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當年向農村姑娘求婚被拒，現在想想也許這是最好的安排

1969年3月中旬，天津城的早春還帶著料峭寒意，天津二十七中校園里卻一片火熱。十七歲的初中畢業生張明新和三十多個同學跟老師鞠躬道別，背著行李，提著提包，跟著人流踏上了前往火車站的路——他們響應國家號召，要到河北省邯鄲地區的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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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天津知青的火車哐當哐當駛出天津站，張明新扒著車窗望了一眼漸漸模糊的城市輪廓，心里又激動又忐忑。他和同學們擠在硬座車廂里，有人唱著革命歌曲，有人興奮地討論著農村的模樣，也有人悄悄抹著眼淚。火車到達邯鄲后，大家下了火車換汽車，汽車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顛簸，直到第二天下午，他們才抵達雞澤縣洺河沿岸的深底大隊。

深底大隊地處洺河沿岸，村子周邊都是一望無際的平原，那里盛產小麥，鄉親們的生活水平可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逢年過節或農忙時節，基本都能吃上白面饃饃。

來到深底大隊，張明新他們五名男知青和五名女知青被分派在深底七隊插隊落戶，七隊的劉隊長把他們領進隊部前院牲口棚院子東側的兩間土坯房子里，苦笑著說：“你們先湊和住幾天，過幾天就給你們拾掇新住處。”屋里沒有床，社員們早已鋪好了厚厚的麥秸稈，十個人就睡在地鋪上，五名男生一間房子，五名女知青住另一間房子，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發霉的味道。

安頓好知青們的住處，劉隊長又安排小隊會計的媳婦李嬸和他侄女劉桂芳負責給知青們做飯。第一次見到劉桂芳時，張明新愣住了——十六歲的劉桂芳個頭高挑，扎著兩條烏黑的長辮子，一笑就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像兩排整齊的玉米粒。知青們私下里議論說，劉桂芳比天津城里的姑娘還漂亮，尤其是那雙眼睛，亮得像洺河的水。劉桂芳只有小學文化，話不多，每次做好飯就安靜地站在旁邊，聽知青們講天津話，眼神里滿是好奇。

春耕春播開始前，劉隊長安排社員把隊部院子里那三間存放農具雜物的房子收拾出來，五名男生住一間，五名女生住一間，中間的屋子是做飯和吃飯的地方。麥秸稈鋪的地鋪換成了木板床，雖然簡陋，但總算有了“家”的模樣。春耕春播開始后，李嬸和劉桂芳就沒空幫知青做飯了，她們也要下地參加生產勞動。好在女知青們早跟著李嬸學會了蒸窩頭、熬玉米粥，雖然做飯不像李嬸和劉桂芳那樣麻利，但總算能自己動手填飽肚子。

春耕春播生產忙碌又繁重，張明新第一次挑糞，沉甸甸的擔子壓在他肩膀上火辣辣地疼，汗水順著臉頰往下淌。劉桂芳和女知青們一起用架子車拉糞，她們臉上也都冒著熱氣，身子往前傾著，拉車的繩子好像都勒進了肩膀里。休息時，女知青們圍著劉桂芳問東問西，她總能耐心解答。碰到男知青，劉桂芳也會笑著點點頭打招呼，卻從不多說一句話，像株安靜的向日葵。

朝夕相處了一些時日，知青們漸漸和劉桂芳熟絡起來。下工后，女知青們會拉著她學唱歌，給她講天津城里的生活方式。劉桂芳也會把自己納的鞋墊送給她們，幫她們縫補磨破的衣服，教她們學做針線活。空閑時間，張明新總能看到她們圍坐在院子里說笑，劉桂芳的笑聲清脆，像洺河的流水聲，聽得他心里暖洋洋的。

當年秋后，隊里給知青蓋了新房子，七隊知青點就建在劉桂芳家胡同南頭，走路只要兩三分鐘。新住處有五間土坯房，男生女生各住兩間，中間一間當廚房。搬新家那天，劉桂芳來幫忙收拾房子，還端來大半盆煮好的紅薯，笑著對知青們說：“剛出鍋的，又甜又面。”

從那以后，空閑時劉桂芳總愛往知青點跑，跟女知青們學唱《北京的金山上》，聽她們講天津的勸業場、狗不理包子。她也教女知青們納鞋底、做布鞋，指尖翻飛間，鞋底上就繡出了漂亮的針腳花紋。知青們都喜歡她，喊她“桂芳妹子”，有啥好吃的也總想著給她留一份。

日子一天天過去，劉桂芳越長越漂亮，眉眼間添了幾分成熟和優雅，她成了社員們口中的“九天仙女”。隊里的年輕小伙子們下地時總愛往她身邊湊，幫她干農活，幫她挑水。幾名男知青也開始找借口接近她，有的假裝問農活，有的故意講笑話，張明新也不例外——他總盼著能在地里碰到她，哪怕只是說句話，心里也滿足。劉桂芳性格隨和，對誰都是一副笑臉，卻從不對誰格外熱情，始終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

1974年，政策有了變化，廠礦企業開始優先從插隊知青中招工招干。第一個招工名額下來時，知青們炸開了鍋——是去縣里的化肥廠，名額只有一個。女知青們都很期盼，男知青們卻主動把名額讓了出去：“你們女生在農村更不容易，先回城去吧。”其實，張明新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舍不得深底大隊，更舍不得那個扎著長辮子的姑娘。接下來的一年里，女知青們陸續被招到縣里或地區工作，有的去了供銷社，有的進了工廠，知青點里漸漸只剩下了男生。

到1975年秋后，深底七隊的知青就剩下張明新和另外兩個男生。小隊會計看張明新已經二十二三歲，模樣周正，干活又踏實，就琢磨著給他牽線。“明新啊，你看桂芳那姑娘咋樣？我看你倆挺般配，抽空我幫你去問問。”李會計把張明新拉到一邊，壓低聲音說道。張明新心里砰砰直跳，既期待又緊張，臉一下子就紅到了脖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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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沒過幾天，李會計就耷拉著腦袋回來了：“桂芳婉拒了，說你是城里知青，早晚要走。”張明新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想去找劉桂芳問清楚，卻又沒勇氣。后來有個男知青不甘心，偷偷給劉桂芳寫了張紙條，表白心意，結果劉桂芳當場就婉言拒絕了，弄得那名男知青滿臉通紅，尷尬了好幾天。

沒過多久，村里就傳來消息——劉桂芳和學校的民辦教師王慶才訂婚了。那個小伙子張明新見過，長相普通，個子不高，卻很文靜。聽到消息的那天，張明新和另外兩個男生坐在知青點的院子里，喝了半瓶散裝白酒，誰都沒說話。月光灑在院子里，洺河的流水聲隱約傳來，張明新心里像堵了塊石頭，悶得慌。“算了，人家桂芳有眼光，咱們也別惦記了。”一個男生嘆著氣說，張明新點點頭，心里卻充滿了惆悵和憂傷。

1976年初秋，劉桂芳結婚了。張明新和另外兩個男生湊了份子錢，給她隨了雙份禮金——給女方家的叫“添箱”禮，買了兩塊毛巾和一個暖水瓶；給男方家的是去喝喜酒的禮金。婚禮當天，劉桂芳穿著紅棉襖，頭上扎著紅頭繩，被新郎牽著手走出家門。張明新站在人群里，看著那抹紅色漸漸遠去，心里五味雜陳。

那年秋后，邯鋼的招工名額下來了，這次名額多。張明新和另外兩個男生毫不猶豫地報了名——他們終于下定決心離開深底大隊。去邯鋼報到的前一天，張明新特意繞到劉桂芳家門前，想跟她說聲再見，卻看到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臉上帶著溫柔的笑。他猶豫了半天，終究還是沒進去，默默轉身離開了。

到邯鋼工作后，張明新一頭扎進了車間，從學徒工做起，每天跟著師傅學技術，夜晚就在燈光下看書學習，日子過得很充實。1977年冬季，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張明新的心又活泛起來——他想回天津，想上大學。下班后，他就躲在宿舍里看書，啃著都快被他翻爛的高中課本，常常學到深夜。功夫不負有心人，1978年春天，他接到了天津紡織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終于回到了闊別九年的家鄉。

大學畢業后，張明新被分配到天津紡織機械廠工作，從技術員做到工程師，日子過得順風順水，卻一直沒結婚。家人催過，同事介紹過，可他總覺得少了點什么，心里那個扎著長辮子的姑娘，始終揮之不去。直到三十三歲那年，他才經人介紹和一名兒科醫生組建了家庭。

退休后，張明新心里總惦記著深底大隊的鄉親們，也牽掛著劉桂芳。2023年春天，他和四名男同學一起駕車來到了那個闊別四十多年的小村莊。洺河的水依舊流淌，村子里蓋起了磚瓦房，土路變成了水泥路，可空氣里的泥土香，還是當年的味道。

在村口的健身小廣場，他們碰到了年過七旬的劉桂芳。她頭發已經花白，卻依舊是原來的模樣，眼神還是那么明亮。當了三十多年村婦女主任的她，性格比原來還開朗，看到張明新，立刻快步走了過來，緊緊握住他的手：“明新哥，你咋來了？”

“回來看看鄉親們，看看你。”張明新笑著說，眼眶卻有點發熱。

“哥，你一點都不老，還是年輕時的模樣，就是發福了。”劉桂芳拉著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說起了當年的事，卻忘了跟其他知青打招呼。

“當年李叔給咱倆介紹對象，我不是不喜歡你，是我覺得我配不上你。你們城里知青，早晚要離開農村，我怕……”

聽了劉桂芳的話，張明新心里一酸，這樣的顧慮他當年也想到了，不能怪劉桂芳。他后來也聽說了，當年在其他大隊插隊落戶的天津知青，有兩個跟農民結婚的，后來知青返城，那兩個人都離了婚，日子過得一地雞毛。“還是你有遠見。”張明新感慨道。

這個時候劉桂芳才想起和其他知青打招呼，她拉著大家的手說：“走，先到我家喝口水歇一會，晌午我請你們下飯店。”

那次見面，張明新和劉桂芳加了微信。回到天津后，他們經常在微信上聊天，回憶當年在深底大隊的日子——春耕時的汗水，秋收時的喜悅，知青點里的笑聲，洺河畔的晚霞。張明新還邀請劉桂芳到天津游玩，說要帶她去看看勸業場，嘗嘗狗不理包子。

今年秋天，劉桂芳真的來了天津。張明新把當年一起到邯鄲插隊落戶的知青都召集到一起，大家陪著劉桂芳逛了五大道，看了天津之眼，吃了地道的天津小吃。站在海河邊上，劉桂芳看著來往的游船，笑著說：“當年聽你們說天津有多好，今天總算見識到了。”張明新看著她的笑臉，心里暖暖的——當年的青春遺憾，如今都變成了醇厚的友誼，像洺河和海河的水，綿長而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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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張明新會想，如果當年他留在農村，和劉桂芳結婚，日子會是什么樣？但他很快就釋然了——人生沒有如果，當年的選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些在洺河畔度過的青春歲月，那些刻在心底的記憶，還有如今這份跨越半個世紀的友誼，都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藏。

作者：草根作家（感謝張明新老師真情講述）