚。一個完全陌生的臉只要被發現是“某某之子”，輿論方向立刻180度大轉彎，從“哇新人”變成“拼爹怪”。

但可惜的是，行業似乎還沒意識到這種情緒的危險。當觀眾覺得“反正你們圈里都是拼爹”，那么大家對整個國產影視的信任感、期待值也會下降。票房下滑、口碑崩塌，這些市場反饋最終都會回到那些看似風光的“世家子女”頭上。父母可以給他們一個C位的起點，卻無法保證他們在公眾心中有同等的耐力。

回到星二代們身上，他們的出生并沒有“原罪”。如今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要不要允許星二代入圈”，而是“如何讓他們和普通新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當我們看到一個星二代確實有實力、有努力、有作品，也應當給他們公正的評價；當我們看到資源分配完全傾斜、作品質量一再下滑時，也要敢于說“不”。這種分辨力，是觀眾、行業、媒體共同需要修煉的能力。

打破“世襲制”并不意味著要排斥星二代，而是要打破“資源必然向他們傾斜”的鐵律，讓所有人都能憑實力被看見。

觀眾用遙控器投票，市場用票房說話，資本用真金白銀試探，最終誰能站在聚光燈下，還是得靠作品和口碑說話。只有那樣，中國影視行業才有可能真正迎來百花齊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